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ex Callinicos 移山
譯 宋治德
校
（校按：本譯文是來自一位中國大陸的筆友，要求代為校閱。小標題為校者所加。）
馬克思曾多次承諾過，一旦完成《資本論》，他將對「辯證法」作一個簡單的解釋。當然，他從未完成過《資本論》，因此也從未回過頭來解釋辯證法。自此，我們飽受這種在馬克思主義文獻中存在的落差之苦。在各種斯大林主義的教科書中的解說，被愛德華．湯普森（Edward Thompson）形容為「糟糕透頂的和極其可笑的唯物主義」，當然不能解決這種落差。因為在其中，辯證法被視為一套正式的「規律」，可以通過死記硬背來學習並被機械地應用出來。
對馬克思主義的辯證法當然也有具價值的論述。盧卡奇（Georg Lukács）1923年出版的《歷史與階級意識》就是馬克思主義的經典文本之一。但是這本書以一系列的文章，用一種通常是艱澀的哲學語言對幾個相互關聯的主題進行探討。我們可以從盧卡奇那裡學到很多東西，但是先需要花一番詮釋和批判的功夫（下文將論述）。此外，評估《歷史與階級意識》的意義還會涉入關於馬克思思想與偉大的德國哲學家黑格爾（現代辯證法的創始者）思想之間的關係的論戰，尤其是由法國共產黨理論家路易．阿爾都塞（Louis Althusser）的著作所引發的。
《革命的代數》一書的宗旨
因此，難怪任何要從事捍衛馬克思主義事業的人時常遇到一個請求：提供簡明指南以消除由辯證法的迷霧所引起的困惑。約翰．里斯（John Rees）的新書《革命的代數》（The Algebra of Revolution）就是對這一類請求者的回答。這書是從盧卡奇的「黑格爾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出發，對辯證法作出清晰又易懂的闡明，達到為讀者提供這個主題的簡便進路的目的，同時以深邃又嚴謹的方式處理了棘手且具爭議的問題。
正如約翰所強調的那樣，辯證法所涉及的根本問題並非一個晦澀或複雜的問題。它是對一個將自身呈現為——例如在大眾媒體和資產階級社會科學中——碎片的混亂集合的社會世界之理解問題。正如馬克思所堅持的那樣，這樣去理解社會世界，需要區分事物的表像及其潛在的現實或本質。但是，這個本質不是互不關連的事件的總和，而是總體（Totality）。黑格爾說： 「真理是全體（whole）」[1]。事物和事件只有放在關係網絡的語境中才變得可理解，關係網絡把它們緊密相連成一個相互關聯的整體。
但是，這一總體是矛盾的。辯證法思維的本質在於，認識到對立、衝突和鬥爭不是現實的次生層面，它可以通過一些社會工程手段或敵對階級決定「墜入愛河」並成為夥伴而被消除。黑格爾說：「矛盾則是一切運動和生命力的根源，事物只因為自身具有矛盾，才會有運動，才具有活力和活動。」[2]黑格爾對這個命題的理解，主要根據的是在概念內部發展的矛盾：自然和人類歷史的演化就是這種概念上的辯證法之一種表達。
然而，對馬克思而言，主要矛盾不是存在於思想中，而是構成社會現實的本質。這些矛盾，它存在於現行生產的社會關係朝向變成束縛生產力進一步擴大以及階級鬥爭發展（剝削者與被剝削者在這種衝突的框架內）的趨勢之中。生產力與生產關係之間以及階級之間的矛盾是社會變革的動力。因此，辯證思維將現實視為固有的歷史性，作為一個不斷運動的過程，其中現有形式被自身的內部缺陷所摧毀，而被新的形式所取代。
但是，這一總體是矛盾的。辯證法思維的本質在於，認識到對立、衝突和鬥爭不是現實的次生層面，它可以通過一些社會工程手段或敵對階級決定「墜入愛河」並成為夥伴而被消除。黑格爾說：「矛盾則是一切運動和生命力的根源，事物只因為自身具有矛盾，才會有運動，才具有活力和活動。」[2]黑格爾對這個命題的理解，主要根據的是在概念內部發展的矛盾：自然和人類歷史的演化就是這種概念上的辯證法之一種表達。
然而，對馬克思而言，主要矛盾不是存在於思想中，而是構成社會現實的本質。這些矛盾，它存在於現行生產的社會關係朝向變成束縛生產力進一步擴大以及階級鬥爭發展（剝削者與被剝削者在這種衝突的框架內）的趨勢之中。生產力與生產關係之間以及階級之間的矛盾是社會變革的動力。因此，辯證思維將現實視為固有的歷史性，作為一個不斷運動的過程，其中現有形式被自身的內部缺陷所摧毀，而被新的形式所取代。
