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克托‧塞爾日（Victor Serge）——一位不受馴服的革命家

帕齊斯（Georg Paizis）  宋治德 譯

【譯者前言】

維克托‧塞爾日（Victor Serge，1890—1947），一位充滿傳奇色彩的比利時無政府主義革命家和作家。他一生矢志不移地捍衛俄國十月布爾什維克革命的傳統和為反對法西斯主義、斯大林主義而作不懈的鬥爭。他是托洛茨基的戰友（雖然彼此有一定分歧），也結識了不少國際社會主義的革命家、理論家和作家，要特別提的是他於1923年在德國革命失敗後，在維也納流亡期間認識了盧卡奇、葛蘭西和越飛（托洛茨基的忠實戰友，即《孫文越飛聯合宣言》的促成者之一）。

塞爾日用法語寫作，著作等身，直至塞奇維克（Peter Sedgwick）翻譯他的《一位革命者的回憶》（Memoirs of a Revolutionary）並於1963年出版後，他才更加受到英語世界的左翼所重視和產生持久的影響力，他的其他作品才陸續被翻譯成英文。塞奇維克的英譯本對原著做了不少刪節（因為當時出版社的要求），他於1983年去世。本文作者帕齊斯（George Paizis），後來在原譯本的基礎上補譯被刪節的部份，而成就了現在完整的英譯版本。

塞爾日作品的中文翻譯，更是鳳毛麟角。塞爾日非常關心中國1927年的革命，雖然他未曾到過中國，但他根據去過中國的朋友的見聞和其他相關的訊息、報導，寫了不少分析當時中國革命的文章。他敏銳地指出斯大林控制的共產國際（第三國際），命令中國共產黨加入國民黨的階級聯盟的錯誤和危險，這亦影響了托洛茨基對於中國革命的分析。由於他強烈批評斯大林對中國的政策，成為他被逐出蘇聯共產黨的主要原因之一（另一個主要原因如本文所述的他加入托洛茨基的左翼反對派〔Left Opposition，過去譯為「左派反對派」〕）。中國托派領袖之一鄭超麟於1930年代，翻譯和出版塞爾日的作品名為《俄羅斯革命逸史》（不確定譯自塞爾日哪本著作或文章），其後沒有再版，恐怕現在已難找到。

本文涉及《一位革命者的回憶》的引文，譯者參考了法文原著而有所潤飾。文章原載於《社會主義評論》（Socialist Review）2012年七、八月號371期。

維克托‧塞爾日（Victor Serge）

正文

【編按】維克托‧塞爾日（Victor Serge）是一位響應俄國十月革命和布爾什維克主義感召的無政府主義者。他後來為了保持真正的革命傳統，與斯大林主義和法西斯主義作鬥爭。這裡帕齊斯（Georg Paizis）回顧塞爾日不平凡的一生及其在今天為我們提供的教訓。

維克托‧塞爾日（1880—1947）是一位上世紀最重要的革命作家之一。當他去世時，留下了大量的著作、文章、小說和詩歌，這些是對他將近50年的活動和所參與過的社會主義運動的重要時刻的回應。然而，直到1963年出版了塞奇維克（Peter Sedgwick）翻譯他的《一位革命者的回憶》（Memoirs of a Revolutionary）之前，他在很大程度上被英國的左翼忽略了。現在，他的一個新的、終於未經刪節的回憶錄版本問世，提供機會向新一代的社會主義者介紹塞爾日，以檢視他著作的適切性。

 

《一位革命者的回憶》（Memoirs of a Revolutionary）英譯新版

塞爾日時常是一位局外人〔譯按：指「邦諾幫」的活動時期，見下述〕。他生於比利時，是一個反沙俄的窮困流亡者的兒子。他從15歲起便自立生活，拒絕接受任何正規教育，成為印刷工人。他花了兩年時間在法國南部森林的無政府主義者聚居地生活，那裡他認識了一些當代恐怖分子和理論家的菁英。他在巴黎是報紙《無政府主義》（L’Anarchie）的編輯，筆名是le Rétif，即難應付、倔強的意思。但他對他的許多同志的自我毁滅、孤立傾向——如「非法主義者」——提出批評，他形容他們深受集體自殺的願望之苦。然而，他在1912年因為與「邦諾幫」（Bonnot Gang）〔譯按：20世紀初，法國一個無政府主義的持械行刧銀行的組織〕——一群非法主義者與挑戰強大的法國國家——的恐怖主義活動有關而被判5年苦役。事實上，塞爾日只是拒絕向警方供出資料而被定罪。

當他於1917年出獄後，參加了在巴塞隆納失敗的工人起義。他逃回法國，因為被懷疑為布爾什維克嫌疑分子而被拘留一年，之後才被允許離開而前往革命的俄羅斯。他於1919年抵達，加入布爾什維克和參加彼得格勒面對反革命軍隊包圍的保衛戰。這是他著名小說《被征服的城市》（Conquered City）和論文集《革命面臨危險》（Revolution in Danger）的主題。他為第三國際從事刊物出版工作和翻譯服務，與俄羅斯和國際工人運動的所有主要領導人一同協作。他提供對列寧、托洛茨基、季洛維也夫、也有他在街壘和激烈的鬥爭之中遇過的戰鬥者的清晰描繪。他也是在布爾什維克黨員與俄羅斯和國際的無政府主義者之間的中間人，也經常代表異見人士（尤其那些開罪了秘密警察契卡〔譯按：1917—1922的肅反委員會〕）向蘇維埃當局說項。

「在1921年這個夏天，我與國外同志之間形成了持久的、甚至是終身的友誼……我被那些具自由意志、由想望激發去為革命服務而不會視若無睹的人們所吸引。當一個「官方真理」正在抬頭，這在我看來是所能想像的最可怕的事情。」〔譯按：《一位革命者的回憶》，第166頁。以下該書引文只標示頁數。〕

他在嘗試成立農村公社失敗後，國際〔譯按：以下皆稱「共產國際」〕派他去德國，他在那裡目睹德國共產黨（KPD）和共產國際為此而準備1923年的起義及其失敗，這時期塞爾日的文章，收錄在《德國革命的見證》（Witness to the German Revolution）一書，其描述了經濟危機對工人及其家庭的影響——出了名的日常超高的通貨膨脹和貧困造成大眾的生存問題。

歷史契機

塞爾日見證了當改良主義政黨的權力減弱時而變得更容易叛賣，法西斯主義興起和德國共產黨未能把握歷史提供的機遇而造成政治兩極分化。當德國共產黨號召總罷工時，工人的回應是茫然不解。誰要為這個重大的挫敗負責？塞爾日顯示了他的批判性洞察：共產國際過於官僚和自上而下的特徵，結果令它不能與工人階級產生聯繫。

隨著德國革命的失敗和列寧的去世，俄羅斯共產黨的官僚攫取了對黨的控制權，老布爾什維克同志為此抵抗而鬥爭。無實權的、且成為被詆譭對象的反對派領導人，便是托洛茨基。塞爾日離開維也納，迅速加入為了革命的靈魂所作的鬥爭。不要說是反對，討論也被扼殺了。投票成了例行公事，並且被新成立的大多數——因「列寧徵召」（Lenin levy）而新招募的、一切從屬於黨機器的25萬黨員〔譯按：斯大林在1924年初列寧去世不久所推出的黨員招募運動的名稱〕——強行通過。有些詩人、戰鬥的工人和知識分子在絕望中自戕了。鎮壓的另一面便是腐敗。到了1927年冬天，左翼反對派人士（Left Oppositionists）被逐出了共產黨，他們面臨的困境：要麼在體制外繼續抗爭（譯按：但起到的作用有限），要麼為了返回體制內而投降。

1928年，塞爾日被監禁，後來獲釋了。他的家人受到迫害，他的朋友從工作崗位被開除而不能謀生或得到任何救濟。這正是在「五年計畫」期間，政府開展了一項大規模工業化和剝奪小農土地的計畫：「在世界經濟危機的高峰期，為了建立黃金儲備，食物以最低價格出口，整個俄羅斯的人在挨餓。〔譯按：第293頁〕」為了實現計畫付出人命的犧牲和代價，意味著暴力和鎮壓的程度會繼續加強，異見被消滅。作為反對派是一個沒有中間道路的個人事情——要麼認錯而放棄原本政治信念，要麼被逼迫殘害。為了形容這段官僚權力的瘋狂時期，他創造了「極權主義」（totalitarianism）一詞〔譯按：根據美國研究塞爾日的專家魏斯買（Susan Weissman）《塞爾日傳記》（Victor Serge :A Biography）當中的考證，認為塞爾日是第一個用「極權主義」形容斯大林統治體制的人〕。

