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談：G.M.塔馬什（G.M. Tamás）論盧卡奇 ——盧卡奇的哲學及其遺產在匈牙利奧班政府治下遭受的攻擊

呂楊鵬　譯      宋治德  校

校按：本譯文來自一位中國友人，要求代為校閱。原文刊載於斯洛伐克 Kapitál雜誌網頁，本文譯自Verso出版社網頁上載之文章。

盧卡奇的墓碑，位於布達佩斯的克拉佩西公墓（Kerepesi Cemetery）。

問：您能向我們更詳細地介紹一下盧卡奇嗎？在斯洛伐克與捷克，他更多地作為一位文學的批評家和理論家為人所知，但他同時也是一位傑出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家。

塔馬什：首先，在所謂「西方馬克思主義」（Western Marxism）的範疇內，藝術的作用（在德語習慣中也包含文學和音樂）是至關重要的。所以，文藝評論家與馬克思主義哲學家並非兩個截然不同的專業。想想布洛赫（Ernst Bloch）、本雅明（Walter Benjamin）、阿多諾（Theodor W. Adorno）或者德波（Guy Debord）也一樣都是這類例子。盧卡奇在1918到1924年間寫成關於倫理與政治哲學的重要革命性著作之前，他的《小說理論》（Theory of the Novel）、《海德堡美學》（Heidelberg Aesthetics）和《關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筆記》（Notes on Dostoevsky）便是序曲。他作為一名厭惡資産階級的保守派，尤其是基於倫理和美學立場而拒斥資本主義與戰爭的極少數人之一（不同于他的老朋友兼導師，韋伯和齊美爾），他經歷了一次近乎宗教皈依式的轉型，成為了一名被認為屬於無産階級的「哲學家集體」的共産黨理論家。儘管如此，藝術在盧卡奇心中仍然是實現社會主義的「手段」（organon），取代了超越性與烏托邦的位置。

問：您怎樣看待盧卡奇的哲學與思想？您本人認識他嗎？

塔馬什：不認識，我從未見過他，他在世期間我還沒從羅馬尼亞搬到布達佩斯，搬去布達佩斯已是很久以後的事了。我也不屬於他的學派。我欣賞他僅僅從1990年代末開始，我也經歷了某種「皈依」馬克思主義的思想轉變。但在蘇聯解體後的世界中，認同以期盼世界革命——如盧卡奇那樣——作為主要的書寫方式，尤其像我曾在前蘇聯時期的全部日子裡對官方的「真正社會主義」的憎惡和本能地將真正的激進左翼視為聲譽掃地的失敗者，確實並不容易。然而，我認為盧卡奇的思想，不止是理解資本主義的有力工具（這正是馬克思主義的傳統長項），還提供了一種對資本主義超越性的想像——對資本主義的「揚棄」（Aufhebung）。

問：我們收到了許多信件和聯署請願（校按：參閱下文附錄），抗議盧卡奇檔案館的資料被移走。檔案館具有怎樣的地位和重要性？為什麽會發生這種事？

塔馬什：匈牙利有著一個反動的極右政府，早已不是什麽驚人的秘密。該政府與歐洲的其他反動政府只在愚蠢、粗暴和無知的程度上有所差別。而像匈牙利科學院一類的學術機構，則誤以為只要順從且無原則地迎合鄙俗的右派，就能使奧班放過他們。出於這種考慮，他們决定將盧卡奇的手稿遷往城郊工業區某處難以接近的倉庫，我們根本不清楚誰能够看到手稿，更不用說與他們合作對手稿進行研究了，他們還對包括檔案館內的盧卡奇故居進行「裝修」。這些拙劣的說辭，無非是令所有對盧卡奇生平著作文獻和在檔案館進行的研究難以繼續，檔案館的職員，不是被裁撤、就是被退休了。總結下來：檔案館完了，科學院因國際輿論的抗議而尷尬不已，便佯稱他們的所作所為實際沒發生過。在一個連最溫和的自由派都被視作青面獠牙的共産主義者的政權下，盧卡奇——和有爭議的被視為匈牙利與中歐左派最偉大的思想家波蘭尼（Karl Polányi）——已不再能被研究和紀念。

