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0月24日

福山為何仍然沒能理解歷史?

Alex Callinicos         宋治德

譯按:原載於《社會主義工人報》(Socialist Worker)網頁20181023

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出版了新書,標題異常枯燥乏味——《身份認同》(Identity)(譯按:該書全名為《身份認同:對尊嚴的要求與怨恨的政治》Identity: The Demand for Dignity and the Politics of Resentment,不太受人注意。但對比1992年,他的《歷史之終結與最後一人》(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一書問世時,情況就大不相同了。
 
福山在他的新書裡,嘗試解答川普時代的階級問題。

他那時已經很有名了。1989年,在總統老布轄下的國務院擔任政策規劃副主管期間,他發表了一篇名為〈歷史的終結?〉的文章

他認為,美國在冷戰時期對斯大林主義俄羅斯的勝利,標誌著自由資本主義對共產主義的最終勝利。因此,這就是歷史的終結。

福山跟隨偉大哲學家黑格爾,將歷史理解為相互是對手的意識型態之間的鬥爭。他爭辯道,共產主義代表了能夠挑戰資本主義的最後一套進步思想。因此,它一旦失敗,歷史就結束了。

福山被視為由美國總統雷根和英國首相柴契爾所闡述的資本主義「必勝論」(triumphalism)的代言人。

這樣說,對福山也是不公平的。在一個著名的段落裡,福山說「歷史的終結將是一個非常傷感的時刻」,它由「經濟計算、無止盡地解決技術問題、環境關注以及滿足複雜的消費者需求」所主導的。

但在書裡(譯按:應是指《歷史之終結與最後一人》)他所闡述的論點,提出革命的馬克思被視為死狗了。
 
《歷史之終結與最後一人》

1992年,我與福山就關於他的書,在曼徹斯特市進行了一場辯論。在場的二百多名觀眾之中,沒有人打算支持他的論點,令到他不情願地承認:「我猜在曼徹斯特市歷史尚未結束。」

在其後的二十多年裡,歷史證明自己在各地都是頑強地活著。福山改變了他對馬克思的看法。回到1989年,他寫道,「當然,階級問題實際上在西方已經得到了解決。」

階級

「現代美國的平等主義代表了馬克思所構想的無階級社會的重要成就。」

到了2016年,福山有了不同的想法。他嘗試解譯川普當選的原因。他在《金融時報》(Financial Times)的文章寫道,社會階級「似乎已經在無數的工業化和新興市場的國家中,變成一個最重要的社會分裂」。

福山接受《新政治家》(New Statesman)雜誌的訪問,推銷他的新書時,甚至更走前一步。

他說:「到了這個時刻,在我看來,馬克思所說的某些情況被證明為真實的。」

「他(譯按:指馬克思)談到了生產過剩的危機……工人將陷入貧困,因而需求不足。」

但福山仍然堅持他原初文章的基本框架。他認為歷史發展由黑格爾所說的「爭取肯認(recognition)的鬥爭」所驅動的。這不僅體現在意識型態的鬥爭之中,也體現在當代的身份政治之中。

縱然福山以各種方式誤讀了黑格爾的思想,但他也犯了與黑格爾同樣的將思想作為決定性因素的錯誤。

馬克思會說,這沒有考慮到社會是如何通過由經濟關係的結構以及與之相互交織的生產技術來形塑的。

福山將政治只是表面地理解為意識型態的嬗變和權力鬥爭。早在1989年,他認為可以不用理會馬克思了,因為那些宣稱從馬克思思想中獲得正當性的政權(當然是錯誤的)已經土崩瓦解了。

過去三十年來,我們經受了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的批判其所具有持久重要性的這個痛苦教育,這種批判是對一個由階級剝削和週期性危機所界定的經濟體系。

