悼念科林．巴克（Colin Barker）（1939—2019）——一位致力於自下而上的社會主義願景的馬克思主義者

              Alex Callinicos    宋治德 譯

譯按：原載於《社會主義工人報》（Socialist Worker）網頁2019年2月6日之文章。

 

科林．巴克（Colin Barker）（1939—2019）

科林．巴克（Colin Barker ）是在過去數天內，繼埃里克．歐林．賴特（Erik Olin Wright）和傑瑞米．哈迪（Jeremy Hardy）後，又一位離開了我們的傑出社會主義者。在1950至1970年代間，以圍繞托尼．克利夫（Tony Cliff）為首的「國際社會主義者」（International Socialists）團體（現在是社會主義工人黨（Socialist Workers Party））的一批優秀知識分子，科林屬於當中離世的最後一位了。

1960年代初，科林在牛津大學讀書時加入了國際社會主義者團體，他後來搬去了曼徹斯特而在曼徹斯特理工學院（Manchester Polytechnic）任教，現為曼徹斯特都會大學（Manchester Metropolitan University）。他和他的終生伴侶、社運活躍人士埃瓦（Ewa）在那裡生活，並養大了他們的孩子。

1960年代間，科林與克利夫緊密合作。他們尤其要力圖掌握迅速變化的工人運動的發展。他們共同撰寫了一本小書《收入政策、立法、車間員工代表》（Incomes Policy, Legislation, and Shop Stewards），其預示了1970年初期在英國爆發的基層員工進擊的趨勢。

1970年代，科林是《國際社會主義》（International Socialism）期刊負責評論專欄的編輯。在那時，他委托我寫一些評論，我開始瞭解他。在我們之間的通信中，科林有禮貌地糾正了我的錯誤和浮誇的文風，教導我應該如何寫作。我的第一本著作《阿圖塞的馬克思主義》（Althusser’s Marxism），雖然他對此書並不熱忱，卻十分耐心地對其進行校訂工作。

科林作為一位智識良師，教導了好幾代人，我當時只是在眾多親炙於他的年輕社會主義者中的一員。我們喜歡他的熱情、善良和幽默（他有著感染力的格格笑聲）。雖然如此，但我們清楚他具備的這些特質之中，同時秉持著一種對追求智識真理的嚴謹態度。

他這種對追求智識真理的嚴謹態度，呈現在他於1970年代間介入了眾多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對有關國家與資本之間關係的辯論中。他指認出其他人遺漏的兩個重要面向。首先，國家是作為資本，換句話說，不止是提供資本積累的條件，而是自身作為資本而行事。第二，國家是「複數」的形式，存在於競爭的國家體系之中。克利夫早期的國家資本主義理論，便是建基在這些洞見之上而發展起來的。

然而，科林從未退縮在純粹理論的學術象牙塔裡。1970年代後期，他對發起成立反納粹同盟（Anti-Nazi League）的組織起了積極的作用。在1980—81年，當波蘭爆發了「團結工會」（Solidarnosc）的大型工人運動期間，科林支持他的波蘭裔妻子埃瓦，去到當地作現場採訪報導。在團結工會運動被軍事政變鎮壓之後，科林和埃瓦特地為《國際社會主義》期刊撰寫討論團結工會運動失敗的專題文章。

科林後來寫了一本關於這次波蘭工人運動經驗的優秀著作《被壓迫者的節慶：團結、改良與革命，1980—1981》（Festival of the Oppressed: Solidarity, Reform and Revolution in Poland, 1980-81），他也編纂了一書《革命預演》（Revolutionary Rehearsals ），裡面收錄的文章，討論從1968法國五月風暴到1978—79的伊朗革命等的工人起義。

科林繼續研究馬克思主義的資本主義國家理論，其文章主要以草稿形式在網路上發表。爾後，他的智識興趣逐漸轉向瞭解社會運動的性質和動力。

一如既往，科林的研究總與現實政治存在關聯。就像他對英國工人階級運動（在1960年代末到1970年代初復甦之前）鬥爭模式的研究一樣，到了1999—2001年間，全球各地爆發反對資本主義全球化和帝國主義戰爭所引起的龐大群眾運動，他同樣以嚴謹的馬克思主義方法對其作出研究。