問：我還看到資料當局正著手從布達佩斯一個公園內移走盧卡奇的雕像，以聖史蒂芬一世（Saint Stenphen I）（校按：匈牙利第一位國王）的雕像取而代之，是這樣嗎？移除雕像的想法，據我所知，由一名年輕的民族主義者Marcell Tokody提出，他是新納粹尤比克黨（Jobbik party）在布達佩斯市議會的議員。在地方議會，他的動議得到了掌權的青年民主主義者—匈牙利公民聯盟黨（Fidesz party）政客的支持。這也是針對哲學家盧卡奇的行動嗎？他不是被稱為「人民公敵」嗎？這與他的猶太血統有關嗎？

塔馬什：以上皆是。雕像已經被移走了；對此發生了一些零星的、小規模的示威。盧卡奇在1919年匈牙利共産主義革命時期是副「人民委員」（People’s Commissar）（校按：盧卡奇時任職位為「教育與文化人民委員部」副人民委員，即副部長級），因此被一些人視為「猶太–布爾什維主義」的象徵而遭到攻擊。當然，1956年匈牙利反斯大林的革命時，盧卡奇在革命政府中擔任文化部長容易地被遺忘了（1956年革命一直被奧班政府扭曲和挪用，奧班政府甚至在修改後的新憲法內不再提及「共和國」的名稱）。盧卡奇還成為現時在朝與在野的兩股極右勢力的共同仇視對象，而這種仇視亦得到盲目反馬克思主義的更文雅一些的保守派、甚至自由派的支持。

問：Kapital雜誌這期的主題為「恐懼」，主要是探討對其作為一種政治宣傳的操作。檔案館文檔的遷移和雕像的拆除是否代表著匈牙利政治生活中一場更為複雜的危機呢？其意圖是否在對不支持匈牙利的國族主義趨向的人中間散播恐懼？

塔馬什：這樣說過於溫和了。眾所周知，大多數的歐洲國家，你和我的祖國也不例外，歇斯底里的反移民、猖獗的種族主義以及強烈的反民主傾向，這些思想——正是在沒有堅實的馬克思主義左翼、且「資産階級民主主義」的最後殘餘消失的背景下——在某些國家甚至構成了過半數或是大多數人的想法。大多數人對「來自東方和南方的蒙昧群流（the savage hordes）」、和「優美靈魂」（the beautiful souls）（齊澤克在他最新一篇討論反移民、反歡迎文化（anti-Wilkommenskultur）的文章中用了黑格爾在《精神現象學》裡的術語）而感到恐懼（校按：塔馬什用「優美靈魂」意指無力改變惡劣現實但仍抱持良知而發聲的公共知識分子；但齊澤克則以用它諷刺徒有原則而超然於現實政治的公共知識分子，這並不公允）。這些「優美靈魂」——我作為其中的正式成員——在西方受到嘲弄，在東方則受到威脅和迫害。這種恐懼有其原因，而我也發現周圍越來越多的知識分子小心翼翼地保持沉默。

問：政府打算關停由美籍匈牙利人、金融家與慈善家索羅斯創建的一所著名大學（譯者按：指中歐大學），這件事是否也與此有關？

塔馬什：是的，有一種間接關系。美國的「另類右翼」（alt-right）思想在這兒極受歡迎，這裡並且把（從主流自由派到革命社會主義者）任何的反種族主義和平等主義的思想都喚作「文化馬克思主義」（模仿了戈培爾（校按：納粹德國的宣傳部長）所用的「文化布爾什維克主義」（Kulturbolschewismus）一詞，其完全與第三帝國時期同一意思）——也就是「優美靈魂」；且痛恨中歐大學開設女權主義的課程，奧班控制的媒體將它稱為「性別法西斯主義」（中歐大學設有性別研究系，而被右派視為醜事）。我本人在中歐大學作為社會學系的客座教授，正在教授一門有關階級和另一門批判理論的課程。