但是福山落後了,把馬克思思想的一些東西釘在一個基本上不變的理論框架之中。

他專注於身份政治,卻沒有充分認識到他曾經慶祝過的新自由主義對此所造成的傷害,例如,鼓勵某些人去怪罪外來移民。

那些想要了解當代歷史的人,最好還是從馬克思開始。

2018年7月18日

關於《愛因斯坦遊記》英譯本對中國人的種族歧視評論之查證——他的香港見聞





       最近,英國《衛報》(The Guardian)的一篇,關於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出版了《愛因斯坦遊記:遠東、巴勒斯坦和西班牙,19221923》(The Travel Diaries of Albert Einstein :Far East,Palestine and Spain, 1922-1923)(以下簡稱《遊記》)的英譯本,披露愛因斯坦於1920年代初遊歷中國時在日記寫下了帶有種族歧視的評論,引起中文媒體的廣泛報導。

  《衛報》報導所引述而引發爭議的一段如下:

“industrious, filthy, obtuse people...Chinese don’t sit on benches while eating but squat like Europeans do when they relieve themselves out in the leafy woods. All this occurs quietly and demurely. Even the children are spiritless and look obtuse…It would be a pity if these Chinese supplant all other races. For the likes of us the mere thought is unspeakably dreary.”

      《遊記》編纂者Ze’ev Rosenkranz講述愛因斯坦用了industiousfilthyobtuse三個字來形容中國人,中譯分別為「勤勞」、「骯髒」和「昏鈍」,尤其第三個字「昏鈍」(obtuse極具冒犯性。Rosenkranz認為日記相關的內容,不啻與這位偉大的物理學家、反種族主義者和人道主義者,存在頗大落差。由於自己從小對愛因斯坦敬仰的關係,個人習慣從不輕易採信一些二手報導(雖然這篇報導訪問了Rosenkranz),還是要找相關原文核證才甘心,以及瞭解愛因斯坦在什麼脈絡底下作出這樣的評語。

         據德國《明》(Spiegel)週刊的相關報導,亦是轉述《遊記》英譯本的出版消息,用字分別為emsigeschmutzigestumpfsinnige,可能也是回譯。筆者尋遍網路世界都找不到《遊記》原文相關內容核證,大學圖書館亦沒有《遊記》德文版,實在不能確定德文原文也是否這三個字。最後唯有網購《遊記》英文版實體書,花了二十多歐元,對我來說真的不便宜。但當收到郵寄的實體書後,慶幸這筆錢還是值得花的,因為《遊記》英文版附有愛因斯坦日記手稿摹本的照片,結果有了新的發現。
 
《愛因斯坦遊記:遠東、巴勒斯坦和西班牙,19221923

  《遊記》的相關內文

  閱讀了《遊記》相關的記載後,若以這段引文指責愛因斯坦具有種族主義的評論,個人認為有點冤枉愛因斯坦了。另外,《遊記》主要記錄的,其實是當時愛因斯坦在毗鄰中國大陸仍屬於英國殖民地的香港的見聞,他當時實際到過中國的地方只有上海,但《遊記》記敘不多。香港有些網路評論者急不可待以此《衛報》引述的《遊記》評論又再對中國人形象的成見加以「消費」一番,若然他們瞭解愛因斯坦上述段落所指的為當時的「香港人」(香港的華人)時,可能會失望了!

   首先,筆者請教了精通德語的中國同學幫忙,花費了一番功夫,確定相關報導內容手稿摹本的部分,原來德文為Flessigesdreckigesstumpfes128頁)。據此,英譯本的三個字分別為industiousfilthyobtuse,英譯字面意思基本是精準的。而中文意思分別為「勤勞」、「骯髒」和「昏鈍」,「骯髒」在當時的狀況而言,畢竟是個客觀事實,主要是「昏鈍」一詞引起的爭議,似乎愛因斯坦真的具有這樣的意思。

《愛因斯坦遊記》手稿摹本照片,128頁。

    但是,當查閱三個字在《遊記》出現的段落和脈絡,卻有了不同的發現。原來英譯本該段stumpfes譯為lethargic(同一個字,英譯者在其他地方有時又用obtuse),lethargic中譯是「冷漠」的意思。其次,《衛報》引述愛因斯坦遊覽中國的該段,實際不是當時的中國大陸,而是在香港,該段出現在1110條目之內,其記錄了愛因斯坦於1922119月從新加坡到達香港且直到1111離開香港坐船上海之前,在香港的見聞。因為重要,茲引英譯本整段:

“This morning I visited the Chinese quarter of the mainland side with Elsa. Industrious, filthy, lethargic people. Houses very formulaic, balconies like beehive-cells, everything built close together and monotonous. Behind the harbor, nothing but eateries[,] in front of which Chinese don’t sit on benches while eating but squat like Europeans do when they relieve themselves out in the leafy woods. All this occurs quietly and demurely. Even the children are spiritless and look obtuse. It would be a pity if these Chinese supplant all other races. For the likes of us the mere thought is unspeakably dreary.” 10-11-1922 p.129

中譯如下:

  「今天早上我與埃爾莎(譯按:愛因斯坦第二任妻子)去了內陸那邊(mainland side)(譯按:應該是九龍,見下述)中國人居住的地區。人們是勤勞、骯髒和。房子非常刻板,陽台如蜂窩,所有建築緊靠一起和單調。在海巷後面,只有小餐館,中國人吃飯時不是坐在長椅上,而是像歐洲人在綠蔭叢林中解手時蹲下的姿勢,一切都悄然而故作莊重地出現。即使孩子們都無精打采和冷漠譯按:德文仍是stumpfes,但英譯這裡卻用了obtuse)。如果這些中國人取代所有其他的民族,將是一件遺憾的事情。對於我們這些人來說,純粹這樣想是難以形容的鬱悶。」19221110129頁)

           從《遊記》這個引起爭議的完整段落可以看到,愛因斯坦所指的中國人就是當時香港的華人。英譯者將stumpfes譯為lethargic,實際三個字應該是industiousfilthylethargic,即「勤勞」、「骯髒」和「冷漠」才對。這裡若以「冷漠」甚至「麻木」的意思來理解,這就說得通了。但同一個德文字,該段後來又將其譯作obtuse,反而有點不通,難道指中國(即香港)的孩子們都是「昏鈍」的嗎?!不知是否編纂者Rosenkranz對《衛報》引述誤(《衛報》說他也是譯者,但書內沒有標示他是譯者),還是刻意要強調「昏鈍」的意思,愛因斯坦這裡用stumpfes,他顯然並非指智力上「昏鈍」具貶低的意思。但也毋庸諱言,這段最後一句和《遊記》記敘遊覽遠東其他地區時,他當時不其然流露一種白人的優越感。

           另外,原文德文festlandseite譯為英文是mainland side或令英譯者也誤以為愛因斯坦在中國大陸對中國人的觀感。只要仔細看清楚,這是愛因斯坦到達香港翌日1110條目之內的記敘,1111晚愛因斯坦和妻子便乘船往上海,在逗留香港不到兩天之內,以當時交通條件,不太可能當中跨越邊境去中國內地。

         至於「內陸那邊」究竟是在香港哪裡?據《遊記》記載,在同一條目內,愛因斯坦此前曾遊覽太平山頂時目睹當時英國殖民統治的種族隔離政策,華人被禁止在山頂居住(實際限制地區不止山頂)。所以,後來說去「內陸那邊」華人居住的地方,極大可能是九龍尖沙咀那一帶,也符合在「海巷後面」的描述。

愛因斯坦在《遊記》裡同情香港勞動人民的記錄

    更重要的是,即使中青年的愛因斯坦在《遊記》裡流露有白人優越感的一面,不過,他也用了「樸素」(modesty)、「溫良」(gentleness)和「節儉」(frugality)來形容香港社會底層的勞動人民,並對他們的苦況表達了無限的同情。當他從上海(亦都用「骯髒」和「冷漠」形容中國人,頁193)再回到香港後,某天又遊覽完太平山頂步行下山時,沿途目睹不少苦力拖運磚塊到山上(當時主要為太平山上的殖民地高官權貴蓋房子或其他工程之用),有感而發寫道(英譯文字):

“The entire route was taken up by Chinese men, women, and children, groaning while hauling bricks uphill. Most pitiful of people on Earth, cruelly oppressed and abused, treated worse than cattle; their reward for modesty, gentleness, and frugality.” 05-01-1923 (p.195)
    
中譯如下:

「中國的男人、婦女和兒童占據了整條道路,把磚塊拖曳上山而呻吟。他們是塵世最可憐的人。他們的樸素、溫良和節儉,所得的回報卻是受到比牛畜更糟糕的殘酷壓迫和虐待。」192315195頁)