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的德文第二版跋中，總結了他對辯證法的看法：
辯證法，在其神秘形式上，成了德國的時髦東西，因為它似乎使現存事物顯得光彩。辯證法，在其合理形態上，引起資產階級及其誇誇其談的代言人的惱怒和恐怖，因為辯證法在對現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時包含對現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對現存事物的必然滅亡的理解；辯證法對每一種既成的形式都是從不斷的運動中，因而也是從它的暫時性方面去理解；辯證法不崇拜任何東西，按其本質來說，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3]
這樣去理解辯證法，它實質上是作為一種智識和政治的傳統的馬克思主義，試圖分析社會世界的方法。
對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的爭論
也許有人會說：每門科學都有自己的方法，那麼辯證法有何特別之處？辯證法應該成為哲學反思的專題有兩個原因。首先，它與傳統社會科學中普遍使用的方法截然相反。這些方法，無論是傳統的實證主義形式，還是所謂激進的後現代主義形式，都基本上接受了社會世界的零碎表像及其在學院內的對應品——對理論的理解分拆為專門的「學科」。
但在左派內部對辯證法也有表達出抵制的流派——意大利哲學家盧西奧．科萊蒂（Lucio Colletti）在1960和1970年代的馬克思主義階段，對辯證法進行了多次攻擊。[4]更晚近的，屬於短命流派的分析馬克思主義者們（analytical Marxists），他們對辯證法同樣懷有敵意，自覺地著手改寫馬克思主義以符合主流社會科學的規範，其中之一約翰．羅默（John Roemer）將辯證法稱為「馬克思主義的瑜伽術」。[5]有趣的是，對辯證法的這種敵視使科萊蒂和分析馬克思主義者都脫離了經典的革命傳統。面對這種抵制，始終有必要弄清辯證法的性質並捍衛它以對抗攻擊和歪曲。
其次，存在一個問題：是否可以使用辯證法來研究物理世界和社會世界。恩格斯在身後出版的《自然辯證法》中強調指出，這樣做是可以的。諸如達爾文的自然選擇演化論其科學突破的意義，只能在對自然的辯證的理解之背景中，才是可理解的，據此，所有過程都受某些普遍定律支配（量到質的轉化，對立統一和相互滲透，和否定的否定）。恩格斯的辯證法通用理論是得到馬克思的知識和他的支持下發展起來的，但後來在斯大林主義為建構自身意識型態版本的「馬列主義」時被庸俗化了，並被用來為1940年代蘇聯壓制遺傳生物學辯解。這導致許多後來受到盧卡奇影響的革命馬克思主義者作出的回應是連帶一併拒絕自然辯證法的思想（儘管盧卡奇本人從未明確否認自然是辯證的）。但這在馬克思主義哲學家們中仍然是一個極具爭議的問題。
約翰．里斯以高超的技巧和沉著的態度處理了辯證法的爭議領域。他的敍述主要是歷史性的。因此，約翰帶我們進入了：黑格爾對辯證法的最初表述；馬克思和恩格斯對它的轉化；在第二國際內部的重大辯論中，辯證法主題的出現，特別關乎考茨基、羅莎．盧森堡和普列漢諾夫；列寧的哲學及其政治實踐之間的密切關係；盧卡奇和葛蘭西的黑格爾馬克思主義；以及托洛茨基關於辯證法的著作。對這些主題的處理是學術性且是全面性的，用易懂的文字，配以通常取材於政治和歷史的例子進行說明，而捨棄在傳統解釋辯證法的文獻中那類庸常的、甚至有誤導性的物理案例（水壺沸騰、橡子長成橡樹）。
馬克思的辯證法與黑格爾的辯證法
也許這本書最出色的地方是第2章。在第2章中，約翰討論了最具爭議的主題，即黑格爾主義與馬克思主義的辯證法之間的關係。恩格斯區分了黑格爾的辯證法和他的唯心主義體系：前者由唯物主義者接管，後者則被丟棄。但是，如果在不改變辯證法本身的結構情況下，究竟它的方法和體系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分離，這一點尚不清楚。[6]約翰敏銳地處理了這一難題。他強調了馬克思與黑格爾之間的連續性——前者受後者辯證法思想的很大影響，後者的辯證法思想本身就是孕育於法國大革命時期的所有矛盾之中。但他也指出了兩者之間的差異。黑格爾認為，所有矛盾最終都可以通過「絕對精神」的自我同一性來解決，因為「絕對精神」將人類歷史的整體視為自身發展的過程。然而，對於馬克思而言，矛盾不能在思想中得到解決；矛盾是在真正的歷史危機和鬥爭中被克服。在這些歷史危機和鬥爭中，舊的社會形式要麼被保存下來而損害人類進步，要麼就被集體行動所推翻。