任何被懷疑反對絕對權力的人，從洛克到葛蘭西，統統遭到了嚴重質疑，並被指責犯下了假想出來的十惡不赦罪行。

問：在這種情境下，您認為公共知識分子可以做什麼？有沒有應對這一趨勢的積極方法？

塔馬什：方法就是我們正在做的：講出來。正如你們在捷克、塞爾維亞、羅馬尼亞（那裡包括溫和的社會民主派，被稱為「紅色瘟疫」）、俄羅斯、土耳其等地所做的類似工作，在你們做了很多年後，我們才有了一份至少是溫和的、折衷的左翼網絡刊物，名爲《估量》（Mérce）（前稱為《雙重標準》（The Double Standard）），它也是一個實時更新的新聞網站，我在其上有一個每週更新的專欄。他們會發表馬克思主義者的文章。這些都是類似的工作，但匈牙利左翼既弱小、又素有害怕從政治上組織與行動的名聲。所以當下能做的只有發表言論：去澄清、去批判、去抗議、去搞擾、去鼓動、去解釋——總之就是讓言論傳播開來。

附錄：

【反對將盧卡奇檔案庫的手稿移走之聯署】

從2018年1月15日開始的幾週內，保存在匈牙利盧卡奇檔案庫裡的手稿就要被撤下，而被轉移到匈牙利科學院圖書館與資訊中心（Library and Information Centre of the Hungarian Academy of Sciences）的手稿與珍本部門。正如公眾所知，這是依照科學院圖書館與資訊中心總監所作的指示。因此，這些手稿從此以後將不能在盧卡奇檔案庫供作研究之用了。

我們這些聯署人——以前要麼曾有幸在盧卡奇檔案庫工作，要麼曾在自己的研究中支持和幫助過盧卡奇檔案庫；在我們將來的工作中，繼續用上保存在盧卡奇檔案庫裡的列印稿和手寫稿也是無可避免的——對匈牙利科學院圖書館違背了自己先前的承諾與保證，正在準備把這些手稿搬出盧卡奇檔案庫，感到震驚。此舉將會破壞盧卡奇檔案庫的獨立性——而維持它的獨立性，對於匈牙利科學院而言亦具有重要意義——並且會對研究造成不可估量的損失。所以，出於研究的利益，我們請求匈牙利科學院及其圖書館的負責人停止這一計畫。

盧卡奇檔案庫對於維持匈牙利的批判性的、進步的思想，扮演著重要的角色。我們這些聯署人對匈牙利科學院的這些舉措，視為對匈牙利公民社會機構的不斷攻擊的一部分。

相關文章：從末結束的盧卡奇爭論

維克托‧塞爾日（Victor Serge）——一位不受馴服的革命家

帕齊斯（Georg Paizis）  宋治德 譯

【譯者前言】

維克托‧塞爾日（Victor Serge，1890—1947），一位充滿傳奇色彩的比利時無政府主義革命家和作家。他一生矢志不移地捍衛俄國十月布爾什維克革命的傳統和為反對法西斯主義、斯大林主義而作不懈的鬥爭。他是托洛茨基的戰友（雖然彼此有一定分歧），也結識了不少國際社會主義的革命家、理論家和作家，要特別提的是他於1923年在德國革命失敗後，在維也納流亡期間認識了盧卡奇、葛蘭西和越飛（托洛茨基的忠實戰友，即《孫文越飛聯合宣言》的促成者之一）。

塞爾日用法語寫作，著作等身，直至塞奇維克（Peter Sedgwick）翻譯他的《一位革命者的回憶》（Memoirs of a Revolutionary）並於1963年出版後，他才更加受到英語世界的左翼所重視和產生持久的影響力，他的其他作品才陸續被翻譯成英文。塞奇維克的英譯本對原著做了不少刪節（因為當時出版社的要求），他於1983年去世。本文作者帕齊斯（George Paizis），後來在原譯本的基礎上補譯被刪節的部份，而成就了現在完整的英譯版本。

塞爾日作品的中文翻譯，更是鳳毛麟角。塞爾日非常關心中國1927年的革命，雖然他未曾到過中國，但他根據去過中國的朋友的見聞和其他相關的訊息、報導，寫了不少分析當時中國革命的文章。他敏銳地指出斯大林控制的共產國際（第三國際），命令中國共產黨加入國民黨的階級聯盟的錯誤和危險，這亦影響了托洛茨基對於中國革命的分析。由於他強烈批評斯大林對中國的政策，成為他被逐出蘇聯共產黨的主要原因之一（另一個主要原因如本文所述的他加入托洛茨基的左翼反對派〔Left Opposition，過去譯為「左派反對派」〕）。中國托派領袖之一鄭超麟於1930年代，翻譯和出版塞爾日的作品名為《俄羅斯革命逸史》（不確定譯自塞爾日哪本著作或文章），其後沒有再版，恐怕現在已難找到。