他通過曼徹斯特都會大學舉辦的年度社會運動會議，幫助建立起一個跨越學術與行動主義兩者界限的激進知識分子社群。科林即使在曼徹斯特都會大學退休後，由於他的工作以及他給予年輕學者的不斷鼓勵，他的影響力持續增長。

他對社會主義工人黨在2012—13年經歷的嚴重內部危機而作出的決定，離開他50多年前加入的組織。這對於我和許多本黨的同志來說，實是一個非常遺憾的消息。

雖然科林離開了本黨，但沒有抹去我們曾經一同在漫長旅途上所共同發展起來的遺產。在上週日（譯按：2月3日），他給他的朋友和同志的最後一封電郵中，重申了自下而上的國際社會主義傳統的社會主義願景。當我為科林哀悼並向埃瓦和他們兩個女兒表達我的慰問之時，那個願景是與我對我們時代的追憶交織在一起的。

階級是埃里克．歐林．賴特（Erik Olin Wright）智識生涯的關鍵主題

Alex Callinicos         宋治德 譯

譯按：原載於《社會主義工人報》（Socialist Worker）網頁2019年1月29日之文章。本文亦為「中文馬克思主義文庫」紀念賴特系列之二，系列之一〈埃里克．歐林．賴特（Erik Olin Wright）（1947—2019）——從馬克思主義的階級理論到「真實烏托邦」計畫」〉。

埃里克．歐林．賴特（Erik Olin Wright）（1947—2019）

馬克思主義社會學家埃里克．歐林．賴特（Erik Olin Wright）上週因白血病逝世，享年71歲。他在生命最後的數月裡，在自己部落格留下的文字，思路清晰，心境坦然，平靜沉思後寫下了「我終會如星塵般消散，返回到更一般的物質狀態」。

儘管我們在1960年代末，都是同一所牛津大學的學生，但我是到後來才知道埃里克的。我特別記得，2009年6月，他和我都參與了由凱特．阿歷山大（Kate Alexander）組織的在南非約翰內斯堡大學（University of Johannesburg）舉行的一個有關階級的研討會。

階級確實是埃里克智識生涯的主題，他主要在美國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分校（University of Madison-Wisconsin）教授社會學。他試圖要做的，就是將馬克思的階級理論與主流的社會科學的實證和定量方法結合起來。一般情況下，馬克思會在這樣的嘗試中消失了，但這卻不適用於埃里克的例子。

他從未忽視馬克思的核心主張，即階級是一種社會關係，其建立在社會中的一部分人對另一部分人的剝削之上的。尤其是在這三本出色的著作：他的博士論文《階級結構與收入分配》（1979）（Class Structure and Income Distribution）（譯按：應為《階級結構與收入決定》（Class Structure and Income Determination））、《階級》（1985）（Classes）（譯按：中國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出版了中譯本）以及《階級的重要》（1997）（Class Counts）。他的著作的特色，以宏大且精確的概念與嚴謹的實證結合了起來。

或者，他最著名有關階級的創新理論，就是「矛盾的階級位置」（contradictory class locations）。埃里克認為，在現代先進的資本主義社會中，有很大一部分的勞動力同時享有某部分資本家和某部分工人的財產。這是真實的，例如經理和主管級別的人員，他們屬於受薪雇員，但他們代表資本以確保對大量工人的剝削而行事。對於埃里克來說，這表明資本主義的階級結構比馬克思所預測的更為複雜，因此，通往社會主義的道路將更為困難。

無論這個理論的政治後果如何，在我看來，矛盾的階級位置的概念是卓有成效的。遺憾的是，在1970年代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們之間對於是否放棄馬克思的勞動價值理論（labour theory of value）所掀起的一場爭論，其對埃里克產生了負面的影響。這裡有兩個方面。首先，馬克思自己對資本主義剝削的分析，是建基在勞動價值理論之上的。他認為，所有新的價值都是由勞動創造的，但資本家將其中一部分——剩餘價值——作為利潤私占了。

