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ex
Callinicos 宋治德 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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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林．巴克（Colin Barker）（1939—2019） |
科林．巴克（Colin Barker ）是在過去數天內，繼埃里克．歐林．賴特（Erik Olin Wright）和傑瑞米．哈迪（Jeremy Hardy）後，又一位離開了我們的傑出社會主義者。在1950至1970年代間，以圍繞托尼．克利夫（Tony Cliff）為首的「國際社會主義者」（International Socialists）團體（現在是社會主義工人黨（Socialist
Workers Party））的一批優秀知識分子，科林屬於當中離世的最後一位了。
1960年代初，科林在牛津大學讀書時加入了國際社會主義者團體，他後來搬去了曼徹斯特而在曼徹斯特理工學院（Manchester Polytechnic）任教，現為曼徹斯特都會大學（Manchester Metropolitan University）。他和他的終生伴侶、社運活躍人士埃瓦（Ewa）在那裡生活，並養大了他們的孩子。
1960年代間，科林與克利夫緊密合作。他們尤其要力圖掌握迅速變化的工人運動的發展。他們共同撰寫了一本小書《收入政策、立法、車間員工代表》（Incomes Policy,
Legislation, and Shop Stewards），其預示了1970年初期在英國爆發的基層員工進擊的趨勢。
1970年代，科林是《國際社會主義》（International Socialism）期刊負責評論專欄的編輯。在那時，他委托我寫一些評論，我開始瞭解他。在我們之間的通信中，科林有禮貌地糾正了我的錯誤和浮誇的文風，教導我應該如何寫作。我的第一本著作《阿圖塞的馬克思主義》（Althusser’s Marxism），雖然他對此書並不熱忱，卻十分耐心地對其進行校訂工作。
科林作為一位智識良師，教導了好幾代人，我當時只是在眾多親炙於他的年輕社會主義者中的一員。我們喜歡他的熱情、善良和幽默（他有著感染力的格格笑聲）。雖然如此，但我們清楚他具備的這些特質之中，同時秉持著一種對追求智識真理的嚴謹態度。
他這種對追求智識真理的嚴謹態度，呈現在他於1970年代間介入了眾多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對有關國家與資本之間關係的辯論中。他指認出其他人遺漏的兩個重要面向。首先，國家是作為資本，換句話說，不止是提供資本積累的條件，而是自身作為資本而行事。第二，國家是「複數」的形式，存在於競爭的國家體系之中。克利夫早期的國家資本主義理論，便是建基在這些洞見之上而發展起來的。
然而，科林從未退縮在純粹理論的學術象牙塔裡。1970年代後期，他對發起成立反納粹同盟（Anti-Nazi League）的組織起了積極的作用。在1980—81年，當波蘭爆發了「團結工會」（Solidarnosc）的大型工人運動期間，科林支持他的波蘭裔妻子埃瓦，去到當地作現場採訪報導。在團結工會運動被軍事政變鎮壓之後，科林和埃瓦特地為《國際社會主義》期刊撰寫討論團結工會運動失敗的專題文章。
科林後來寫了一本關於這次波蘭工人運動經驗的優秀著作《被壓迫者的節慶：團結、改良與革命，1980—1981》（Festival of the Oppressed:
Solidarity, Reform and Revolution in Poland, 1980-81），他也編纂了一書《革命預演》（Revolutionary Rehearsals ），裡面收錄的文章，討論從1968法國五月風暴到1978—79的伊朗革命等的工人起義。
科林繼續研究馬克思主義的資本主義國家理論，其文章主要以草稿形式在網路上發表。爾後，他的智識興趣逐漸轉向瞭解社會運動的性質和動力。
一如既往，科林的研究總與現實政治存在關聯。就像他對英國工人階級運動（在1960年代末到1970年代初復甦之前）鬥爭模式的研究一樣，到了1999—2001年間，全球各地爆發反對資本主義全球化和帝國主義戰爭所引起的龐大群眾運動，他同樣以嚴謹的馬克思主義方法對其作出研究。
他通過曼徹斯特都會大學舉辦的年度社會運動會議，幫助建立起一個跨越學術與行動主義兩者界限的激進知識分子社群。科林即使在曼徹斯特都會大學退休後，由於他的工作以及他給予年輕學者的不斷鼓勵，他的影響力持續增長。
他對社會主義工人黨在2012—13年經歷的嚴重內部危機而作出的決定，離開他50多年前加入的組織。這對於我和許多本黨的同志來說，實是一個非常遺憾的消息。
雖然科林離開了本黨，但沒有抹去我們曾經一同在漫長旅途上所共同發展起來的遺產。在上週日（譯按：2月3日 ），他給他的朋友和同志的最後一封電郵中，重申了自下而上的國際社會主義傳統的社會主義願景。當我為科林哀悼並向埃瓦和他們兩個女兒表達我的慰問之時，那個願景是與我對我們時代的追憶交織在一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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