約翰引用了《剩餘價值理論》中的一個重要段落。在其中，馬克思抨擊了約翰．斯圖亞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因為後者假定了供應和需求的同一，以及生產和消費的同一，因而斷言危機是不可能的。「這裡……，兩個階段的潛在的、恰好在危機中顯示出來的強制統一，是相對於同樣存在的、甚至表現為資產階級生產特徵的這兩個階段的分離和對立。」然而，事實上：
……這個運動本質上是兩個階段的統一，那麼，這個運動本質上也是兩個階段的分離和彼此獨立。但因為它們畢竟有內在聯繫，所以，有內在聯繫的方面的獨立只能強制地作為具有破壞性的過程表現出來。正是在危機中，它們的統一、不同方面的統一才顯示出來。[7]
換句話說，生產和消費，並不像資產階級經濟學家所斷言的供給產生自己的需求那樣，迅即彼此相同。它們是自相矛盾的整體的「不同方面」。生產和消費的「統一」體現在對立中，事實是商品生產者無法必然地為他們的商品找到市場。因此，當商品大量滯銷時，生產和消費的真正相互依賴「在危機中顯現出來的強制統一」。
馬克思這樣總結自己和穆勒的方法論差異：「在經濟關係——因而表示經濟關係的範疇——包含著對立的地方，在它是矛盾，也就是矛盾統一的地方，他就強調對立的統一方面，而否定對立。他把對立的統一變成了這些對立的直接等同。」[8]至此，或許有人會說，儘管黑格爾的唯心主義提供了特定的深邃分析且他的許多一般闡述具有啟發性，但表達出將矛盾化解為「對立的直接等同」的傾向。雖然他對現代「公民社會」中固有的社會衝突和經濟不穩定具有相當現實的洞察力，但他認為，可以首先通過自由主義國家的結構來調和它們，最終在自我知識的絕對精神中完成。但是，對馬克思而言，即使對立面彼此不同，甚至互相纏繞，但實際上都是由它們的衝突的統一性來定義的。資本和勞動是不一樣的，即使兩者不能脫離對方而存在：它們的矛盾關係只能通過社會變革來解決，這種社會變革的趨勢是廢除這種關係，而不是在智識上轉化它。
馬克思的辯證法和黑格爾的辯證法之間的區別，在於辯證法的關鍵範疇「否定的否定」的方法。對於黑格爾來說，否定的否定是每個辯證過程的頂點。在頂點，矛盾被消解，差異恢復為絕對的和諧。這個結果從一開始就在過程中固有的：黑格爾反覆說辯證法描述了一個圓，因為它的結論從其起點發展而來，並證明起點為正當的。在這種意義上，他的哲學是目的論的：辯證過程中各個階段的意義最終源於它們對實現其目的的貢獻，而目的從一開始就存在（telos 是目的的希臘語）。 因此，通過黑格爾所謂的「理性的狡黠」，人類的行動在不自覺中實現了所有歷史中隱含的目的——將絕對精神帶入自我意識。
《資本論》的辯證法
約翰很好地闡明了馬克思對「否定的否定」的用法與黑格爾的不同之處，例如以《資本論》第一卷著名的章節〈資本積累的歷史趨勢〉為例，說：
「否定的否定」的概念需要仔細處理，因為，它從黑格爾的體系過渡到馬克思的體系，是經歷了徹底轉變的概念之一。在黑格爾體系中，「否定的否定」是使思想與現有現實相調和的機制，是在辯證過程結束時恢復不變的現實。……馬克思的辯證法開啟了發生實質性的物質、生產方式轉變的可能性。儘管社會危機和能夠解決這一危機的階級的出現或是「由於自然過程的必然性」而引起的，但成功解決該危機的途徑不是預定的。正是由於真正的社會進步受到威脅，正是由於這涉及到為社會領導權而鬥爭的真實存在的階級，其結果不是一個勝負已分的定局，不是一個必然性。[9]