放棄馬克思的勞動價值理論

如果你放棄這個勞動價值理論，那你對剝削必須提出不同的解釋。埃里克從經濟學家羅默（John Roemer）那裡得到啟發。例如，羅默說技術工人剝削較低技術的工人。更一般而言，這種方法傾向於將階級化約為收入差異，而不是在生產關係中的位置，這正是埃里克從一開始要拒絕的那種主流的階級論述。值得贊揚的是，他通過其智識生涯而抵制了羅默的剝削理論的這一意涵（譯按：作者是指羅默放棄勞動價值理論而代之以工人收入差異的剝削理論，但含蓄指出賴特是同意放棄勞動價值理論的）。

第二方面，勞動價值理論亦是馬克思此一論點的基礎：資本主義本身容易受到利潤率下降趨勢的經常性經濟危機的影響。相反，埃里克對此認為（這情況就如他和布里格斯（Harry Brighouse）與我，針對我的《論平等》（譯按：台灣唐山出版社2018年出版了中文重譯本）（Equality）一書的辯論），「資本主義是一種具有相當大靈活性和能力的社會體系，能夠應付過去」。

我們在這方面的分歧，在約翰內斯堡研討會上再次出現，該會議舉行（譯按：上文已提及是2009年6月）正好是由2007—08年全球經濟崩盤後所引發的全球性經濟衰退的高峰期間。我認為埃里克低估了它的意義。

他相信，改良資本主義的空間比起革命社會主義者所說的（如我認為的），要大得多。埃里克的後期歲月，主要的智識焦點集中在探索可能的改良和實現這些改良的策略。《真實烏托邦》（2009）（Envisioning Real Utopias）（譯按：台灣群學出版社2015年出版了中譯本）一書便是致力於此。他在《雅各賓》（Jacobin）雜誌發表的一篇文章，名為〈今日如何成為一個反資本主義者〉（2015）（How to Be an Anticaptialist Today ），概括了其複雜的論點，他呼籲社會主義者「拋棄摧毀資本主義的幻想」，並且集中於「馴服和削弱資本主義」。

埃里克的這類文章，與他的其他所有作品一樣，都是非常謹慎和精巧地進行論證。他顯然是一位勤懇的模範老師，深受學生們的愛戴。我對他的家人、朋友和學生，致以慰問。所有社會主義者，都應該為失去了一位非常有創造力的馬克思主義知識分子而哀悼。

譯按：「中文馬克思主義文庫」紀念賴特系列
〈埃里克‧歐林‧賴特（1947-2019）——從馬克思主義的階級理論到「真實烏托邦」計畫
〈墜入真實烏托邦︰Erik Olin Wright 速寫（修訂版）〉
〈我們所有人的榜樣——悼埃里克‧歐林‧賴特〉
〈真實烏托邦的實踐與理論〉
〈今天如何成為一個反資本主義者〉

賴特（Erik Olin Wright）（1947—2019）生前專訪：階級為何重要？

福山為何仍然沒能理解歷史？

Alex Callinicos         宋治德 譯

譯按：原載於《社會主義工人報》（Socialist Worker）網頁2018年10月23日之文章。

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出版了新書，標題異常枯燥乏味——《身份認同》（Identity）（譯按：該書全名為《身份認同：對尊嚴的要求與怨恨的政治》Identity: The Demand for Dignity and the Politics of Resentment），不太受人注意。但對比1992年，他的《歷史之終結與最後一人》（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一書問世時，情況就大不相同了。

 

福山在他的新書裡，嘗試解答川普時代的階級問題。

他那時已經很有名了。1989年，在總統老布希轄下的國務院擔任政策規劃副主管期間，他發表了一篇名為〈歷史的終結？〉的文章。

他認為，美國在冷戰時期對斯大林主義俄羅斯的勝利，標誌著自由資本主義對共產主義的最終勝利。因此，這就是歷史的終結。

福山跟隨偉大哲學家黑格爾，將歷史理解為相互是對手的意識型態之間的鬥爭。他爭辯道，共產主義代表了能夠挑戰資本主義的最後一套進步思想。因此，它一旦失敗，歷史就結束了。

福山被視為由美國總統雷根和英國首相柴契爾所闡述的資本主義「必勝論」（triumphalism）的代言人。

這樣說，對福山也是不公平的。在一個著名的段落裡，福山說「歷史的終結將是一個非常傷感的時刻」，它由「經濟計算、無止盡地解決技術問題、環境關注以及滿足複雜的消費者需求」所主導的。

但在書裡（譯按：應是指《歷史之終結與最後一人》）他所闡述的論點，提出革命的馬克思被視為死狗了。

 