    這裡清楚反映,愛因斯坦對於底層勞動人民同情的人道主義的關懷。但《遊記》英譯本編纂者Rosenkranz,卻完全不提這些內容。

《遊記》反映早期愛因斯坦對中國人的矛盾心態

    愛因斯坦《遊記》只是私人記事,他生前根本沒有打算公開發表出版,那時期也沒有公開作出這種評論。即使在《遊記》裡,私下對其他民族的觀感,用字無疑是輕率,但與種族主義的言論仍有距離。如果真的要批評,反而不是該段的「人們是勤勞、骯髒和冷漠的,而是「取代其他民族」的說法。其實,他不止在香港,甚至在新加坡時也認為當地華人的高生育率會取代其他民族之類的說法(頁121)。無可否認,當時愛因斯坦流露白人優越的心態或對他者(the other)文化的輕蔑(還有對於中國女性的不尊重)。究其原因,這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歐洲白人對於亞洲人一般抱有高生育率的一種偏見,或者源於「黃禍論」的一種文化恐懼表現。愛因斯坦生於那個年代,無可避免受到這種偏見的影響。

        從《遊記》裡看到,當時愛因斯坦對於中國人(包括香港華人)的觀感帶有矛盾的兩面性。一方面,有「取代其他民族」的說法;另一方面又是「樸素、溫良和節儉的」,至於他在香港或上海對於中國人的觀感均用了「冷漠」來形容,倒是接近魯迅先生筆下中國人「麻木」的精神面貌。另外,他在香港認識到殖民地的種族隔離政策,目睹底層勞動人民受到的壓迫,寄予了無限的同情,同時他又暗示他們對於這種種壓迫卻又逆來順受。

        所以,即使他早期的《遊記》內容曝光,不但不會否定他後期反種族主義者、人道主義者的形象,更讓我們較全面瞭解德國納粹上台前的年代他思想的矛盾之處,即對於他者文化的負面態度。不過,自從德國納粹黨於1933年攫取政權上台後,令當時身在美國的愛因斯坦無法回國,最終定居美國。愛因斯坦這段受到納粹主義迫害而成為政治難民的經歷,切身感受納粹種族主義的禍害,令他的思想有所醒悟。當他到美國時,目睹了黑人遭受嚴重的種族壓迫,深感震驚,他後來為此特地去賓夕法尼亞洲的林肯大學(Lincoln University)講演,因為該大學是美國首間向黑人頒授學位的大學。愛因斯坦中後期的人生經歷,才令他從政治上幡然成為一個反種族主義的人道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

The Travel Diaries of Albert Einstein :Far East,Palestine and Spain, 1922-1923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8

2018年4月15日

歷史的毀滅(The Destruction of History)羅伯特‧納萊(Róbert Nárai)

張維爾     宋治德 

校按:本譯文來自一位中國友人,要求代為校閱。原文刊載於美國《雅各賓》(Jacobin)雜誌網頁之文章
  
羅伯特‧納萊(Róbert Nárai)是即將出版的盧卡奇未發表與未翻譯作品集的合編者和譯者。他也是澳大利亞組織「社會主義出路」(Socialist Alternative)的成員。


1956年6月27日,盧卡奇與前匈牙利總統薩卡希奇(Árpád Szakasits),在人民軍中央大樓。來源:Samai Antónia / hirado.hu


匈牙利的右翼政府正試圖摧毀盧卡奇檔案館——以及他的遺産

某個星期五,電話響起時太陽剛剛落下。布達佩斯市盧卡奇檔案館的邁什泰爾哈齊(Miklós Mesterházi)獲知匈牙利科學院(the Hungarian Academy of SciencesMTA)將沒收館藏的全部手稿和書信。

接下來的星期一,MTA的雇員抵達並開始檢查藏品。他們查看了物品清單然後準備將材料搬到MTA下屬圖書館與信息中心的手稿與珍籍部門。

MTA的說法,他們的决定是基於「學術完整」的精神——搬遷手稿將使他們能够把這些館藏數據化,從而讓更多學者可以接觸到這批材料。

但我們得把MTA的决定與匈牙利的歷史與政治情况聯繫起來。

匈牙利自1989年從國家社會主義向資産階級民主過渡以來,MTA就一直在裁員,使得研究和編輯的計劃近乎不可能實現。把盧卡奇的全部作品——有許多未發表的和尚待研究的——存置到這樣一個機構,既不能服務於「學術完整」也不能有助於「研究」的利益,甚至相反,令它們失去用處。