同一章還對馬克思在《資本論》中的方法進行了精彩的討論。列寧在《哲學筆記》中寫道：「雖說馬克思沒有遺留下『邏輯』（大寫字母的），但他遺留下了《資本論》的邏輯，應當充分地利用這種邏輯來解決這一問題。」[10]的確，《資本論》含有大量應用辯證法的例子，但是，像任何複雜的理論文本一樣，《資本論》也容易讓人產生誤解。約翰接受了某些極端黑格爾馬克思主義者的思想，他們認為馬克思從資本的概念本身推論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具體結構。因此，約翰引用了托尼．史密斯（Tony Smith）的主張：「如果在兩個範疇之間通過推理可以建立系統性的關聯，例如對『資本』和『剥削』，這相當於表明一種結構（隸屬『資本』範疇）必然與另一種結構（隸屬『剥削』範疇）相關聯。」[11]還有其他這種方法的例子，例如德國的「資本邏輯」（capital-logic）學派。從最壞處說，這是用辯證的文字遊戲和學院式的評論代替對具體社會形態的分析；從不那麼壞處說，它傾向於將馬克思的方法化約為純粹概念性的辯證法。
約翰的主張是正確的：「我們不能將《資本論》視為只是一個自我生成範疇的演進。」[12]馬克思確實提出了一組複雜的概念，但他的目的是在思想上透過資本主義社會形成與繼續複製自身而重建它的實際歷史過程和結構趨向。他分析的出發點是資本主義社會作為一個具體的歷史現實。馬克思說，這是「現實中的起點，也是直觀和表像的起點」。的確，由於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複雜性，以及資產階級社會的表像可能隱藏的內在結構，所以必須採取一組抽象概念——價值、使用價值、剩餘價值等——以識別這種結構的性質。因此，馬克思採用了他所謂的「從抽象上升到具體的方法」，使這些抽象概念作為他試圖重建各種複雜的資本主義模式的動態之起點。但是，馬克思堅持認為這種方法「只是思維用來掌握具體並把它當作一個精神上的具體再現出來的方式」。[13]
對於將《資本論》詮釋為一系列的在概念上推論的做法，通常会以《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資本論》的初稿——的一些段落作為支持理由，馬克思確實時而試圖論證，資本主義經濟的某些特徵在某種程度上包含在資本的概念當中。但是，《大綱》代表的正是馬克思在1857至1867年十年間撰寫的一系列手稿中的第一份，他在此期間發展並完善了他的資本主義理論。在這個過程中，其中一個主要的改變來自被稱為《1861–1863經濟學手稿》的文本（《剩餘價值理論》從它而來）。在這裡，他認為，通過抽象概念來確定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基本特徵（即《資本論》第一卷第一部分概述的價值和剩餘價值的理論），必須「通過許多個中介環節」與對實際經濟的具體描述聯繫起來。[14]如此看來，馬克思所論述的方法與認為概念能夠以某種方式產生自己的內容的思想——黑格爾唯心主義的核心——是不相容的。正如約翰所說，「馬克思和恩格斯依賴的是不同的辯證的範疇之間的不斷相互作用，而它的發展所按照的原理，是不同於社會的辯證發展的原理，但它會將後者作為其恆常的和不可避免的參照點」。[15]
托洛茨基對自然辯證法的看法
在《革命的代數》中還有許多其他有價值的討論。但是，與其用更長的篇幅來總括讀者應該自己發現的內容，筆者想在進入結論之前提出兩個要點。首先，如上文所述，本書通過按時間順序對主要思想家的討論來介紹辯證法。特定主題會根據特定個人的思想的語境進行深入處理。這些主題都處理得很好，除了一個主要的例外，就是自然辯證法。對於自然辯證法，約翰只在第6章中當討論托洛茨基的《哲學筆記》（Philosophical Notebooks）的時候，非常簡略地處理了這個題目。在這裡，他提供了一些很好的理由來接受自然辯證法，但他並沒有真正深入地探討這一問題。這很遺憾，由於自然辯證法是一個重大且具爭議的主題，因此一本聲稱對辯證法提供全面處理的著作當然需要對自然辯證法進行廣泛的討論（除非有正當理由不作如是處理）。
對自然辯證法作出全面的處理，必然涉及其中一個問題，就是恩格斯著名的辯證法的規律之地位。托洛茨基對此提出了令人感興趣的建議之一是，「辯證法的基本規律是量到質的轉化，因為它對自然和社會的所有演化過程提供了一般的公式」。他繼而認為：「量向質的轉化的原則具有普遍意義，據此我們對整個宇宙無一例外地視為生成和轉化的產物，而不是有意識創造的成果」。[16]這個看法具有合理和可取之處。物理科學的許多發展（例如混沌理論，就是企圖從看似隨機行為的複雜系統之中識別其內在的規律）支持了這一種自然觀：把自然看作由不同層次上的一系列質性轉換所驅動的歷史的演化著之整體。[17]