《歷史之終結與最後一人》

1992年，我與福山就關於他的書，在曼徹斯特市進行了一場辯論。在場的二百多名觀眾之中，沒有人打算支持他的論點，令到他不情願地承認：「我猜在曼徹斯特市歷史尚未結束。」

在其後的二十多年裡，歷史證明自己在各地都是頑強地活著。福山改變了他對馬克思的看法。回到1989年，他寫道，「當然，階級問題實際上在西方已經得到了解決。」

階級

「現代美國的平等主義代表了馬克思所構想的無階級社會的重要成就。」

到了2016年，福山有了不同的想法。他嘗試解譯川普當選的原因。他在《金融時報》（Financial Times）的文章寫道，社會階級「似乎已經在無數的工業化和新興市場的國家中，變成一個最重要的社會分裂」。

福山接受《新政治家》（New Statesman）雜誌的訪問，推銷他的新書時，甚至更走前一步。

他說：「到了這個時刻，在我看來，馬克思所說的某些情況被證明為真實的。」

「他（譯按：指馬克思）談到了生產過剩的危機……工人將陷入貧困，因而需求不足。」

但福山仍然堅持他原初文章的基本框架。他認為歷史發展由黑格爾所說的「爭取肯認（recognition）的鬥爭」所驅動的。這不僅體現在意識型態的鬥爭之中，也體現在當代的身份政治之中。

縱然福山以各種方式誤讀了黑格爾的思想，但他也犯了與黑格爾同樣的將思想作為決定性因素的錯誤。

馬克思會說，這沒有考慮到社會是如何通過由經濟關係的結構以及與之相互交織的生產技術來形塑的。

福山將政治只是表面地理解為意識型態的嬗變和權力鬥爭。早在1989年，他認為可以不用理會馬克思了，因為那些宣稱從馬克思思想中獲得正當性的政權（當然是錯誤的）已經土崩瓦解了。

過去三十年來，我們經受了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的批判其所具有持久重要性的這個痛苦教育，這種批判是對一個由階級剝削和週期性危機所界定的經濟體系。

但是福山落後了，把馬克思思想的一些東西釘在一個基本上不變的理論框架之中。

他專注於身份政治，卻沒有充分認識到他曾經慶祝過的新自由主義對此所造成的傷害，例如，鼓勵某些人去怪罪外來移民。

那些想要了解當代歷史的人，最好還是從馬克思開始。

關於《愛因斯坦遊記》英譯本對中國人的種族歧視評論之查證——他的香港見聞

       最近，英國《衛報》（The Guardian）的一篇報導，關於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出版了《愛因斯坦遊記：遠東、巴勒斯坦和西班牙，1922—1923》（The Travel Diaries of Albert Einstein :Far East,Palestine and Spain, 1922-1923）（以下簡稱《遊記》）的英譯本，披露愛因斯坦於1920年代初遊歷中國時在日記寫下了帶有種族歧視的評論，引起中文媒體的廣泛報導。

  據《衛報》報導所引述而引發爭議的一段如下：

“industrious, filthy, obtuse people...Chinese don’t sit on benches while eating but squat like Europeans do when they relieve themselves out in the leafy woods. All this occurs quietly and demurely. Even the children are spiritless and look obtuse…It would be a pity if these Chinese supplant all other races. For the likes of us the mere thought is unspeakably dreary.”

      《遊記》編纂者Ze’ev Rosenkranz講述愛因斯坦用了industious、filthy和obtuse三個字來形容中國人，中譯分別為「勤勞」、「骯髒」和「昏鈍」，尤其第三個字「昏鈍」（obtuse）極具冒犯性。Rosenkranz認為日記相關的內容，不啻與這位偉大的物理學家、反種族主義者和人道主義者，存在頗大落差。由於自己從小對愛因斯坦敬仰的關係，個人習慣從不輕易採信一些二手報導（雖然這篇報導訪問了Rosenkranz），還是要找相關原文核證才甘心，以及瞭解愛因斯坦在什麼脈絡底下作出這樣的評語。