不僅如此,現在是一個威權政府控制著匈牙利,而它正想要改寫這個國家的過去。奧班(Vicktor Orbán)政權已經在致力恢復匈牙利的國族主義和法西斯主義傳統了。它推倒了為紀念那些與霍爾蒂(Miklós Horthy)軍事獨裁和箭十字黨(Arrow Cross)政權(校按:二戰時期與納粹德國狼狽為奸的匈牙利獨裁者和政黨)作鬥爭的人們的雕像,卻以吹捧反猶分子和通納粹分子的碑牌代之。

執政黨青民盟(Fidesz)將任何被它視作「異類」的人——外來移民、羅姆人、穆斯林、猶太人、共産黨人、社會主義者、自由派——當成替罪羊。它已經掌控了大量國家機關,又威脅要取締許多公民社會機構,包括中歐大學在內。

在這種妄想與恐懼的環境中,MTA並不想表現得像在支持一個「共産主義者」,所以在以合理化處置和提高效率的幌子下,他們正在破壞檔案館。

我們會失去什麽

盧卡奇檔案館是一處獨特的研究場所。

訪客們走過盧卡奇自1945年起至1971年去世所生活和工作過的房間。這間公寓——諷刺地在多瑙河畔俯瞰著自由橋——不僅保存著他的手稿,也有他的全部藏書,其中連同他所做的批注。這些年來,工作在這處場所的學者們差不多已經收集了這位偉大馬克思主義理論家曾發表過的所有東西。

可一旦MTA搬走手稿,檔案館就將失去它最寶貴的資産。一個例子可以讓我們看到它們的價值。

盧卡奇最重要的理論成就之一是將商品生産的社會影響理論化。在這個體系下,製成品被與創造它們的工人分離。資本主義下的勞動是低賤和單調枯燥的;它把工人變成了機器。整個這套過程都是被設計來使利潤最大化的,它把人類經驗的質性維度——勞動——轉化成可量化的時間量度。「在這裡」,他在《歷史與階級意識》寫道,「人格也只能無奈地作爲旁觀者,無所作為地看著他自己的現存在成為孤立的分子,被加到異己的系統中去。(校按:〈物化與無產階級意識〉

商品生產儘管是人類勞動的産物,卻只能在非人的社會機制中——金錢、市場、資本以及工資——表達自身。它們對於人像是有生命的存在,作為自然的、敵對的而又安守其份的諸體系現於眼前,以至沒有人能將其理解,更別說掌控了。

商品生產一旦變得普遍起來,這種邏輯令人類存在的所有範疇置於它那數學理性之下。一套設計來處理數以千計案件的抽象的、形式上的法規,其負責制定生與死的法律系統。政治,從日常生活中分離出來後,開始顯得無法改變。巨大的差異分割為各個世界,而且每種存在的維度看起來都獨立於其它的。

盧卡奇後來在來自共産國際——開始是季諾維也夫掌舵,後來在斯大林手上——的壓力下放棄了這些立場。他激進的觀點是無法容于發生在蘇聯和國際共産主義運動內部的熱月反動。

至今,他爲自己辯解的最明顯的嘗試是在《歷史與階級意識》的1967年版序言裡。其中,盧卡奇稱他沒有分辨清楚對象化(objectification)(勞動)與異化(alienation)(勞動的一種神秘化形式)。

但當我拜訪檔案館的時候,剩下的最後一位職員塞凱伊(Mari Székely)告訴了我一系列盧卡奇自1933年起寫於莫斯科時期早期的未發表手稿。其中的一篇文章,是盧卡奇接觸到馬克思的《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校按:手稿在馬克思生前從未公開發表,直到1932年由蘇聯的馬克思恩格斯學院整理出版,盧卡奇於1930年代初在蘇聯為該學院工作而能讀到這份手稿)後而重新審視他早期的一些主張。在即將出版的文集中包括這篇論文——同樣還有其它以前還沒翻譯的1924年至1933年的材料——會澄清並深化認識這場辯論,進一步闡明盧卡奇的理論轉向以及他與斯大林主義那種不自在的調和。