但是，從什麼意義上說，量轉化為質的原理是定律？科學定律一般通過確定造成現象的真正機制來解釋世界上的特定現象。[18]故而馬克思有關於利潤率下降趨勢的定律，作為解釋資本主義潛在危機的理論；然而，從量到質的轉化並不是這個意義上的一種機制，而是概括了由多種不同機制產生的物理和社會過程共有的特徵。這種思路表明，我們應該將自然辯證法視為一種廣義的自然哲學概念，而不是一套可以從它推導出適用於更為具體的世界特定層面的普遍定律。如此思考自然辯證法的可取之處在於，它防止對科學工作者作出斯大林主義式的教條命令，這種的做法敗壞了自然哲學的名聲；它還意味著辯證法哲學與科學研究之間的相當寬鬆和開放的關係，應該明確肯認這種關係。
《歷史與階級意識》的爭議
我的第二個也是更重要的保留意見，是關於約翰在第5章中對《歷史與階級意識》的辯護。他的目的是處理從阿爾都塞的立場出發對盧卡奇的批評，這種批評的典型見於加雷斯．斯特德曼．瓊斯（Gareth Stedman Jones）的一篇著名文章。[19]盧卡奇將歷史唯物主義在本質上視為工人階級的自我意識。因為從勞動力向商品的轉化是資本主義社會的基礎，所以只有從工人的立場出發，才有可能對該社會形成客觀的認識。盧卡奇將無產階級稱為「歷史的絕對主體–客体」：在捍衛自己的利益的過程中，工人階級越來越能夠理解和掌握歷史。瓊斯認為，通過把馬克思主義等同於階級意識，盧卡奇將歷史唯物主義化約為階級主體性的理論，從而消解了展開階級鬥爭的客觀結構（生產力和生產關係）。
約翰堅決反駁了瓊斯的論點，提出了很多有力的觀點。但是，值得注意的是，約翰的辯護依賴於重構盧卡奇所說的話。《歷史與階級意識》是盧卡奇在幾年間所寫的文章結集，其中一些是改寫過的（校按：有些文章在成書前已發表過，到收錄在此書時經過了修改）。它們反映了盧卡奇——一位在成為馬克思主義者之前已經從事了大量研究工作（特別是《小說理論》）的成熟哲學家——對古典馬克思主義傳統的吸收和闡釋。盧卡奇後來將自己在馬克思主義之前的立場描述為「浪漫主義的反資本主義」。他受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Max Weber）和格奧爾格．齊美爾（Georg Simmel）的極大影響，將人的地位視為悲劇性的，人在一個零碎而無意義的現代世界中，喪失了對事物整體的理解感。盧卡奇在1918年向革命馬克思主義的驚人迅速轉變，令他將無產階級的處境視為總體性喪失的根源。最初，這導致他陷入邁克爾．洛維（Michael Löwy）所說的一種革命「彌賽亞主義」，無產階級在其中起著第七騎兵團的作用（校按：指美國第七騎兵團，見原註20內的校註）。[20]這意味著，在1918–1921年間，他在共產國際中經常持極左的立場。
盧卡奇由於受到列寧1920年的著作《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和1921年的共產國際第三次代表大會的辯論的影響，他逐漸對革命的馬克思主義有了更成熟的理解。《歷史與階級意識》記錄了這一過程。因此，在本書中占主導地位的偉大文本〈物化和無產階級意識〉，是在較高的理論抽象水平上，對馬克思的文本和資產階級古典哲學進行的一系列精彩討論。顯然，與他的批評者所言相反，他沒有簡單地將馬克思主義理論等同於工人在任何特定時刻的實際想法；實際上，他認為革命意識的發展是一個過程，而不是一種瞬間行為。但是，就像他在該書中其他更早時候寫的文章一樣，〈物化和無產階級意識〉包含了一些漏洞。因此，約翰本人指出，盧卡奇聲稱馬克思主義的正統只包含在它的方法中和將此方法等同為總體性概念，明顯帶有一定的唯心主義危險。[21]
該書的最後兩篇文章，對羅莎．盧森堡批評布爾什維克的辯護（校按：指《對羅莎．盧森堡〈論俄國革命〉的批評意見》）和〈關於組織問題的方法論〉，反映了1920-1921年的辯論對盧卡奇的全面影響，以及緊隨其後不久發表的有關列寧的文章（校按：指《列寧——關於列寧思想的統一性研究》（Lenin: A Study on the Unity