瀕臨死亡的經歷

他當時瀕臨死亡的經歷改變了塞爾日的生命軌跡。直到那時，他的人生和寫作都是由歷史的要求決定的，但他認為他所寫的這些令人難忘的時代沒有任何持久的藝術價值。「如果我有機會生存下去，我必須盡速完成這些我已開始寫作的書：我必須寫作、寫作……我想到了我會寫什麼，腦海裡勾勒出關於這些令人難忘時代的一系列紀實小說（documentary novels）的計畫。」因為歷史和新聞工作的著作存在局限性，所以採用「紀實小說」。這個寫作的目的，將是「作為一種表達大多數人難以表達其內心世界的方式，作為一種思想感情交流的方式，作為一種對我們身邊流逝的廣泛的生活而必須嘗試確定其重要方面的方式，以便後來者據此而獲益」〔譯按：第303頁〕。這只能通過文學作品來實現，其形式取決於它所處的條件：「我必須以單獨的片段來構築它們，其可以分開地來完成和儘快送出國外，如果是絕對需要，它們可以按原樣——不完整的——出版」〔譯按：第305頁〕。

塞爾日為了維生，從事翻譯工作，並將他的稿件送出國外。1933年，他與他兒子被流放到哈薩克的奧倫堡（Orenburg）的勞改營。他形容這段流放的歲月是處於饑餓、寫作、與俄羅斯的家人及歐洲的朋友隔離的日子。儘管警察干涉他的郵件往來，手稿仍被送到國外的朋友手中並為他贏得聲望，使到他朋友發起爭取釋放他的行動成為可能〔譯按：其中對他最大幫助的是法國作家羅曼．羅蘭（Romain Rolland）〕。他們最後在1936年春天成功離開而到了法國〔譯按：塞爾日只能帶妻兒逃離斯大林魔掌，但他的胞妹和大部分親屬都死於勞改營或監獄〕。兇殘的莫斯科大審判就在該年夏天開始。假如他當時還在蘇聯，他將遭滅頂之災。

隨後的十年，法西斯主義黨徒在德國和意大利掌權、和斯大林主義宰制了左派的情況下，他形容為「世紀的午夜」（the midnight of the century）。他們向警方（譯按：法國和比利時）散佈對塞爾日的謠言和指控。他受到社會民主派人士的杯葛，不可能靠寫作謀生，所以他轉而做校對工作。他在俄羅斯的朋友和家人被失蹤了；歐洲的同志也遭到斯大林分子的特工暗殺。托洛茨基中了在身邊潛伏的蘇聯特工的離間計，而與他斷絕了政治和個人的關係。他對莫斯科大審判表達了抗議之後，他的蘇聯護照被註銷而成為無國籍人士。另一個重大事件為西班牙內戰，斯大林分子對其革命進程的絞殺。塞爾日的摯友，馬克思主義統一工人黨（POUM）〔譯按：西班牙內戰中反法西斯佛朗哥和斯大林主義的親托洛茨基的革命武裝組織〕的領袖安德魯‧寧（Andreu Nin）被殺害了。對這椿案件偵查的警察總長被迫辭職，而要開啟調查的法官也不得不離開。「在牢裡的革命者，遭到綁架、暗殺或被斯大林行刑隊槍決的受害者，他們所有人都無止盡地被譴責為「佛朗哥–希特勒–墨索里尼的托洛茨基分子、間諜、特工，人民的敵人」〔譯按：第393頁〕。

當戰爭來臨時，塞爾日向法國南部逃走，在途中拒絕了許多富有的左派知識分子的幫助或收容，如許多歐洲知識分子一樣，最後到達馬賽。在得到幫忙下，他獲得許可登上開往美洲的輪船，但是難找到一個願意收留他的國家，他與兒子維拉迪（Vlady）直到最後成功在墨西哥定居。他在1940年托洛茨基被暗殺幾個月後抵達墨西哥，說：「這正是老人離開的時刻，也是對於工人階級最黑暗的時刻，正如他們過去看到他具有的如斯崇高影響的最激昂的時刻」〔譯按：第427頁。引文與英譯本略有差異，已依據該譯本和法文原文作了更正〕。

托洛茨基的遺產

他與托洛茨基遺孀〔譯按：娜塔莉婭‧謝多娃（Natalia Sedova）〕保持友誼，並合撰了《托洛茨基的生與死》（The Life and Death of Leon Trotsky）一書。在墨西哥，他用了生命的最後幾年，寫了他的《一位革命者的回憶》、以及一些文章和他最著名的小說《圖拉耶夫同志的案件》（The Case of Comrade Tulayev）。這本小說大致依據基洛夫（Sergei Kirov）被殺一案寫成。他以分散而又全景的敘事，探討國家機器如何利用一名蘇維埃政治人物的被殺，而同時借此來清除異己作為解決自己內部的衝突。小說結尾，以那些對於未來抱有一種虛假安全感的上層官僚，對比被壓抑著而傳出隆隆憤怨之聲的下層工人。

塞爾日在貧困中去世時，腳上穿著的是破洞的鞋子。「我很早便從俄國的知識分子那裡學到，人生的唯一意義，在於自覺地參與歷史的創造。我越思考這點，它似乎越成為深刻的真理。據此，人們必須積極地反對任何貶損人的事情，並為了自身的解放和發展而投入一切的鬥爭」〔譯按：第439頁〕。

1963年出版的《一位革命者的回憶》英譯本，由塞奇維克（Peter Sedgwick）翻譯，帕齊斯（George Paizis）後來幫助翻譯和出版了最為完整的英譯本。本書新版現於書籤（Bookmarks）書店有售。

保衛共產主義：清算斯大林主義與官僚主義的責任——懷念法國一代傑出馬克思主義哲學家本薩依德（Daniel Bensäid）

卡特琳娜‧莎瑪莉（Catherine Samary） 雨木 譯    宋治德 校

校按：丹尼爾‧本薩依德（Daniel Bensaïd，1946—2010）（中國或譯為：本賽德），法國當代著名馬克思主義哲學家，1968年學運代表人物，法國重要托派組織「革命共產主義者同盟」（Ligue Communiste Révolutionnaire，LCR）領導人，在他逝世前兩年，LCR解散而成立跨激進左派的「新反資本主義黨」（Nouveau Parti Anticapitaliste）。本文原為作者在某個紀念本蕯依德研討會上的報告，後來收錄在紀念本薩依德的文集《不是時候》（l’intempestif），原文連結可見《本薩依德文庫網址》（Le Site Daniel Bensäid）。本譯文來自一位中國朋友，要求代為校閱，譯文副標題為校者所加。

丹尼爾‧本薩依德（Daniel Bensaïd，1946—2010）

丹尼爾（校按：作者對本薩依德的暱稱）在他生前最後作品之一〈共產主義的力量〉（Puissances du communisme）中，強調：「爭取解放的話語從上世紀的折磨裡無可避免受到損害」。「然而」，他補充道：「在昨日所有背負偉大承諾和理想的話語中（社會主義、革命、無政府主義……），唯有共產主義承受了最大的傷害，因為它被困於官僚國家之中並受其極權方式的奴役。」^[1]

丹尼爾處理這份遺產，概述了方法論的（這也是我首先要強調的）兩個面向：第一，把共產主義視為一個平等主義的運動，而並非對一個社會性質的界定；第二，承擔歷史的「清算責任」。然後我們將會看到，以這兩個面向的相互作用的取徑而針對歷史中共產主義出現的斯大林主義和官僚主義的兩種型態，我們便將它們一併扣連起來而作出解釋。^[2]

兩種取徑在方法論上的張力

共產主義，並不是一種對社會性質的界定，而是一種追求平等的起義。丹尼爾面對共產主義在歷史經驗中失去了信譽這種時代氛圍下而作出抵抗，他在《幽靈的微笑》（Le Sourire du spectre ）一書中斷言：「即使這些話語多麼糟糕而令我們必須創造新的說法，但我們由始至終都是共產主義者……這一切一切，簡單來說，因為共產主義仍舊是抵抗與起義的『隱語』，作為對這樣一個社會的替代出路：處在頑固的物化力量與不能倒退的平等主義原則兩者之間的角力而所撕裂的狀態。」^[3]