這只不過是在一座仍待探索的巨大迷宮中發現其中一條未曾走過的路徑而已。

拯救現在

保護檔案館不僅僅是關於過去的事。它也關乎我們的現在,以及蘊涵在其中的可能性。

檔案館方面會定期舉辦會議和活動,讓來自匈牙利及世界各地的研究者可以聚在一起討論盧卡奇諸思想的批判潜力,其中許多仍然沒有被發表、被重視和被正確理解。

舉例來說,對於盧卡奇對商品形式的分析,一個常見的誤解就是忽略反抗的位置。資本主義的支配性邏輯是定量化的,但是質性——在人類價值的意義上——永遠不可能完全被排除掉的。儘管資本家感受到的利潤最大化的驅動力純粹是量化的,但工人們感受到的卻是種質性的東西:一種對他們個性和人性的侵犯。這種對他們生活質量的損害爲反抗提供了基礎。

MTA沒收盧卡奇手稿所借用的那個合理化處置和提高效率的幌子,表露出的正是資本家的量化邏輯;左翼以人的價值的名義對這一舉措的堅决抵制則表現了反抗的邏輯。

正是出於這種精神,一份反對MTA决定的聯署信——僅列舉一些包括赫勒(Agnes Heller)、弗雷澤(Nancy Fraser)和詹姆森(Fredric Jameson)等在內的超過一千五百多個簽名——125被送至科學院。類似的一份聯署信上載於網址change.org而正在網上流傳。

維護檔案館其所包含的理論體系——套用盧卡奇在《小說理論》中的話——將有助於引領我們度過黑暗的時代和揭示指引我們的那些星辰。

2018218
  

2018年3月13日

訪談:G.M.塔馬什(G.M. Tamás)論盧卡奇 ——盧卡奇的哲學及其遺產在匈牙利奧班政府治下遭受的攻擊

呂楊鵬 譯      宋治德 


校按:本譯文來自一位中國友人,要求代為校閱。原文刊載於斯洛伐克 Kapitál雜誌網頁,本文譯自Verso出版社網頁上載之文章

盧卡奇的墓碑,位於布達佩斯的克拉佩西公墓(Kerepesi Cemetery)。

問:您能向我們更詳細地介紹一下盧卡奇嗎?在斯洛伐克與捷克,他更多地作為一位文學的批評家和理論家為人所知,但他同時也是一位傑出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家。

塔馬什:首先,在所謂「西方馬克思主義」(Western Marxism)的範疇內,藝術的作用(在德語習慣中也包含文學和音樂)是至關重要的。所以,文藝評論家與馬克思主義哲學家並非兩個截然不同的專業。想想布洛赫(Ernst Bloch)、本雅明(Walter Benjamin)、阿多諾(Theodor W. Adorno)或者德波(Guy Debord)也一樣都是這類例子。盧卡奇在19181924年間寫成關於倫理與政治哲學的重要革命性著作之前,他的《小說理論》(Theory of the Novel)、《海德堡美學》(Heidelberg Aesthetics)和《關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筆記》(Notes on Dostoevsky)便是序曲。他作為一名厭惡資産階級的保守派,尤其是基於倫理和美學立場而拒斥資本主義與戰爭的極少數人之一(不同于他的老朋友兼導師,韋伯和齊美爾),他經歷了一次近乎宗教皈依式的轉型,成為了一名被認為屬於無産階級的「哲學家集體」的共産黨理論家。儘管如此,藝術在盧卡奇心中仍然是實現社會主義的「手段」(organon),取代了超越性與烏托邦的位置。

問:您怎樣看待盧卡奇的哲學與思想?您本人認識他嗎?