         據德國《明鏡》（Spiegel）週刊的相關報導，亦是轉述《遊記》英譯本的出版消息，用字分別為emsige、schmutzige和stumpfsinnige，可能也是回譯。筆者尋遍網路世界都找不到《遊記》原文相關內容核證，大學圖書館亦沒有《遊記》德文版，實在不能確定德文原文也是否這三個字。最後唯有網購《遊記》英文版實體書，花了二十多歐元，對我來說真的不便宜。但當收到郵寄的實體書後，慶幸這筆錢還是值得花的，因為《遊記》英文版附有愛因斯坦日記手稿摹本的照片，結果有了新的發現。

 

《愛因斯坦遊記：遠東、巴勒斯坦和西班牙，1922—1923》

  《遊記》的相關內文

  閱讀了《遊記》相關的記載後，若以這段引文指責愛因斯坦具有種族主義的評論，個人認為有點冤枉愛因斯坦了。另外，《遊記》主要記錄的，其實是當時愛因斯坦在毗鄰中國大陸仍屬於英國殖民地的香港的見聞，他當時實際到過中國的地方只有上海，但《遊記》記敘不多。香港有些網路評論者急不可待以此《衛報》引述的《遊記》評論又再對中國人形象的成見加以「消費」一番，若然他們瞭解愛因斯坦上述段落所指的為當時的「香港人」（香港的華人）時，可能會失望了！

   首先，筆者請教了精通德語的中國同學幫忙，花費了一番功夫，確定相關報導內容手稿摹本的部分，原來德文為Flessiges、dreckiges和stumpfes（128頁）。據此，英譯本的三個字分別為industious、filthy和obtuse，英譯字面意思基本是精準的。而中文意思分別為「勤勞」、「骯髒」和「昏鈍」，「骯髒」在當時的狀況而言，畢竟是個客觀事實，主要是「昏鈍」一詞引起的爭議，似乎愛因斯坦真的具有這樣的意思。

《愛因斯坦遊記》手稿摹本照片，128頁。

    但是，當查閱三個字在《遊記》出現的段落和脈絡，卻有了不同的發現。原來英譯本該段將stumpfes譯為lethargic（同一個字，英譯者在其他地方有時又用obtuse），lethargic中譯是「冷漠」的意思。其次，《衛報》引述愛因斯坦遊覽中國的該段，實際不是當時的中國大陸，而是在香港，該段出現在11月10日條目之內，其記錄了愛因斯坦於1922年11月9月從新加坡到達香港且直到11月11日晚離開香港坐船去上海之前，在香港的見聞。因為重要，茲引英譯本整段：

“This morning I visited the Chinese quarter of the mainland side with Elsa. Industrious, filthy, lethargic people. Houses very formulaic, balconies like beehive-cells, everything built close together and monotonous. Behind the harbor, nothing but eateries[,] in front of which Chinese don’t sit on benches while eating but squat like Europeans do when they relieve themselves out in the leafy woods. All this occurs quietly and demurely. Even the children are spiritless and look obtuse. It would be a pity if these Chinese supplant all other races. For the likes of us the mere thought is unspeakably dreary.” 10-11-1922 （p.129）

中譯如下：

  「今天早上我與埃爾莎（譯按：愛因斯坦第二任妻子）去了內陸那邊（mainland side）（譯按：應該是九龍，見下述）中國人居住的地區。人們是勤勞、骯髒和冷漠的。房子非常刻板，陽台如蜂窩，所有建築緊靠一起和單調。在海巷後面，只有小餐館，中國人吃飯時不是坐在長椅上，而是像歐洲人在綠蔭叢林中解手時蹲下的姿勢，一切都悄然而故作莊重地出現。即使孩子們都無精打采和冷漠（譯按：德文仍是stumpfes，但英譯這裡卻用了obtuse）。如果這些中國人取代所有其他的民族，將是一件遺憾的事情。對於我們這些人來說，純粹這樣想是難以形容的鬱悶。」1922年11月10日（129頁）