而這就是用以闡釋他保衛共產主義方法的第一點：共產主義「既不是純粹的理念，也非教條主義的社會模式……它是一場運動的名稱，其對社會固有秩序的持久性超越與摒棄」 ^[4]，這場運動在《共產黨宣言》中所指稱的那個「聯合體」得到啟發，「在那裡，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

我們要注意丹尼爾完全拒斥「教條主義模式」的社會，因此他不可能囿於所謂「經典」的課本教材中那種對共產主義的「定義」。這些定義所表述的共產主義，假設一個在資源極大豐富的條件下，依據一種分配「原則」——各盡所能、各取所需——來調節社會；它亦被假定為超越「社會主義」的階段：即是「向共產主義過渡」的、遵從「按勞分配」原則的後資本主義階段。恩格斯在他那個時代，已開始竭力反對這種公式的教條主義傾向的濫用。然而，有三個因素令到這種階段劃分顯得過時：第一，生態環保意識的覺醒而認為資源是有限的。第二，在滿足下層民眾需要的要求下，階級鬥爭不會順從「階段論」的約束。最後，是來自20世紀的革命經驗的教訓：在1920年代蘇聯的大辯論中，有關蘇聯在緊接資本主義之後「向社會主義過渡」的社會，它是否已經「過了頭」或「尚未」階段的爭論；除此之外，還要歸功於斯大林主義，它將共產主義從歷史起初到終極的發展都是不可避免的這個看法，定於一尊。^[5]

從研究的取徑來看，丹尼爾在任何情況下都要遠離「階段論」的解釋。共產主義作為一場反對所有壓制「平等原則」的運動，或者也能同時成為現實和沒有終止的，更重要的是成為了一個社會要達致的目標……然而，正是這樣一種方法包含了反歷史的抽象危險，它繞過了對共產主義運動的倒退和失敗的批判分析。

歷史的清算要求。丹尼爾在他與阿蘭‧巴迪歐（Alain Badiou）的辯論裡，質問道：「其中一個重要的問題，究竟官僚專制主義是十月革命的正當延續，還是官僚反革命的結果」。 ^[6] 他提出要抗拒「一種逃避歷史批判的清算的誘惑」。

據此，這就是方法論的第二個要求，欠缺這一要求，共產主義的理念便會被化約為「一些與時間無關的不變項」（invariants atemporels），或是「關於正義和解放的含糊不清理念的同義詞」。但他又補充到，表達了這種有趣的張力：「話語獲得在哲學或倫理學上的延伸意義，又會喪失它政治方面的精確性」。丹尼爾為解決這個難題，通過將共產主義確認為「在資本主義時代的一種特定解放形式」的要求。我會在結論裡展示，將這種論述進行擴展和加強、而不失去它的連貫性是有可能做到的。首先，讓我們看看丹尼爾回顧這些歷史經驗如何使「歷史唯物主義」蛻變，接著是如何與巴迪歐對於斯大林主義和官僚主義的現象所做的評論劃清界線。

思考歷史中的共產主義：從科學社會主義到異端思想

作為現實運動的共產主義，顯然要與馬克思恩格斯作為對「空想社會主義」批判的「科學社會主義」聯繫起來：明確反對小部分人所策劃的脫離大規模群眾運動的反社會行動，而強調創造性和從無產階級大規模鬥爭的「共產主義學校」中學習，還有在資本主義經濟體系的危機中踏出與資本主義決裂的可能性的一步。但在蘇聯占據統治地位的「科學的馬克思主義」，尤其在中蘇衝突之後——毛澤東的中國聲稱以斯大林主義來反對抗赫魯曉夫——無異于為蘇聯道路作出辯護。在這種「馬克思主義」之中，為了社會進步發展而要反對的敵人無可抗拒地總是資產階級。

因此，丹尼爾‧本薩依德的哲學著作的主旋律摻合了歷史「分岔」（bifurcations）的思想，以反對視歷史為線性發展的想法——對托洛茨基主義政治分析的著作《被背叛的革命》，以一個哲學提綱的方式作出說明。這將依賴一些異端思想——從夏爾‧佩吉（Charles Péguy）（校按：法國20世紀初的社會主義詩人和小說家）到本雅明（Walter Benjamin）、當中經過布洛赫（Ernst Bloch）——正如他所說的不是「不顧」、 而是「基於」馬克思主義者的信念而運用他們的思想。

佩吉和對真理的要求。丹尼爾反對一種帶有必然發展觀的現實偽社會主義的或帶有「歷史意義」的神話。丹尼爾所投身的政治參與，其在分析了托洛茨基《被背叛的革命》的基礎上，與曼德爾共同反對貝特蘭（Bettelheim）（校按：Charles Bettelheim，法國當代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的「唯生產力」的宿命論、並且結合葛蘭西的「智力的悲觀主義與意志的樂觀主義」的要求而作出鬥爭。他將另一個夥伴（但較少引述的）也加入了這個思想領域：夏爾‧佩吉。^[7]夏爾‧佩吉同樣在尋找「沒有藉口」的真理：「為什麼把歷史置於錯誤的基礎之上？成為社會主義者，要說出真理。」^[8]丹尼爾補充道，真理便是「應該知道如何說出沒有美化而會令人難過的話，也不會說出普遍歷史的欺人之談。我們沒有權利將獨特的和不可化約的人的責任，消解在一片歷史意識的油層之中。」相比歷史決定論和無限進步發展的線性概念，丹尼爾在佩吉的著作裡，發現佩吉對歷史的理解向我們「敝開了類同（affinités）和迴響（échos），其跨越了時間，聯繫不同世代，復現逝去的瞬間，以及讓熄滅的星辰重新閃耀。」^[9]

佩吉（Charles Péguy，1873—1914）

時間回溯，就在於回顧前資本主義時期以宗教啟發的「共產主義」。布洛赫就是這種思想進路。

布洛赫的希望原則。他以具體的烏托邦思想而充分地嵌入這種歷史的敞開性之中。^[10]他並非拒斥那些從馬克思主義立場出發以反對脫離群眾的「烏托邦社會主義」的論戰，而是更充實它。「這或者是否定社會主義屬於 『抽象的烏托邦』的理由，但是具體烏托邦的思想流派在這一過程中已經失去了它的豐富性。」^[11];

布洛赫（Ernest Bloch，1880—1959）

布洛赫區分了「冰冷的」和「熱忱的」馬克思主義兩種傾向。「熱忱的」馬克思主義傾向願意步向一種「由希望原則重構的烏托邦」，丹尼爾認為這種「熱忱的」烏托邦傾向成為將「反抗斯大林的官僚秩序與反駁『社會主義的想像力貧乏』的指控扣連起來」。透過這種連繫與結合而能夠與過去的解放運動（重新）建立關係——特別是宗教啟發的解放運動（佩吉有相近的想法）。從農民戰爭開始，經過英國平等派的革命，而到20世紀的解放神學。

米歇爾‧洛伊（Michael Löwy）讓人們認識布洛赫的異端馬克思主義而做出了貢獻。^[12]布洛赫將最「熱忱」、人道主義願景的馬克思主義，比擬為那些反抗教權而具異端思想的宗教：它們不接受腐化和專制的等級制度，肯定個體的解放（包括，譬如從再洗禮派展示的，成年人在自由且自覺下選擇宗教信仰的要求）；同時提出土地是集體共享……在地上建立上帝之城的烏托邦能動員廣大群眾，以反對零碎的、類資產階級或類斯大林主義等等的「烏托邦」。

但是，在布洛赫的思想中，未來是作為一個主導範疇，即「夢醒的解放力量」。丹尼爾對此敏銳覺察它有重墮「烏托邦社會主義」的風險，因為在這種抽象、邊緣的意識中繼而伴隨失望甚至放棄反對現有秩序的行動。在面對這種風險下而提出「警戒」（sentinelle）政治，作為轉向一種開啟多種可能性的歷史「分岔」說。