本文涉及《一位革命者的回憶》的引文，譯者參考了法文原著而有所潤飾。文章原載於《社會主義評論》（Socialist Review）2012年七、八月號371期。

維克托‧塞爾日（Victor Serge）

正文

【編按】維克托‧塞爾日（Victor Serge）是一位響應俄國十月革命和布爾什維克主義感召的無政府主義者。他後來為了保持真正的革命傳統，與斯大林主義和法西斯主義作鬥爭。這裡帕齊斯（Georg Paizis）回顧塞爾日不平凡的一生及其在今天為我們提供的教訓。

維克托‧塞爾日（1880—1947）是一位上世紀最重要的革命作家之一。當他去世時，留下了大量的著作、文章、小說和詩歌，這些是對他將近50年的活動和所參與過的社會主義運動的重要時刻的回應。然而，直到1963年出版了塞奇維克（Peter Sedgwick）翻譯他的《一位革命者的回憶》（Memoirs of a Revolutionary）之前，他在很大程度上被英國的左翼忽略了。現在，他的一個新的、終於未經刪節的回憶錄版本問世，提供機會向新一代的社會主義者介紹塞爾日，以檢視他著作的適切性。

 

《一位革命者的回憶》（Memoirs of a Revolutionary）英譯新版

塞爾日時常是一位局外人〔譯按：指「邦諾幫」的活動時期，見下述〕。他生於比利時，是一個反沙俄的窮困流亡者的兒子。他從15歲起便自立生活，拒絕接受任何正規教育，成為印刷工人。他花了兩年時間在法國南部森林的無政府主義者聚居地生活，那裡他認識了一些當代恐怖分子和理論家的菁英。他在巴黎是報紙《無政府主義》（L’Anarchie）的編輯，筆名是le Rétif，即難應付、倔強的意思。但他對他的許多同志的自我毁滅、孤立傾向——如「非法主義者」——提出批評，他形容他們深受集體自殺的願望之苦。然而，他在1912年因為與「邦諾幫」（Bonnot Gang）〔譯按：20世紀初，法國一個無政府主義的持械行刧銀行的組織〕——一群非法主義者與挑戰強大的法國國家——的恐怖主義活動有關而被判5年苦役。事實上，塞爾日只是拒絕向警方供出資料而被定罪。

當他於1917年出獄後，參加了在巴塞隆納失敗的工人起義。他逃回法國，因為被懷疑為布爾什維克嫌疑分子而被拘留一年，之後才被允許離開而前往革命的俄羅斯。他於1919年抵達，加入布爾什維克和參加彼得格勒面對反革命軍隊包圍的保衛戰。這是他著名小說《被征服的城市》（Conquered City）和論文集《革命面臨危險》（Revolution in Danger）的主題。他為第三國際從事刊物出版工作和翻譯服務，與俄羅斯和國際工人運動的所有主要領導人一同協作。他提供對列寧、托洛茨基、季洛維也夫、也有他在街壘和激烈的鬥爭之中遇過的戰鬥者的清晰描繪。他也是在布爾什維克黨員與俄羅斯和國際的無政府主義者之間的中間人，也經常代表異見人士（尤其那些開罪了秘密警察契卡〔譯按：1917—1922的肅反委員會〕）向蘇維埃當局說項。

「在1921年這個夏天，我與國外同志之間形成了持久的、甚至是終身的友誼……我被那些具自由意志、由想望激發去為革命服務而不會視若無睹的人們所吸引。當一個「官方真理」正在抬頭，這在我看來是所能想像的最可怕的事情。」〔譯按：《一位革命者的回憶》，第166頁。以下該書引文只標示頁數。〕