           從《遊記》這個引起爭議的完整段落可以看到，愛因斯坦所指的中國人就是當時香港的華人。英譯者將stumpfes譯為lethargic，實際三個字應該是industious、filthy和lethargic，即「勤勞」、「骯髒」和「冷漠」才對。這裡若以「冷漠」甚至「麻木」的意思來理解，這就說得通了。但同一個德文字，該段後來又將其譯作obtuse，反而有點不通，難道指中國（即香港）的孩子們都是「昏鈍」的嗎？！不知是否編纂者Rosenkranz對《衛報》引述錯誤（《衛報》說他也是譯者，但書內沒有標示他是譯者），還是刻意要強調「昏鈍」的意思，愛因斯坦這裡用stumpfes，他顯然並非指智力上「昏鈍」具貶低的意思。但也毋庸諱言，這段最後一句和《遊記》記敘遊覽遠東其他地區時，他當時不其然流露一種白人的優越感。

           另外，原文德文festlandseite譯為英文是mainland side，或令英譯者也誤以為愛因斯坦在中國大陸對中國人的觀感。只要仔細看清楚，這是愛因斯坦到達香港翌日11月10日條目之內的記敘，11月11日晚愛因斯坦和妻子便乘船往上海，在逗留香港不到兩天之內，以當時交通條件，不太可能當中跨越邊境去中國內地。

         至於「內陸那邊」究竟是在香港哪裡？據《遊記》記載，在同一條目內，愛因斯坦此前曾遊覽太平山頂時目睹當時英國殖民統治的種族隔離政策，華人被禁止在山頂居住（實際限制地區不止山頂）。所以，後來說去「內陸那邊」華人居住的地方，極大可能是九龍尖沙咀那一帶，也符合在「海巷後面」的描述。

愛因斯坦在《遊記》裡同情香港勞動人民的記錄

    更重要的是，即使中青年的愛因斯坦在《遊記》裡流露有白人優越感的一面，不過，他也用了「樸素」（modesty）、「溫良」（gentleness）和「節儉」（frugality）來形容香港社會底層的勞動人民，並對他們的苦況表達了無限的同情。當他從上海（亦都用「骯髒」和「冷漠」形容中國人，頁193）再回到香港後，某天又遊覽完太平山頂步行下山時，沿途目睹不少苦力拖運磚塊到山上（當時主要為太平山上的殖民地高官權貴蓋房子或其他工程之用），有感而發寫道（英譯文字）：

“The entire route was taken up by Chinese men, women, and children, groaning while hauling bricks uphill. Most pitiful of people on Earth, cruelly oppressed and abused, treated worse than cattle; their reward for modesty, gentleness, and frugality.” 05-01-1923 (p.195)

    

中譯如下：

「中國的男人、婦女和兒童占據了整條道路，把磚塊拖曳上山而呻吟。他們是塵世最可憐的人。他們的樸素、溫良和節儉，所得的回報卻是受到比牛畜更糟糕的殘酷壓迫和虐待。」1923年1月5日（195頁）

    這裡清楚反映，愛因斯坦對於底層勞動人民同情的人道主義的關懷。但《遊記》英譯本編纂者Rosenkranz，卻完全不提這些內容。

《遊記》反映早期愛因斯坦對中國人的矛盾心態

    愛因斯坦《遊記》只是私人記事，他生前根本沒有打算公開發表出版，那時期也沒有公開作出這種評論。即使在《遊記》裡，私下對其他民族的觀感，用字無疑是輕率，但與種族主義的言論仍有距離。如果真的要批評，反而不是該段的「人們是勤勞、骯髒和冷漠的」，而是「取代其他民族」的說法。其實，他不止在香港，甚至在新加坡時也認為當地華人的高生育率會取代其他民族之類的說法（頁121）。無可否認，當時愛因斯坦流露白人優越的心態或對他者（the other）文化的輕蔑（還有對於中國女性的不尊重）。究其原因，這與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歐洲白人對於亞洲人一般抱有高生育率的一種偏見，或者源於「黃禍論」的一種文化恐懼表現。愛因斯坦生於那個年代，無可避免受到這種偏見的影響。

        從《遊記》裡看到，當時愛因斯坦對於中國人（包括香港華人）的觀感帶有矛盾的兩面性。一方面，有「取代其他民族」的說法；另一方面又是「樸素、溫良和節儉的」，至於他在香港或上海對於中國人的觀感均用了「冷漠」來形容，倒是接近魯迅先生筆下中國人「麻木」的精神面貌。另外，他在香港認識到殖民地的種族隔離政策，目睹底層勞動人民受到的壓迫，寄予了無限的同情，同時他又暗示他們對於這種種壓迫卻又逆來順受。