本雅明與或許的聚束（faisceau）……本雅明強調要「駕馭聚束（一組）的『或許』，為讓過去所掩埋的一些特質突然浮現」。這猶如一顆星辰卻從四面八方同時閃爍著，發揮一種同時「復現過去和預示未來的力量」。它「總是能重新發牌和分配角色，以忤逆征服者所書寫的歷史而改變過去的意義。『最後』一詞從未被說出來。」^[13]他反對陷入困境的「當下」。

本雅明（Walter Benjamin，1892—1940）

對丹尼爾而言，同樣是這個閃爍的當下，它啟發了今日的農民和原住民在這些生態、社會、國際等等議題的十字路口上的鬥爭，而且吸取了宗教元素的另一個可能的世界運動（反全球化運動）的意識形態發展，嵌入了古老的也同時是現代的時間性。丹尼爾將19世紀的剝削與今日反對跨國企業掠奪的鬥爭聯繫起來。^[14]這些鬥爭把握住「風俗習慣」抵抗資本主義的全球化，回到了「公共財產」以反對「剝削」（大衛‧哈維〔David Harvey〕特別強調了這一點）——這是一個在現今能被拉闊的概念，已經超越土地或水的問題的範圍，尤其重要的是「社會知識的生產越來越多地受制於知識產權」。

在世俗化的彌賽亞主義中，丹尼爾表明要全神貫注地處於「警戒」狀態下，時刻準備辨別爆發新的鬥爭的可能。「現在政治變得優先於歷史」，因為政治主導了意義；沒有已被命定的起源或被操盤的終結，亦沒有免受失敗或挫折的保護，而是必須能夠從分析之中看到這些目標。

清算斯大林主義與官僚主義的責任

本薩依德質問巴迪歐：「官僚專制是十月革命的正當延續嗎？」^[15]本薩依德對此的進一步詰問，提出的例子為仍然聲稱是在「共產主義者」的北京政權統治下所發生的「文化大革命」（校按：巴迪歐所歌頌的）或1989年天安門的鎮壓事件。什麼是作為改變一場革命、一個社會（它們要求解放的力量遭到壓抑）發展軌跡的連續性、不連續性、斷裂和著名的「分岔」的要素？這場與巴迪歐的論戰應當予以系統化闡述。巴迪歐在「永恆的和主體造反的哲學概念」的意義上而使用「共產主義」一詞，丹尼爾援引了他的一句話：「令到共產主義的假設在奪取權力的邏輯之外」，其根據這兩個序次（séquence）：首先，馬克思已經為共產主義運動「埋下了這個假設」；其次，「革命黨從軍事化到階級戰爭而建立社會主義國家，或者標誌著取得勝利的假設這個序次」。

丹尼爾據此對巴迪歐的評論：「這個表述，儘管謹慎而細緻的用『或者』，意味著這個序次與他的共產主義假設是一致的」，「但歷史不能被化約為對於一個奠基性事件的效忠的一系列序次」，「巴迪歐沒有直面斯大林主義的問題，巴迪歐把一個假設置於另一個假設之上：這種建立在一個像幽靈般的初始爆發事件之上的效忠，極不可靠。這樣共產主義的假設，便處於一種為要確認與它概念相一致的真實性而要求實現它的政治介入、與另一種為讓思想躲避歷史更迭的唯心論前提這兩者的拉扯之間。

最後，丹尼爾指出：「在巴迪歐那裡對斯大林主義的批判被化約為只是方法上的問題」，其認為「應該批判的是如何建立黨組織的選擇和能否稱之為黨的組織形式。」

難道非政黨組織的形式可以避免官僚主義的危險嗎？斯大林主義難道只是錯誤造成的產物嗎？

敵人不僅僅是資產階級。事實上，在毛主義的理論世界裡官僚主義的概念是缺席的，那裡的敵人只有「資產階級」（或者「資本家階級」）。然而，正如丹尼爾所說，這裡存在著多重的鬥爭與威脅。他指出：「我們被外部的資產階級敵人和內部的官僚主義敵人雙重地擊敗了。」^[16]

很多作家（尤其是丹尼爾引用的）會分析與階級聯繫而又有自身獨特性的「社群機體」（corps sociaux）。^[17]但我們亦應該根據階級之間的力量關係，而勾勒出作為制度一部分的政黨其在社會政治劇變的階段的形態。但是工人運動自身的官僚化並非邁向共產主義道路上的意外。丹尼爾反對這樣一種「膚淺的理論」，其「認為官僚現象乃是在文化上落後的社會的特有結果」，或是特定組織形式的產物。「事實上，有更多社會的自我發展，就產生更多不同的官僚主義形式：國家官僚主義、行政官僚主義、知識與菁英官僚主義。」

然而，非政黨性質的工人和社會運動的群眾組織（如工會、非政府組織、反歧視鬥爭組織），相比政黨並不必然有更多的民主和更少受到官僚化的威脅。^[18]丹尼爾堅持，從全球範圍來看我們應該「思索的方式：政治和權力去專業化、限制民選代表身兼副職、消除物質與道德的特權以及確保義務的輪替。」 正如馬克思從巴黎公社的經驗而得出的教訓^[19]、這亦是列寧提倡的，要與在社會之上的資產階級國家作出決裂。

這並非特殊現象，沒有萬靈丹可以完全避免發生。「關鍵在於採取警惕的措施和抑制官僚化的趨勢。」「真正的解方，有賴於經過長期地對勞動分工作出根本轉變和勞動時間的大幅減少。」我們能夠透過來自多種流派的批判思潮——經濟學、社會學、生態學、性別研究和後殖民主義——作為重要的思想武器，而為這個更深層的「共產主義」的平等目標作出動員。

對兩種共產主義取徑之間張力的拿捏和疏理

我們認為（與丹尼爾一樣），對這個藉著與時間無關的「不變項」的共產主義取徑，其若能夠給予一個有力的概念和保持倫理學上的延伸，如要這樣做到，前提條件是不能放棄歷史的分析。可是，由誰來判斷和如何判斷？

無聲者的聲音（La voix des sans）……在由統治階級所書寫的每個階段和時期的歷史裡，我們需要訪尋那些「被遺忘者」的歷史啟示，作為反對抽象的偽普世主義。丹尼爾在就這個問題上與洛伊一樣，強調本雅明的貢獻在於轉向「無聲者」的聲音——不能發聲者、被壓迫者、被征服者，也就是被遺忘者：女性、奴隸、被殖民者、草根社區的平民以及遭受不同方面和形式的被壓迫的人。^[20]為了被壓迫者對過去與現在的意義的占有，以民主的鬥爭而對歷史的多重占有，從而成為贏得「霸權」的其中一部分。在世界各地，反對統治者將一種「官方歷史」合法化的嘗試。^[21]

全球範圍內，反動意識形態的進攻有不同的形式：由將共產主義等同為斯大林恐怖統治的古拉格這種立場出發，而對1989—1991的翻天覆地的變化解釋為擁護資本主義的「革命」和「歷史的終結」；嘗試美化（法國）過去的殖民統治，而對過去反法西斯和反帝國主義的抵抗運動進行污名化^[22]；藉由變化不定的國際法而對以色列新的「文明戰爭」予以合法化，從而模糊猶太復國主義的殖民主義……反動意識形態的目的要說成所有這些反動事業和統治機關的權力都是美好的。所以，我們要透過擴展公權力作為「警惕歷史的工具主義化」。^[23]清算的責任，將看到的所有這些反對不正義的犬牙交錯的「社會抗議」加以吸收而使其成為共同資產。

對於優秀的共產主義者來說，只有多元的亦因此是民主的才是恰當的方式。應該消除那些使自身儼然成為最高審判官的政黨、國家、流行的意識形態或專家。但這並不表示民主共產主義不需要政黨、行政機關、專家和反菁英者。尊重共同體規則的組織自由和表達異見的自由、亦同時有助於機構以其方式判別議題，這十分重要。^[24]

結論：重新構述而開啟更多的工作

羅莎‧盧森堡所看到而強調，布爾什維克限制了黨內的民主，而令到自身蒙受損失——因此，這便有利於斯大林主義化。但是，「短暫的蘇維埃世紀」不是侷限在斯大林的蘇聯。丹尼爾對巴迪歐所作的辯論裡，欠缺了充分提及同樣被各地共產黨鎮壓的許多「共產主義的」現實：1956年的匈牙利和波蘭的工人議會、布拉格之春、1968年的南斯拉夫自治運動、和1980年波蘭的大罷工和要求自治的團結工會運動……