他在嘗試成立農村公社失敗後，國際〔譯按：以下皆稱「共產國際」〕派他去德國，他在那裡目睹德國共產黨（KPD）和共產國際為此而準備1923年的起義及其失敗，這時期塞爾日的文章，收錄在《德國革命的見證》（Witness to the German Revolution）一書，其描述了經濟危機對工人及其家庭的影響——出了名的日常超高的通貨膨脹和貧困造成大眾的生存問題。

歷史契機

塞爾日見證了當改良主義政黨的權力減弱時而變得更容易叛賣，法西斯主義興起和德國共產黨未能把握歷史提供的機遇而造成政治兩極分化。當德國共產黨號召總罷工時，工人的回應是茫然不解。誰要為這個重大的挫敗負責？塞爾日顯示了他的批判性洞察：共產國際過於官僚和自上而下的特徵，結果令它不能與工人階級產生聯繫。

隨著德國革命的失敗和列寧的去世，俄羅斯共產黨的官僚攫取了對黨的控制權，老布爾什維克同志為此抵抗而鬥爭。無實權的、且成為被詆譭對象的反對派領導人，便是托洛茨基。塞爾日離開維也納，迅速加入為了革命的靈魂所作的鬥爭。不要說是反對，討論也被扼殺了。投票成了例行公事，並且被新成立的大多數——因「列寧徵召」（Lenin levy）而新招募的、一切從屬於黨機器的25萬黨員〔譯按：斯大林在1924年初列寧去世不久所推出的黨員招募運動的名稱〕——強行通過。有些詩人、戰鬥的工人和知識分子在絕望中自戕了。鎮壓的另一面便是腐敗。到了1927年冬天，左翼反對派人士（Left Oppositionists）被逐出了共產黨，他們面臨的困境：要麼在體制外繼續抗爭（譯按：但起到的作用有限），要麼為了返回體制內而投降。

1928年，塞爾日被監禁，後來獲釋了。他的家人受到迫害，他的朋友從工作崗位被開除而不能謀生或得到任何救濟。這正是在「五年計畫」期間，政府開展了一項大規模工業化和剝奪小農土地的計畫：「在世界經濟危機的高峰期，為了建立黃金儲備，食物以最低價格出口，整個俄羅斯的人在挨餓。〔譯按：第293頁〕」為了實現計畫付出人命的犧牲和代價，意味著暴力和鎮壓的程度會繼續加強，異見被消滅。作為反對派是一個沒有中間道路的個人事情——要麼認錯而放棄原本政治信念，要麼被逼迫殘害。為了形容這段官僚權力的瘋狂時期，他創造了「極權主義」（totalitarianism）一詞〔譯按：根據美國研究塞爾日的專家魏斯買（Susan Weissman）《塞爾日傳記》（Victor Serge :A Biography）當中的考證，認為塞爾日是第一個用「極權主義」形容斯大林統治體制的人〕。

瀕臨死亡的經歷

他當時瀕臨死亡的經歷改變了塞爾日的生命軌跡。直到那時，他的人生和寫作都是由歷史的要求決定的，但他認為他所寫的這些令人難忘的時代沒有任何持久的藝術價值。「如果我有機會生存下去，我必須盡速完成這些我已開始寫作的書：我必須寫作、寫作……我想到了我會寫什麼，腦海裡勾勒出關於這些令人難忘時代的一系列紀實小說（documentary novels）的計畫。」因為歷史和新聞工作的著作存在局限性，所以採用「紀實小說」。這個寫作的目的，將是「作為一種表達大多數人難以表達其內心世界的方式，作為一種思想感情交流的方式，作為一種對我們身邊流逝的廣泛的生活而必須嘗試確定其重要方面的方式，以便後來者據此而獲益」〔譯按：第303頁〕。這只能通過文學作品來實現，其形式取決於它所處的條件：「我必須以單獨的片段來構築它們，其可以分開地來完成和儘快送出國外，如果是絕對需要，它們可以按原樣——不完整的——出版」〔譯按：第305頁〕。