        所以，即使他早期的《遊記》內容曝光，不但不會否定他後期反種族主義者、人道主義者的形象，更讓我們較全面瞭解德國納粹上台前的年代他思想的矛盾之處，即對於他者文化的負面態度。不過，自從德國納粹黨於1933年攫取政權上台後，令當時身在美國的愛因斯坦無法回國，最終定居美國。愛因斯坦這段受到納粹主義迫害而成為政治難民的經歷，切身感受納粹種族主義的禍害，令他的思想有所醒悟。當他到美國時，目睹了黑人遭受嚴重的種族壓迫，深感震驚，他後來為此特地去賓夕法尼亞洲的林肯大學（Lincoln University）講演，因為該大學是美國首間向黑人頒授學位的大學。愛因斯坦中後期的人生經歷，才令他從政治上幡然成為一個反種族主義的人道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

The Travel Diaries of Albert Einstein :Far East,Palestine and Spain, 1922-1923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8

歷史的毀滅（The Destruction of History）羅伯特‧納萊（Róbert Nárai）

張維爾  譯   宋治德  校

校按：本譯文來自一位中國友人，要求代為校閱。原文刊載於美國《雅各賓》（Jacobin）雜誌網頁之文章。

  

羅伯特‧納萊（Róbert Nárai）是即將出版的盧卡奇未發表與未翻譯作品集的合編者和譯者。他也是澳大利亞組織「社會主義出路」（Socialist Alternative）的成員。

1956年6月27日，盧卡奇與前匈牙利總統薩卡希奇（Árpád Szakasits），在人民軍中央大樓。來源：Samai Antónia / hirado.hu

匈牙利的右翼政府正試圖摧毀盧卡奇檔案館——以及他的遺産

某個星期五，電話響起時太陽剛剛落下。布達佩斯市盧卡奇檔案館的邁什泰爾哈齊（Miklós Mesterházi）獲知匈牙利科學院（the Hungarian Academy of Sciences，MTA）將沒收館藏的全部手稿和書信。

接下來的星期一，MTA的雇員抵達並開始檢查藏品。他們查看了物品清單然後準備將材料搬到MTA下屬圖書館與信息中心的手稿與珍籍部門。

據MTA的說法，他們的决定是基於「學術完整」的精神——搬遷手稿將使他們能够把這些館藏數據化，從而讓更多學者可以接觸到這批材料。

但我們得把MTA的决定與匈牙利的歷史與政治情况聯繫起來。

匈牙利自1989年從國家社會主義向資産階級民主過渡以來，MTA就一直在裁員，使得研究和編輯的計劃近乎不可能實現。把盧卡奇的全部作品——有許多未發表的和尚待研究的——存置到這樣一個機構，既不能服務於「學術完整」也不能有助於「研究」的利益，甚至相反，令它們失去用處。

不僅如此，現在是一個威權政府控制著匈牙利，而它正想要改寫這個國家的過去。奧班（Vicktor Orbán）政權已經在致力恢復匈牙利的國族主義和法西斯主義傳統了。它推倒了為紀念那些與霍爾蒂（Miklós Horthy）軍事獨裁和箭十字黨（Arrow Cross）政權（校按：二戰時期與納粹德國狼狽為奸的匈牙利獨裁者和政黨）作鬥爭的人們的雕像，卻以吹捧反猶分子和通納粹分子的碑牌代之。

執政黨青民盟（Fidesz）將任何被它視作「異類」的人——外來移民、羅姆人、穆斯林、猶太人、共産黨人、社會主義者、自由派——當成替罪羊。它已經掌控了大量國家機關，又威脅要取締許多公民社會機構，包括中歐大學在內。

在這種妄想與恐懼的環境中，MTA並不想表現得像在支持一個「共産主義者」，所以在以合理化處置和提高效率的幌子下，他們正在破壞檔案館。

我們會失去什麽

盧卡奇檔案館是一處獨特的研究場所。

訪客們走過盧卡奇自1945年起至1971年去世所生活和工作過的房間。這間公寓——諷刺地在多瑙河畔俯瞰著自由橋——不僅保存著他的手稿，也有他的全部藏書，其中連同他所做的批注。這些年來，工作在這處場所的學者們差不多已經收集了這位偉大馬克思主義理論家曾發表過的所有東西。