塔馬什:不認識,我從未見過他,他在世期間我還沒從羅馬尼亞搬到布達佩斯,搬去布達佩斯已是很久以後的事了。我也不屬於他的學派。我欣賞他僅僅從1990年代末開始,我也經歷了某種「皈依」馬克思主義的思想轉變。但在蘇聯解體後的世界中,認同以期盼世界革命——如盧卡奇那樣——作為主要的書寫方式,尤其像我曾在前蘇聯時期的全部日子裡對官方的「真正社會主義」的憎惡和本能地將真正的激進左翼視為聲譽掃地的失敗者,確實並不容易。然而,我認為盧卡奇的思想,不止是理解資本主義的有力工具(這正是馬克思主義的傳統長項),還提供了一種對資本主義超越性的想像——對資本主義的「揚棄」(Aufhebung)。

問:我們收到了許多信件和聯署請願(校按:參閱下文附錄),抗議盧卡奇檔案館的資料被移走。檔案館具有怎樣的地位和重要性?為什麽會發生這種事?

塔馬什:匈牙利有著一個反動的極右政府,早已不是什麽驚人的秘密。該政府與歐洲的其他反動政府只在愚蠢、粗暴和無知的程度上有所差別。而像匈牙利科學院一類的學術機構,則誤以為只要順從且無原則地迎合鄙俗的右派,就能使奧班放過他們。出於這種考慮,他們决定將盧卡奇的手稿遷往城郊工業區某處難以接近的倉庫,我們根本不清楚誰能够看到手稿,更不用說與他們合作對手稿進行研究了,他們還對包括檔案館內的盧卡奇故居進行「裝修」。這些拙劣的說辭,無非是令所有對盧卡奇生平著作文獻和在檔案館進行的研究難以繼續,檔案館的職員,不是被裁撤、就是被退休了。總結下來:檔案館完了,科學院因國際輿論的抗議而尷尬不已,便佯稱他們的所作所為實際沒發生過。在一個連最溫和的自由派都被視作青面獠牙的共産主義者的政權下,盧卡奇——和有爭議的被視為匈牙利與中歐左派最偉大的思想家波蘭尼(Karl Polányi)——已不再能被研究和紀念。

問:我還看到資料當局正著手從布達佩斯一個公園內移走盧卡奇的雕像,以聖史蒂芬一世(Saint Stenphen I)(校按:匈牙利第一位國王)的雕像取而代之,是這樣嗎?移除雕像的想法,據我所知,由一名年輕的民族主義者Marcell Tokody提出,他是新納粹尤比克黨(Jobbik party)在布達佩斯市議會的議員。在地方議會,他的動議得到了掌權的青年民主主義者—匈牙利公民聯盟黨(Fidesz party)政客的支持。這也是針對哲學家盧卡奇的行動嗎?他不是被稱為「人民公敵」嗎?這與他的猶太血統有關嗎?

塔馬什:以上皆是。雕像已經被移走了;對此發生了一些零星的、小規模的示威。盧卡奇在1919年匈牙利共産主義革命時期是副「人民委員」(People’s Commissar)(校按:盧卡奇時任職位為「教育與文化人民委員部」副人民委員,即副部長級),因此被一些人視為「猶太–布爾什維主義」的象徵而遭到攻擊。當然,1956年匈牙利反斯大林的革命時,盧卡奇在革命政府中擔任文化部長容易地被遺忘了(1956年革命一直被奧班政府扭曲和挪用,奧班政府甚至在修改後的新憲法內不再提及「共和國」的名稱)。盧卡奇還成為現時在朝與在野的兩股極右勢力的共同仇視對象,而這種仇視亦得到盲目反馬克思主義的更文雅一些的保守派、甚至自由派的支持。

問:Kapital雜誌這期的主題為「恐懼」,主要是探討對其作為一種政治宣傳的操作。檔案館文檔的遷移和雕像的拆除是否代表著匈牙利政治生活中一場更為複雜的危機呢?其意圖是否在對不支持匈牙利的國族主義趨向的人中間散播恐懼?