塞爾日為了維生，從事翻譯工作，並將他的稿件送出國外。1933年，他與他兒子被流放到哈薩克的奧倫堡（Orenburg）的勞改營。他形容這段流放的歲月是處於饑餓、寫作、與俄羅斯的家人及歐洲的朋友隔離的日子。儘管警察干涉他的郵件往來，手稿仍被送到國外的朋友手中並為他贏得聲望，使到他朋友發起爭取釋放他的行動成為可能〔譯按：其中對他最大幫助的是法國作家羅曼．羅蘭（Romain Rolland）〕。他們最後在1936年春天成功離開而到了法國〔譯按：塞爾日只能帶妻兒逃離斯大林魔掌，但他的胞妹和大部分親屬都死於勞改營或監獄〕。兇殘的莫斯科大審判就在該年夏天開始。假如他當時還在蘇聯，他將遭滅頂之災。

隨後的十年，法西斯主義黨徒在德國和意大利掌權、和斯大林主義宰制了左派的情況下，他形容為「世紀的午夜」（the midnight of the century）。他們向警方（譯按：法國和比利時）散佈對塞爾日的謠言和指控。他受到社會民主派人士的杯葛，不可能靠寫作謀生，所以他轉而做校對工作。他在俄羅斯的朋友和家人被失蹤了；歐洲的同志也遭到斯大林分子的特工暗殺。托洛茨基中了在身邊潛伏的蘇聯特工的離間計，而與他斷絕了政治和個人的關係。他對莫斯科大審判表達了抗議之後，他的蘇聯護照被註銷而成為無國籍人士。另一個重大事件為西班牙內戰，斯大林分子對其革命進程的絞殺。塞爾日的摯友，馬克思主義統一工人黨（POUM）〔譯按：西班牙內戰中反法西斯佛朗哥和斯大林主義的親托洛茨基的革命武裝組織〕的領袖安德魯‧寧（Andreu Nin）被殺害了。對這椿案件偵查的警察總長被迫辭職，而要開啟調查的法官也不得不離開。「在牢裡的革命者，遭到綁架、暗殺或被斯大林行刑隊槍決的受害者，他們所有人都無止盡地被譴責為「佛朗哥–希特勒–墨索里尼的托洛茨基分子、間諜、特工，人民的敵人」〔譯按：第393頁〕。

當戰爭來臨時，塞爾日向法國南部逃走，在途中拒絕了許多富有的左派知識分子的幫助或收容，如許多歐洲知識分子一樣，最後到達馬賽。在得到幫忙下，他獲得許可登上開往美洲的輪船，但是難找到一個願意收留他的國家，他與兒子維拉迪（Vlady）直到最後成功在墨西哥定居。他在1940年托洛茨基被暗殺幾個月後抵達墨西哥，說：「這正是老人離開的時刻，也是對於工人階級最黑暗的時刻，正如他們過去看到他具有的如斯崇高影響的最激昂的時刻」〔譯按：第427頁。引文與英譯本略有差異，已依據該譯本和法文原文作了更正〕。

托洛茨基的遺產

他與托洛茨基遺孀〔譯按：娜塔莉婭‧謝多娃（Natalia Sedova）〕保持友誼，並合撰了《托洛茨基的生與死》（The Life and Death of Leon Trotsky）一書。在墨西哥，他用了生命的最後幾年，寫了他的《一位革命者的回憶》、以及一些文章和他最著名的小說《圖拉耶夫同志的案件》（The Case of Comrade Tulayev）。這本小說大致依據基洛夫（Sergei Kirov）被殺一案寫成。他以分散而又全景的敘事，探討國家機器如何利用一名蘇維埃政治人物的被殺，而同時借此來清除異己作為解決自己內部的衝突。小說結尾，以那些對於未來抱有一種虛假安全感的上層官僚，對比被壓抑著而傳出隆隆憤怨之聲的下層工人。

塞爾日在貧困中去世時，腳上穿著的是破洞的鞋子。「我很早便從俄國的知識分子那裡學到，人生的唯一意義，在於自覺地參與歷史的創造。我越思考這點，它似乎越成為深刻的真理。據此，人們必須積極地反對任何貶損人的事情，並為了自身的解放和發展而投入一切的鬥爭」〔譯按：第439頁〕。

1963年出版的《一位革命者的回憶》英譯本，由塞奇維克（Peter Sedgwick）翻譯，帕齊斯（George Paizis）後來幫助翻譯和出版了最為完整的英譯本。本書新版現於書籤（Bookmarks）書店有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