of His Thought）的小書），它們以某種方式對《歷史與階級意識》書中其他出現含糊和引致麻煩的地方所作出的糾正。約翰為捍衛盧卡奇所做的就是借鑒這些文章，並強調盧卡奇在〈物化和無產階級意識〉中的相關闡述相對簡略，以便對批評者進行反駁。他還引用了葛蘭西對「矛盾意識」的討論，該討論提供了具體的歷史框架以瞭解盧卡奇相當缺乏對階級意識發展的闡述之原因。從一個層面上講，這也是說得通的，但是它涉及到對《歷史與階級意識》的某種理想類型的構建，可惜這種構建無法呈現該書中這些文本的歧異性及其記錄的盧卡奇思想的發展過程。
盧卡奇與葛蘭西的馬克思主義思想的時代氛圍
我們突出盧卡奇文本的發展性和不完整性的一個優點是，它能引起人們對古典馬克思主義的整個歷史上或許是最激動人心和最悲痛的時刻的關注。第一次世界大戰和十月革命的影響為革命馬克思主義贏得了許多有才華的知識分子，其中包括盧卡奇和葛蘭西。當他們參加共產主義運動時，帶著自身的智識背景的烙印（對於盧卡奇和葛蘭西而言，是由不同形式主導的唯心主義），以及在自己的祖國作為弱勢左派的特徵。從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到1920年代中期，我們看到他們為了兩個相互關連的問題而作的鬥爭：恢復被第二國際腐蝕了的馬克思主義傳統，和在複雜且急速變化的形勢下建立群眾性的革命政黨。由於這種經驗，以及列寧和托洛茨基對第三國際的領導，我們看到這些非常有才華的革命者在1920年代中期成為成熟的馬克思主義者。這一過程反映在盧卡奇的《歷史與階級意識》所收入的較後期文章和《列寧——關於列寧思想的統一性研究》以及葛蘭西1926年的《里昂提綱》（Lyons
Theses）之中。因此，革命的馬克思主義似乎在政治上和智識上都處於重大的飛躍時刻。
然後，這個進程被歷史殘酷地打斷了：德國大革命的失敗，俄國革命的斯大林主義化的墮落，法西斯主義在意大利和德國的勝利。盧卡奇和葛蘭西以不同的方式成為這一系列重大挫敗的受難者——葛蘭西最直接地成了墨索里尼的囚徒，盧卡奇努力尋找在日趨斯大林主義化的共產主義運動中可以活下去的方法。兩人雖然沒有停止過思考和寫作，但是處於歷史進程對革命者極為不利的形勢下，令兩人的思考都烙下了時代的傷痕。葛蘭西的《獄中札記》充滿了精闢的見解和分析，但因為這些概念通常帶著含混和和隱喻的特徵，它們常常遭到改良主義者或持更糟立場的人所挪用。盧卡奇的後期著作體現了一位傑出思想家的著作，但它們被宿命論所籠罩，這反映了他與由斯大林主義和法西斯主義主導下的歷史現實而流露的「右派黑格爾」式的調和（校按：公允地說，只是對斯大林主義而言）。對於經典馬克思主義傳統的傳承，托洛茨基全力以赴地繼續這項工作，可惜在惡劣的形勢下，令他的影響力被限制在工人運動的邊緣之上。
結論
《革命的代數》一書的意義，就是它重現了貫穿經典馬克思主義的哲學脈絡，並以極大的清晰度和力量重申和擴展了這一辯證法的思想。這本著作旨在恢復被斯大林和希特勒打斷的革命傳統的連續性，並將其最有創意的思想提供給新一代，讓他們今日在馬克思主義傳統自1920年代中期遭遇災難性轉折以來正處於最佳的形勢下，加以利用和發展。
[1].↩ G.W.F. Hegel, The Phenomenology of Spirit (Oxford 1977), §20, p. 11.（校註：黑格爾，《精神現象學》，商務印書館，1981年版，第12頁。）
[2].↩ G.W.F. Hegel, The Science of Logic (2 vols., London 1966), II, p. 67.（校註：黑格爾，《邏輯學》下卷，商務印書館，1982年版，第66頁。）
[3].↩ K. Marx, Capital, vol. I (Harmondsworth 1976), p. 103.（校註：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23卷，中共中央編譯局，人民出版社，第24頁。）
[4].↩ For example, L. Colletti, Marxism and Hegel (London 1973), and Marxism and the Dialectic, New Left Review, 93 (1975).