可一旦MTA搬走手稿，檔案館就將失去它最寶貴的資産。一個例子可以讓我們看到它們的價值。

盧卡奇最重要的理論成就之一是將商品生産的社會影響理論化。在這個體系下，製成品被與創造它們的工人分離。資本主義下的勞動是低賤和單調枯燥的；它把工人變成了機器。整個這套過程都是被設計來使利潤最大化的，它把人類經驗的質性維度——勞動——轉化成可量化的時間量度。「在這裡」，他在《歷史與階級意識》寫道，「人格也只能無奈地作爲旁觀者，無所作為地看著他自己的現存在成為孤立的分子，被加到異己的系統中去。（校按：〈物化與無產階級意識〉」

商品生產儘管是人類勞動的産物，卻只能在非人的社會機制中——金錢、市場、資本以及工資——表達自身。它們對於人像是有生命的存在，作為自然的、敵對的而又安守其份的諸體系現於眼前，以至沒有人能將其理解，更別說掌控了。

商品生產一旦變得普遍起來，這種邏輯令人類存在的所有範疇置於它那數學理性之下。一套設計來處理數以千計案件的抽象的、形式上的法規，其負責制定生與死的法律系統。政治，從日常生活中分離出來後，開始顯得無法改變。巨大的差異分割為各個世界，而且每種存在的維度看起來都獨立於其它的。

盧卡奇後來在來自共産國際——開始是季諾維也夫掌舵，後來在斯大林手上——的壓力下放棄了這些立場。他激進的觀點是無法容于發生在蘇聯和國際共産主義運動內部的熱月反動。

至今，他爲自己辯解的最明顯的嘗試是在《歷史與階級意識》的1967年版序言裡。其中，盧卡奇稱他沒有分辨清楚對象化（objectification）（勞動）與異化（alienation）（勞動的一種神秘化形式）。

但當我拜訪檔案館的時候，剩下的最後一位職員塞凱伊（Mari Székely）告訴了我一系列盧卡奇自1933年起寫於莫斯科時期早期的未發表手稿。其中的一篇文章，是盧卡奇接觸到馬克思的《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校按：手稿在馬克思生前從未公開發表，直到1932年由蘇聯的馬克思恩格斯學院整理出版，盧卡奇於1930年代初在蘇聯為該學院工作而能讀到這份手稿）後而重新審視他早期的一些主張。在即將出版的文集中包括這篇論文——同樣還有其它以前還沒翻譯的1924年至1933年的材料——會澄清並深化認識這場辯論，進一步闡明盧卡奇的理論轉向以及他與斯大林主義那種不自在的調和。

這只不過是在一座仍待探索的巨大迷宮中發現其中一條未曾走過的路徑而已。

拯救現在

保護檔案館不僅僅是關於過去的事。它也關乎我們的現在，以及蘊涵在其中的可能性。

檔案館方面會定期舉辦會議和活動，讓來自匈牙利及世界各地的研究者可以聚在一起討論盧卡奇諸思想的批判潜力，其中許多仍然沒有被發表、被重視和被正確理解。

舉例來說，對於盧卡奇對商品形式的分析，一個常見的誤解就是忽略反抗的位置。資本主義的支配性邏輯是定量化的，但是質性——在人類價值的意義上——永遠不可能完全被排除掉的。儘管資本家感受到的利潤最大化的驅動力純粹是量化的，但工人們感受到的卻是種質性的東西：一種對他們個性和人性的侵犯。這種對他們生活質量的損害爲反抗提供了基礎。

MTA沒收盧卡奇手稿所借用的那個合理化處置和提高效率的幌子，表露出的正是資本家的量化邏輯；左翼以人的價值的名義對這一舉措的堅决抵制則表現了反抗的邏輯。

正是出於這種精神，一份反對MTA决定的聯署信——僅列舉一些包括赫勒（Agnes Heller）、弗雷澤（Nancy Fraser）和詹姆森（Fredric Jameson）等在內的超過一千五百多個簽名——於1月25日被送至科學院。類似的一份聯署信上載於網址change.org而正在網上流傳。

維護檔案館其所包含的理論體系——套用盧卡奇在《小說理論》中的話——將有助於引領我們度過黑暗的時代和揭示指引我們的那些星辰。

2018年2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