塔馬什:這樣說過於溫和了。眾所周知,大多數的歐洲國家,你和我的祖國也不例外,歇斯底里的反移民、猖獗的種族主義以及強烈的反民主傾向,這些思想——正是在沒有堅實的馬克思主義左翼、且「資産階級民主主義」的最後殘餘消失的背景下——在某些國家甚至構成了過半數或是大多數人的想法。大多數人對「來自東方和南方的蒙昧群流(the savage hordes)」、和「優美靈魂」(the beautiful souls)(齊澤克在他最新一篇討論反移民、反歡迎文化(anti-Wilkommenskultur)的文章中用了黑格爾在《精神現象學》裡的術語)而感到恐懼(校按:塔馬什用「優美靈魂」意指無力改變惡劣現實但仍抱持良知而發聲的公共知識分子;但齊澤克則以用它諷刺徒有原則而超然於現實政治的公共知識分子,這並不公允)。這些「優美靈魂」——我作為其中的正式成員——在西方受到嘲弄,在東方則受到威脅和迫害。這種恐懼有其原因,而我也發現周圍越來越多的知識分子小心翼翼地保持沉默。

問:政府打算關停由美籍匈牙利人、金融家與慈善家索羅斯創建的一所著名大學(譯者按:指中歐大學),這件事是否也與此有關?

塔馬什:是的,有一種間接關系。美國的「另類右翼」(alt-right)思想在這兒極受歡迎,這裡並且把(從主流自由派到革命社會主義者)任何的反種族主義和平等主義的思想都喚作「文化馬克思主義」(模仿了戈培爾(校按:納粹德國的宣傳部長)所用的「文化布爾什維克主義」(Kulturbolschewismus)一詞,其完全與第三帝國時期同一意思)——也就是「優美靈魂」;且痛恨中歐大學開設女權主義的課程,奧班控制的媒體將它稱為「性別法西斯主義」(中歐大學設有性別研究系,而被右派視為醜事)。我本人在中歐大學作為社會學系的客座教授,正在教授一門有關階級和另一門批判理論的課程。

任何被懷疑反對絕對權力的人,從洛克到葛蘭西,統統遭到了嚴重質疑,並被指責犯下了假想出來的十惡不赦罪行。

問:在這種情境下,您認為公共知識分子可以做什麼?有沒有應對這一趨勢的積極方法?

塔馬什:方法就是我們正在做的:講出來。正如你們在捷克、塞爾維亞、羅馬尼亞(那裡包括溫和的社會民主派,被稱為「紅色瘟疫」)、俄羅斯、土耳其等地所做的類似工作,在你們做了很多年後,我們才有了一份至少是溫和的、折衷的左翼網絡刊物,名爲《估量》(Mérce)(前稱為《雙重標準》(The Double Standard)),它也是一個實時更新的新聞網站,我在其上有一個每週更新的專欄。他們會發表馬克思主義者的文章。這些都是類似的工作,但匈牙利左翼既弱小、又素有害怕從政治上組織與行動的名聲。所以當下能做的只有發表言論:去澄清、去批判、去抗議、去搞擾、去鼓動、去解釋——總之就是讓言論傳播開來。

附錄:


【反對將盧卡奇檔案庫的手稿移走之聯署

2018115開始的幾週內,保存在匈牙利盧卡奇檔案庫裡的手稿就要被撤下,而被轉移到匈牙利科學院圖書館與資訊中心(Library and Information Centre of the Hungarian Academy of Sciences)的手稿與珍本部門。正如公眾所知,這是依照科學院圖書館與資訊中心總監所作的指示。因此,這些手稿從此以後將不能在盧卡奇檔案庫供作研究之用了。

我們這些聯署人——以前要麼曾有幸在盧卡奇檔案庫工作,要麼曾在自己的研究中支持和幫助過盧卡奇檔案庫;在我們將來的工作中,繼續用上保存在盧卡奇檔案庫裡的列印稿和手寫稿也是無可避免的——對匈牙利科學院圖書館違背了自己先前的承諾與保證,正在準備把這些手稿搬出盧卡奇檔案庫,感到震驚。此舉將會破壞盧卡奇檔案庫的獨立性——而維持它的獨立性,對於匈牙利科學院而言亦具有重要意義——並且會對研究造成不可估量的損失。所以,出於研究的利益,我們請求匈牙利科學院及其圖書館的負責人停止這一計畫。

盧卡奇檔案庫對於維持匈牙利的批判性的、進步的思想,扮演著重要的角色。我們這些聯署人對匈牙利科學院的這些舉措,視為對匈牙利公民社會機構的不斷攻擊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