和丹尼爾一樣，我們作時間回溯，回顧歷史過程而汲取所有鬥爭失敗的歷史，對在這個重述中對兩個面向取徑的充分假定：「一種為逃避歷史批判的清算的誘惑，其導致將共產主義理念化約為一些與時間無關的『不變項』、關於正義和解放含糊不清理念的同義詞，……而是應該對這些『不變項』採取歷史和政治形式的分析（在資本主義時期之前或由它之後、在不同的地方和脈絡之下）。」

這不止是要確定「在資本主義時代的特定解放形式」的問題，而是因為所有的社會（過去的和未來的、無論它有多麼正當的理由）都得從反對不平等和壓迫的起義怒火之中服膺這種批判。這毋須要同意這個概念才懂得這樣做。^[25]

我們提出的「清算的責任」的準則，以非宗派、非規範和非教條的有關方式，但最終是忠於平等和解放之目的。

「對能力的真正考驗……是在跨越『門檻前』的駐足。在一個持續的微妙的過渡之中……沒有最終的確定性。在跨越門檻之前，這過程之中必然帶來焦慮。」^[26]


註腳：

^[1].↩ Daniel Bensaïd, 〈共產主義的力量〉（Puissances du communisme） , 2009, Article publié sur ce site.（校按：文章見《本薩依德文庫網址》）

^[2].↩ 本文來自丹尼爾過世兩年後在阿姆斯特丹舉辦紀念他的研討會上的報告《保衛共產主義》，旨在討論斯大林主義和官僚主義的問題。文章亦收錄在紀念丹尼爾‧本薩依德的文集《不是時候》（l’intempestif），《探索》（La Découverte）出版社，巴黎 2012。

^[3].↩ Daniel Bensaïd,《幽靈的微笑》Le Sourire du spectre, éditions Michalon, Paris, 2000, p. 37.

^[4].↩ Daniel Bensaïd, « Puissances du communisme », 2009. Article publié sur ce site.（校按：文章見《本薩依德網址》）

^[5].↩ Cf. débats « pour un socialisme du XXIe siècle » sur le site de Michel Husson : http://hussonet.free.fr （校按：文章見《本薩依德文庫網址》）

^[6].↩ Daniel Bensaïd, 《一個假設的共產主義：關於巴迪歐的〈共產主義的假設〉》« Un communisme hypothétique. A propos de “l’Hypothèse communiste” d’Alain Badiou », 2009. Article publié sur ce site.（校按：文章見《本薩依德文庫網址》）

^[7].↩ Daniel Bensaïd, 《縱向的不光采》 « L’inglorieux vertical », 1992. Article publié sur ce site.（校按：文章見《本薩依德文庫網址》）

^[8].↩ Cité par Daniel Bensaïd in « L’inglorieux vertical », art. cit. : Charles Péguy, « Deuxième élégie », Œuvres en prose complètes, Paris, Gallimard, La Pléiade », tome I, p. 351. （校按：本薩依德引述佩吉的句子，出自佩吉的著作《第二哀歌》〔« Deuxième élégie »〕）

^[9].↩ Ibid.

^[10].↩ Ibid.

^[11].↩ Ibid.

^[12].↩ Erwan Dianteill et Michael Löwy,《宗教與社會》Sociologies et religion, t. II, 〈異見的取徑〉Approches dissidentes, Puf, Paris, 2005.

^[13].↩ Daniel Bensaïd, 〈烏托邦與彌賽亞主義：布洛赫、本雅明和虛擬的意義〉« Utopie et messianisme : Bloch, Benjamin et le sens du vituel », 1995. Publié sur ce site.（校按：文章見《本薩依德文庫網址》）

^[14].↩ Daniel Bensaïd,〈馬克思與林木盜竊：從窮人的日常權利到人類的幸福〉« Marx et le vol de bois : du droit coutumier des pauvres au bien commun de l’humanité », 2007. Publié sur ce site. （校按：文章見《本薩依德文庫網址》。 Daniel Bensaïd, 《被剝奪者。馬克思、林木盜竊者和窮人的權利》Les Dépossédés. Karl Marx, les voleurs de bois et le droit des pauvres. La Fabrique, Paris, 2007.

^[15].↩ Cf. note 5.

^[16].↩ Daniel Bensaïd, Le Sourire du spectre, op. cit., p. 36.

^[17].↩ Ibid. p. 85.

^[18].↩ 有關這個計畫，丹尼爾和其他人一樣，受惠於第四國際內部有關的辯論黨內的管理關係（尤其是性別）的關注、權利的成文規定、尊重群眾民主運動以及對於官僚主義的分析。Ernest Mandel, De la bureaucratie, La Brèche, « Cahiers rouges », Paris, http://ernestmandel.org

^[19].↩ Karl Marx, Friedrich Engels, Inventer l’inconnu. Textes et correspondances autour de la Commune, précédé de « Politiques de Marx » de Daniel Bensaïd, La Fabrique, Paris, 2008. （校按：馬克思、恩格斯有關對巴黎公社的討論文件和信件，附近本薩依德的《馬克思的政治》（Politiques de Marx）著作裡前部分。）

^[20].↩ Michael Löwy., Avertissement d’incendie, une lecture des thèses « sur le concept d’histoire », Puf, « Pratiques théoriques », Paris, 2001.（校按：引自洛伊討論本雅明《歷史哲學論綱》的著作《警世鐘》（Avertissement d’incendie））Lire aussi « le point de vue des vaincus dans l’histoire de l’Amérique latine : réflexions méthodologiques à partir de Walter Benjamin », http://europe-solidaire.org.

^[21].↩ 這種抵抗的意識形態，其引起在2007年10月20—21日於斯洛文尼亞首都盧布爾雅那所舉辦的國際會議，當中這些參與會議的年輕歷史學家對於新的官方歷史提出質疑。« Uneventment of History – The Case of Yugoslavia. » Catherine Samary, « Yugoslav History in the Cold Wars ».（校按：英文講稿見此連結）

^[22].↩ 有關的抵抗，尤其是法國的歷史學者反對2005年2月修訂的法例（校按：規定學校課程要教導學生對法國過往的殖民主義有「正面」的認識），見網頁：http://clioweb.free.fr

^[23].↩ 基於上述提到的衝突，而成立的「關注對歷史公開運用之委員會」（Le Comité de vigilance face aux usages publics de l’histoire）（http://cvuhblogspot.fr），研究並闡明對於歷史詮釋的辯論和衝突。見網頁（校按：由於所附網址已失效，所以不予列出）。

^[24].↩ 我們這裡不能介紹由丹尼爾（在這裡或其他地方已引述的眾名作品）所激起的對於社會主義民主的辯論。請參閱胡森（Michael Husson）的網頁：http://hussonet.free.fr

^[25].↩ 我發展了這個論點，並且在2000年第四國際的雜誌所發表的文章，有關對「蘇聯性質」的概念上的討論，見網頁：http://csamary.free.fr

^[26].↩ Daniel Bensaïd, « L’inglorieux vertical », 1992. Article publié sur ce site.（校按：文章見《本薩依德文庫網址》）

數以百萬計的人票投柯賓以求變，保守黨被羞辱了！

譯按：出處為英國社會主義工人黨（Socialist Workers Party）報章《社會主義工人》（Socialist Workers）網頁，於2017年6月9日上載之文章。

選舉結果對於保守黨和梅伊（Theresa May）〔港譯：文翠珊〕是一場慘痛的失敗，而對於柯賓（Jeremy Corbyn）〔港譯：郝爾彬〕和工黨則是重大勝利。

對於左翼的每一個人、和對反對緊縮和種族主義而要踢走保守黨支持柯賓的每一個人，這是一個極大的鼓舞。

在英國選舉歷史上的競選活動之中，工黨在這次所贏得民眾支持的增長幅度是最大的。幾乎所有的民調和統計模型，都完全忽略了這個過程。

梅伊——作出了提早大選的決定，且在開始時民調領先20%——必須要走。她的留任失去支持。

她要被迫離去，今天〔譯按：指6月9日〕會有抗議活動。

梅伊提早舉行大選，希望壓倒任何的反對勢力——尤其是工黨，和在議會議席獲得過半數。

她得到幾乎所有媒體的堅定支持。據報，梅鐸（Rupert Murdoch）得悉出口民調（exit poll）顯示保守黨失利後，在《泰晤士報》（Times）內從原本打算當保守黨得勝而辦的派對中，怒氣沖沖地離開。