[5].↩ J. Roemer, “Rational Choice” Marxism, in id., ed., Analytical Marxism (Cambridge 1986), p. 191.
[6].↩ See, for example, M. Rosen, Hegel’s Dialectic and its Criticism (Cambridge 1982).
[7].↩ J. Rees, The Algebra of Revolution (New Jersey 1998), p. 106.（校註：應為原著第102頁。另外，這裡引述馬克思的話來自《剩餘價值理論》第二冊，《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26卷 II，第576、571頁。要指出的是，這裡引用的中文版段落，對照相關的英文版引文，中文版有某些相應的術語翻譯不統一，例如英文版的 phase，中文版時而用「階段」，時而用「因素」，甚至 aspect也用「因素」 。這裡的引文則統一將 phase改為「階段」，aspect則用「方面」。另一方面，文句也有不通順之處，亦酌量修改。）
[8].↩ Ibid., p. 107.（校註：《剩餘價值理論》第三冊，《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26卷III，第91頁。）
[9].↩ Ibid., p. 103. （校註：「由於自然過程的必然性」出自《資本論》第一卷內第七篇的〈資本的積累過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23卷，第832頁。）
[10].↩ V.I. Lenin, Collected Works (50 vols., Moscow 1972), XXXVIII, p. 319. （校註：列寧，《哲學筆記》，《列寧全集》第2版，第55卷，中共中央編譯局，人民出版社，第290頁。）
[11].↩ J. Rees, op. cit., p. 109.
[12].↩ Ibid., p. 110.
[13].↩ K. Marx, Grundrisse (Harmondsworth 1973), p. 101. （校註：這段內引述的馬克思的話（包括著名的「從抽象上升到具體的方法」），來自《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即《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12卷，第751頁。）
[14].↩ K. Marx, Theories of Surplus Value (3 vols., Moscow 1963–72), II, p. 174. （校註：「許多中介環節」，來自《剩餘價值理論》第二冊，《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192頁）。探討馬克思在他接續一系列的經濟手稿中的思想發展，見 V.C. Vygodski, The Story of a Great Discovery (Tunbridge Wells 1974), and J. Bidet, Que faire du Capital ? (Paris 1985).
[15].↩J. Rees, op. cit., p. 112.（校註：應為108頁。）
[16].↩ P. Pomper (ed.), Trotsky’s Notebooks 1933–1935 (New York 1986), pp. 88–89.
[17].↩See P. McGarr, Order Out of Chaos, International Socialism 2:48 (1990), and Engels and Natural Science, ibid., 2:65 (1994).
[18].↩ R. Bhaskar, A Realist Theory of Science (Hassocks 1978).
[19].↩ G. Stedman Jones, The Marxism of the Early Lukacs, New Left Review, 70 (1971).
[20].↩ M. Löwy, Georg Lukacs – From Romanticism to Bolshevism (London 1979), p. 165.（校註：這是Callinicos用的比擬，指美國在1860年代中成立的第七騎兵團，主要參與對印第安人的戰爭。在美國好萊塢的舊西部片裡，這個兵團常被塑造成一種在最後時刻來臨的拯教者的形象。）
[21].↩ J. Rees, op. cit., pp. 247–24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