梅伊希望保守黨能獲得超過100席的多數的美夢破碎了。她避開選舉工程、聚焦在開徵失智症稅（dementia tax）〔譯按：長者在家接受照護不會得到補助而必須付更高費用〕的災難性競選宣言、無所顧忌的試圖利用曼徹斯特和倫敦的恐襲以有利自己的選情，都導致了她羞辱性的慘敗。

這亦非如某些評論所指是「支持留歐者的報復」（revenge of the Remainers），如果真的是這樣，自由民主黨（Lib Dems）將會做得更好〔譯按：他們在「去留歐盟公投」支持留歐〕。這是關於緊縮和對富人的強烈憤怒。

看來，保守黨這次在議會即使議席最多，但未達到過半數。

可以確定，任何的保守黨政府將遠遠不是強大和穩定的。它可能與右翼的「民主聯合黨」（Democratic Unionist Party，DUP）〔譯按：DUP反對同性婚姻、反對婦女墮胎權的極右種族主義政黨，甚至在北愛爾蘭過去族群的衝突之中犯下不少恐怖主義活動〕組成聯合政府，但它將是一個混亂的聯盟。

這對於任何一方政黨來說都不可能是個安全的聯盟，所以很大機會在今年年底前會再舉行另一次大選。

對於梅伊的投機主義行動惹來的反效果，在保守黨內亦惹起激烈的斥責。前財政大臣奧斯本（George Osborne）〔港譯：歐思邦〕說：「在她人生裡做過最糟糕的事情不再是在麥田上跑來跑去」〔譯按：梅伊在某個訪問裡說自己做過最頑皮的事，是孩童時在麥田上跑來跑去而令到農夫不悅〕。幾個保守黨的高層已暗示她必須要走。

激進

工黨若沒有一個激進的宣言、並由柯賓領導下具群眾基礎的向外型運動，工黨將不會在全國各地都贏得議席。

他說得對，「政治已經改變，不會再回到以前的框框裡了」。

在一個當人們對政治菁英、緊縮徹底失望的年代，柯賓提供了改變的希望，而無數人回應了他帶出的訊息。

大規模的集會，和提出向富人徵稅、取消大學學費、最低工資時薪10英鎊、為國民健康醫療體系（NHS）和教育挹注更多資金等的政策，從而產生了真正的熱情。

他們動員了收以萬計的人去宣傳、投票——尤其是年輕人。

工黨內的右翼從未接受柯賓作為領導人並說他是不行的，結果徹底喪失信譽。他們或會說如果有個右翼的領導人可能會有更好成績。

但正如米勒班（ Ed Miliband）〔港譯：文立彬，上任工黨黨魁〕顯示的，乏味的訊息是不湊效的。

曾說過工黨正朝向災難性的失敗的工黨議員伍德科克（John Woodcock），今早說對於發生著的事情「毫無頭緒」。

他說：「我不知道英國政治發生了什麼事情」。

非凡的

非凡的成果包括，工黨贏得了自1918年以來一直為保守黨所控制的坎特伯雷（Canterbury）選區。

保守黨的房屋部長（Gavin Barwell）失去了他的克羅伊登（Croydon）的議席。而編纂保守黨這次競選宣言的古默（Ben Gummer），在伊普斯威奇（Ipswich）被打敗，而內政大臣魯德（Amber Rudd）則僅能倖保議席。

而工黨這次得票預計占投票份額大約40%，遠遠超過2015年米勒班、2010年布朗（Gordon Brown）〔港譯：白高敦〕和2005年布萊爾（Tony Blair）〔港譯：貝理雅〕的領導時期。而與2001年布萊爾領導時期相同。

布萊爾主義已壽終正寢了，柯賓的位置是難以動搖的。

英國獨立黨（UKIP）的得票崩盤了。黨魁恩塔爾（Paul Nuttall）在波士頓和斯凱格內斯（Boston and Skegness）選區得票落得第三位，得票率亦下降了26%。

自由民主黨增加了議席，但前領袖克萊格（Nick Clegg）輸了〔譯按：與保守黨組成聯合政府成為副首相後，便打倒昨日的我而贊成增加大學學費〕。

在蘇格蘭，蘇格蘭民族黨（the Scottish National Party ）仍然是最大黨。但輸掉不少議席給工黨、保守黨和自由民主黨。預計議席由56席跌至33席〔譯按：最終結果為35席〕。

而失去議席的包括上任領袖薩爾蒙德（Alex Salmond）和現任副主席羅伯森（Angus Robertson）。

工黨這次的成功，其意義更大於一個單一的選舉結果。昨天表明，英國不是一個右翼國家，而與很多分析員和政客在「去留歐盟公投」結果公布之後所說的正好相反。

這裡存在一個對於反對緊縮、種族主義和戰爭的群眾情緒。有1200萬人拒絕了保守黨和他們的同路人。

我們仍然面對一個保守黨政權，所以要在街頭和職場動員起來。我們需要加強抵抗。

耶魯大學的研究生為何進行絕食？ 克萊恩（Jennifer Klein）

譯按：2017年5月9日，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網頁上載之文章。

兩星期前在康乃狄克州（Connecticut）的紐哈芬市（New Haven），耶魯大學的研究生教員開始絕食，迫使校方要與他們的工會進行協商。八名絕食的工會成員表明，只有當醫生認為他們的身體會有永久性損害的風險時才會停止絕食。如果其中任何一個研究生真的為此停止絕食，工會其他成員便會接力補上。而絕食的研究生之中，有四人除了喝水外已經14天沒有進食了。

這些研究生正在採取的行動引起注目。而他們爭取的目標——體面、穩定的薪資和全面的福利——會對整個勞動市場產生影響。

耶魯大學像許多大專和大學一樣，依靠研究生和其他低收入的系內約聘教員——例如教授大部分課程的兼任教授（adjunct professors）。在美國高等教育當中，約聘教員占了整體教職人員約70%（譯按：文件第13頁）。他們完全按照合約工作。他們的報酬不足、缺乏負擔得起的醫療保健、沒有工作保障和對自身工作條件的發言權。

這些教員求助工會並不令人意外。令人感到意外的是大學校方對此而作出的回應。

去年8月，「全國勞資關係委員會」（National Labor Relations Board）裁定私立大學的教員是僱員，因此有集體談判權利。耶魯大學八個學系的研究生投票成立工會，以爭取更好的薪資、醫療保健、獲得法律申訴程序、以及更好的問責機制以處理例如性騷擾的問題。

但耶魯校方拒絕承認工會。相反，校方聘請了一家專門打擊工會的大型律師事務所普洛思（Proskauer Rose），對工會的研究生會員進行騷擾和恐嚇。普洛思的律師強迫研究生教員參與一個勞工委員會作聽證，反覆且煩擾的提問達數小時，目的為貶低他們的知識和技能。律師認為這些教授許多課程的研究生，「並非所屬科目的專家」，所以不符合教授的資格。當然，如果這樣一間名牌大學竟然讓不稱職的研究生來教每年要支付約5萬美元學費的學生，這是非常奇怪的。耶魯校方為了不與工會談判而作出詆譭自己研究生教員的方式，令人感到震驚，亦損害學校本身的教育使命。

儘管工會受到耶魯校方的法律挑戰，但一個區域性的勞工委員會小組再次確定耶魯研究生組織工會的權利。研究生在選舉之後，成立了在全國總工會「團結在此」（Unite Here）之下的「地方33」（Local 33）屬會，作為耶魯大學教員與校方談判的認可代表。但耶魯校方仍然拒絕來到談判桌。政府行政機關，以等待總統川普委任新一屆「全國勞資關係委員會」委員為由而一直拖延處理，因為被任命的委員，他們立場幾乎肯定會是反工會的，而更有可能推翻目前的裁決。

耶魯大學校方聘用費用高昂的顧問公司或律師事務所，阻止研究生和兼任教員的工會化，並非孤例。哈佛大學、哥倫比亞大學、杜克（Duke）大學、紐約大學、埃墨里（Emory）大學和巴納德（Barnard）學院——這裡列出的一些菁英學校——都聘請了公司以破壞他們非終身聘用教員的工會化。他們都認為研究生基本上是學徒，因為他們正被培訓成為教授、或者是博物館和檔案室的負責人。但全國勞資關係委員會明確表示，研究生亦是專業教員和顧問，因此也是僱員和學生。

美國的大學越來越依賴這種廉價勞動力。終身聘用和終身聘用方向的職位人數明顯下跌，這類教職員工在2013年約占整體40%（譯按：文件第5頁），但到了2016年下跌至約30%。這類工作崗位也越來越少。例如，在2015年英語博士畢業生有1,183人，但在全部學術界中助理英語教授的職位名額只有361個（譯按：文件第24頁）。美國歷史學會公告的職缺——歷史教授職缺的匯聚中心——過去五年下跌了45%。

這對於有抱負的助理教授帶來長期的積壓工作，所有人都爭取要減少工作量。而對於研究生教員，只能勉強賺取微薄工資，日後不再會有穩定的工作和收入以償還債務，已成常態。越來越多的約聘教職員工被這種模式困住了。

而在耶魯大學，研究生教員試圖以信件、在社區收集請願簽名和舉行集會令校方願意與工會談判，但沒有結果。所以在兩週前，工會成員在大學的Beinecke廣場面對大學校長薩洛維（Peter Salovey）的辦公室之處，搭起了一個帳篷。這裡有沙發、椅子、桌子、燈具、書架、人工草皮墊子和野餐桌等的設備。進行絕食的研究生包裹著毛毯每天在這裡值勤，有人因為身體太虛弱難以走動而要坐輪椅。他們晚上會睡在附近的「第一菲爾德」教堂（the First and Summerfield Church）。

校方要求拆除帳篷。但直至現在，帳篷仍然矗立，將這個由大理石和混凝土的灰色廣場轉變為一個公共空間。行人走過會停下了談話。校園裡其他工會的工人，給予支持和團結。部長們、政治人物（紐哈芬市市長夏普〔Toni Harp〕、國會女議員羅德森〔Rosa DeLauro〕、參議員布盧門塔爾〔Richard Blumenthal〕）、伊斯蘭教的教士（伊瑪目）和猶太教的教士（拉比），都來過探訪。

在經濟增長最快的部門其生活工資都不足時，大學對待員工的方式尤其重要。當大學不給予他們僱員有穩定工資、和將他們定為如派遣和臨時的形式，這將研究生教員推向與服務性行業——行業預期有90%的就業增長——的工人同一境況，因為企業權力上升和工會弱勢，令到該行業的工資停滯沒有增長。

許多院校倣傚美國企業，追求更高的利潤而不給員工以公平工資，和在大學決策層面阻止民主參與，這說明了大學現時在社會上扮演的角色。但如果大學不是一個促進批判性探討和公民參與的地方，那麼它亦不再有什麼價值了。

作者克萊恩（Jennifer Klein），為耶魯大學歷史教授，著作有《照護美國：在福利國家影響下的家庭保健工人》（Caring for America: Home Health Workers in the Shadow of the Welfare State）

從未結束的盧卡奇爭論 （G.M.塔馬什）

The Never-Ending Lukács Debate

                                                    G.M.Tamás

徐藝恆 譯   宋治德 校

2017年1月25日，布達佩斯市議會決定將捷爾吉·盧卡奇的雕像從位於市十三區的公園移除。我們邀請到了哲學家G.M塔馬什對這件事的意義進行評論。（譯按：原文上載於《洛杉磯書評》（Los Angeles Review of Books）網址，附原文連結）

1914年之前，盧卡奇的早期作品被匈牙利文學界所深感厭惡。他的作品被認為過於「德意志化」——那意味著，作品過於哲學化，而缺乏足夠的印象主義和實證主義。當然，那僅僅是開始；從那時起，終其一生，盧卡奇始終被右翼不停地攻訐。在左翼圈子內，盧氏亦未得到善待。當他最重要的一本書，《歷史與階級意識》（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 1923）出版時，遭到第二和第三國際的猛烈抨擊，直到二十世紀六十年代該書方才再版。當時盧卡奇被下達最後通牒：如果他還想留在黨內，他必須否定該書的內容，並且進行自我批評，而他最後也這樣做了。

在1930年代，盧氏在蘇聯遭到了猛烈的批判。他從維也納搬到了莫斯科不久後，便被流放至塔什干（Tashkent）,並被禁聲。但是在1945年，匈牙利共產黨仍需要他，或者更確切地說是他的名聲。他不情願地回到了匈牙利；後來東德也是一個定居選擇。在1947-48年匈牙利統一，共產黨專政建立後，「盧卡奇爭論」被正式鄭重提出：他被攻擊為「右傾路線分子」，「布爾喬亞」，一個不尊重蘇聯「社會主義現實主義」之人（說實話，他確實這樣）他被再次禁聲，並被禁止教學，或用匈牙利語出版，但是他的一些作品被偷運進了西德，並在那兒被印刷出來。

1956年，盧卡奇成為納吉革命政府的一員。這也是他被蘇軍逮捕並被短暫遞解到羅馬尼亞的原因。當他返回匈牙利時，他已經被共產黨開除，列入黑名單並且強制退休。他必須再一次將他的文章偷運到國外，這時在西德，Luchterhand Verlag 出版社開始出版他的全集（這個項目在2009年由 Aisthesis Verlag 出版社接手）。在匈牙利和東德，都舉行了對盧卡奇的批判活動；他被定性為「修正主義分子」和「反革命」。大量的文章開始對其撻伐，這些文字被翻譯成多種語言。

1968年，盧卡奇支持捷克斯洛伐克的改革和抗議蘇聯出兵，以及支持西方的青年運動。他抗議蘇聯對布拉格的佔領，這導致了他被共產黨另一次的剝奪權利。雖然後來在匈牙利改革過程中，他的黨籍暗地裡被恢復，某種程度上得到平反，但是這一切來得太遲了：盧卡奇在1971年去世。他的學生也被宣傳部門批判譴責，並且被列入黑名單；他們失去了工作，作品也被禁止出版。

在今日的匈牙利，盧卡奇卻落得「人民的敵人」的身後罵名——因為他被判定：為匈共卡達爾（Kádár）政權效勞的黨領導人之一、黨的寵臣和宣傳喉舌（但同一個政權卻一直想令他禁聲閉嘴）。在今日反共保守分子官方紀念的1956年革命，他在革命政府的歷史卻被輕易地遺忘了。

在1956年的社會主義革命中，盧卡奇是一個真正的共產主義者。但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革命是在1917年。在布爾什維克革命之前，盧氏是一個悲觀的保守主義者。他與許多同時代的德國和奧地利作家一樣，從右翼方面憎惡布爾喬亞。但是在1917年，他不再緘默，並拋棄了對傳統的一切幻想。對於他和許多他的同輩們來說，革命帶來了拯救：通過宣揚對剝削、階級分化、腦體差別、惡法、財產、家庭、教會、監獄種種的終結，革命拯救了他們的心靈。從另一方面來說，革命也象徵著國家的終結。

革命也意味著烏托邦的終結。在1919年（匈牙利社會主義革命之年）盧卡奇所寫的文章（譯按：指的是盧卡奇早期文章〈策略與倫理〉〔Tactics and Ethics〕）：「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既是革命自身的目標，亦同時是它的實現」。因此，人類社會的驅動力是歷史，而非烏托邦。因為無產階級革命的目的並不在世界之外，而內蘊其中。不能否認這種歷史觀帶有宗教寓意，因為在一些盧卡奇後來的聲明中亦有所呼應。例如，儘管盧氏對共產黨的失望，但是他仍然堅持留在黨內——因為教會之外無救贖（extra Ecclesiam nulla salus）。正是他和其他共產黨員的良心（conscience，另一個宗教術語），而非那些黨領導人一時的政治和意識形態宣傳，讓黨保持了正當性。

在他的主要著作之一的《青年黑格爾》（1948年第一版）中，盧卡奇講了一個大思想者批判基督教「實證性」（positivity）的故事，黑格爾反對基督教會其視宗教僅僅為傳統和制度價值網路、以及寧要主教座堂甚于福音的問題。令人諷刺的是，為了將法國革命的成果從革命浪漫主義和狂熱中解救出來，這位思想者成為了傳統秩序、實證性的最重要的捍衛者。我認為這個故事，正是盧卡奇思想自傳的隱喻。言外之意，他也承認無力改變。

西方人現在只知道反對共產主義的自由主義，這是由反法西斯的流亡人士如卡爾．波普（Karl Popper）、漢娜．阿倫特（Hannah Arendt）和邁克爾．波蘭尼（Michael Polanyi）以及前左翼人士如喬治．奧威爾（George Orwell）、伊尼亞齊奧．西洛內（Ignazio Silone）和亞瑟．庫斯勒（Arthur Koestler）所開創的傳統。在1968年之後，這種反共思潮逐漸由中東歐、以及蘇聯的持不同政見者和地下人權組織所接續。但是在西方鮮為人知的是另一種「白衛軍」（white guard）式的反共思潮，在一、二戰中間時期，這種思想在歐洲大陸廣為流傳，在今日的中東歐，包括匈牙利，又有復燃之勢。「白衛軍」視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為下層（Untermensch）的崛起。對於這些反共分子來說，共產主義不是意味著太少、而是太多的自由，而平等思想是一種反自然的罪惡（sin）。

這些人將「基督徒」視作「異教徒」，對於他們來說，普世價值意味著暴民統治，而「憲政」和「法治」則是勇氣精神的喪失。這些人相信到女人那兒去要帶著鞭子和棍杖，對同性戀者應拳打腳踢。他們相信對待黎凡特（Levantine）黑人，應當弄瞎他們的雙眼。

然而，當一個人在公園中，感覺豎立有爭議思想家的雕像是為了鴿子（棲息）的時候，他必須認識到：正是這些反共分子準備毀掉盧卡奇的雕像。他們亦將會拆散盧卡奇的檔案館（由匈牙利科學院所擁有和管理，他們膽怯地一事無成），丟棄到布達佩斯骯髒的旮旯。

而且，盧卡奇是猶太人，當局不會公開地宣傳他們的反猶主義，但是移走雕像這一事件是反猶主義活動的一部分。

作為現在人類史上偉大革命的見證者和哲學家，盧卡奇的存在絕不見容與奧班．維克多（Viktor Orbán）政權。他的「國家合作系統」寧願膜拜足球和杜松子酒。


G.M.塔馬什是匈牙利馬克思主義哲學家和公共知識分子，他是維也納人文科學研究所的訪問學者。

譯按：反對匈牙利布達佩斯市議會移走盧卡奇雕像的聯署連結

賀衛方《馬繼業的身世》一文隨想

馬繼業（George Macartney）

中國著名的法律學者賀衛方，素來敢言批評時局，原來他對近代歷史的研究，也有一定功力。最近讀到他此前一篇文章〈馬繼業的身世〉（收錄在他2016年在香港出版的新書《石河子札記》），該文探討19世紀末英國派駐中國喀什噶爾（即現今新疆）的總領事馬繼業（George Macartney）的中國生母身世之謎，引起我一些隨想。

馬繼業的生父，便是馬格里（Halliday Macartney），馬格里就是幫助清政府鎮壓太平天國起義的常勝軍的軍醫，也是李鴻章的幕僚，幫助清政府籌建第一間軍工廠——金陵機器製造局。有關馬繼業的中國生母，一直傳聞為太平天國納王郜永寬的女兒（或一說為侄女），而中文文獻史料基本沒有此位女子的資料，現在有關她的史料主要來源是馬格里的好友鮑爾傑（Demetrius Boulger）寫的《馬格里傳》（Life of Sir Halliday Macartney）。

這個故事的背景，就是1863年蘇州對太平天國八王的殺降事件。李鴻章違反承諾，最後殺了以納王郜永寬為首獻城投降的太平天國的八王和屠殺其餘的士兵。而常勝軍首領戈登（Charles Gordon）、馬格里早前有份參與這次與郜永寬等人的秘密談判，亦被蒙在鼓裡。因為這樣，戈登對李鴻章此次背信棄義的行為與李鴻章決裂，並且派人保護被殺降將的家眷親屬。

作為常勝軍的主力人物，馬格里其後娶了郜永寬的女兒，鮑爾傑也提到這有出於保護親屬的原因。婚後，馬格里對於他這位中國妻子的身世背景，完全守口如瓶，即使身邊好友亦所知甚少，也不讓她見任何客人。而馬格里的長子馬繼業，10歲便送去英國讀書後的兩年，他母親馬夫人便過世了。馬繼業成年後，終此一生，也從不提及他的生母。這位女子，在任何中文文獻沒有留下任何名字或記載，就這樣湮沒在歷史之中。

賀衛方這文章的主要貢獻，就是在同樣僅有的少許史料上，作出與其他人截然不同的而又合理的判斷，他否定一直以來認為馬格理這位中國妻子就是郜永寬女兒的傳聞，他說：

「許多資料上說，郜永寬出生於1839年，到1863年他被殺時，剛到24歲。即便是舊時代早婚早育，他的女兒能夠有多大？假如他15歲結婚，16歲得女，那個女孩在父親死的時候也只有8歲，第二年就跟馬格里辦了婚禮，12歲（1867年）就生下馬繼業？恐怕也屬於神話。」

所以，馬繼業的生母，賀衛方推定是郜永寬的侄女或近系親屬，殊為可信。

賀衛方認為由於當時那種中西之間仍然存在重大隔閡和偏見的年代，跨民族的通婚多少受到時人的歧視眼光，一位嫁給夷人的中國弱女子，當承受重大的社會壓力。這就是為何馬格里對妻子身世諱言莫深和刻意讓她與人隔離的主要原因，這當然是一個重要解釋。

不過，我也有一個推測，可以作為一個補充，就是這與他們結合的原因有關。但這個推斷暫時還未找到相關史料佐證（不過很可能也沒有的）。

鮑爾傑提到馬格里為保護郜永寬的「女兒」，而促成這段婚姻。問題是，要保護他的家眷，不一定要用結婚的方式。而且即使要結婚，又為什麼偏偏選上郜永寬這位侄女呢？在當時仍然是封建社會的氛圍，一位夷人可以隨便向一位中國女子求婚繼而結婚嗎？我的推測是，其實這門親事，應該推前到在郜永寬與戈登、馬格里密談獻城投降之時，在該段期間達成的。

郜永寬生前與戈登、馬格里談好投降的條件後，很可能再以另一種形式以確保他歸順清政府後他的利益可以更為鞏固，就是政治聯姻，而這方式在中國古代已司空見慣。但為什麼郜永寬會看上馬格里作為聯姻對象呢？基本不難解釋。第一，馬格里當時仍是單身未婚。第二，馬格里會說流利中文。第三，馬格里又是常勝軍的主力人物、李鴻章的得力助手。所以，合理推斷是，郜永寬做媒將他的侄女或近系親屬許配給馬格里。至於馬格里會否答應這門親事呢？答案也是肯定的，因為鮑爾傑在傳記也提到：「馬格里自己有在中國長久發展的意圖，他最欽佩的是南懷仁、湯若望等康乾時期的天主教傳教士，希望能夠像他們那樣獲得終生在北京宮廷服務的機會。加入中國國籍，並且娶一位中國女子都有助於他實現這一遠大理想」。所以，馬格里當時也極可能同意這門親事的。

雖然其後發生了殺降事件，郜永寬等人身首異處，但既然馬格里與郜永寬大家已同意這門親事（在當時社會，郜永寬的侄女是否也同意是個問題，不過她應該預先知道這門親事），馬格里才順理成章迎娶郜永寬的侄女，履行先前的婚約，二來也可以保護郜永寬的侄女。但也正因發生了殺降事件，馬格里作為李鴻章的得力幕僚、清政府的重臣，他與太平天國納王的這椿政治聯姻，便成為馬格里的一個忌諱，肯定不能對人吐露半點的。至於馬繼業，他後來成為大英帝國的外交官，終其一生對自己中國生母的身世諱莫如深，是因為他生母是中國人還是自己是太平天國的後嗣？或兩者也是？也難再考究了！

後記：楊東曉的〈程學啟：從「悍匪」到「悍將」〉（《看歷史》2011年8月號）一文，亦提出馬格里這門親事是郜永寬的安排的觀點，不過只是一句帶過，沒有任何史料佐證，連基本論證都沒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