補闕《精神疾病製造商》被刪掉的原作者中文版序言與譯註

   簡要說明         

關於 Politics of the Mind : Marxism and Mental Distress 一書，中文版書名《精神疾病製造商：資本社會如何剝奪你的快樂？》，並非譯者主意。第二，原作者 Iain Ferguson 為中文版特地撰寫的序言，被編輯在沒有通知作者和譯者的情況下刪掉了。第三，為方便讀者瞭解，譯者對原著裡出現的有關馬克思主義心理學和批判精神醫學的人物、名詞而寫的譯註，亦被編輯刪掉了。第四，編輯有改錯譯文的地方。因此，譯者在自己的部落格內一併補上。希望讀者留意。

原作者中文版序言

伊恩‧弗格森（Iain Ferguson）

我很高興為《Politics of the Mind》的中譯本寫一篇簡短序言。我在2017年寫作此書，基於三個原因。首先，試圖理解在全球範圍內像流行病般出現的精神疾病問題。根據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sation）的統計，全世界約有3.5億人患有憂鬱症，令它成為世界上人們患有障礙（disability）的主要病症。我們怎樣才能瞭解這個情感痛苦的浩瀚之海？第二，我希望以批判審視的角度，並且若有需要，對過去和現在有關精神損害的一些理論提出挑戰。在本書中，我闡述了精神分析傳統以及1960和1970年代的「反精神醫學」運動的優點與缺點。然而，我批評的主要焦點，集中是精神疾病的生物醫學模式。該模式斷言，精神損害（或「精神疾病」）主要是一種大腦狀況，其根源在於我們的基因或由於我們的生物化學因素，而最有效的醫療應變便是藥物，或以電痙攣療法（electroconvulsive therapy）的身體治療。探討這種「醫療模式」，顯然有助我們瞭解東、西方對精神疾病治療的宰制方式，尤其是它得到了全球製藥工業——「大製藥公司」——的支持。第三，我想探討馬克思主義的方法——尤其是馬克思的異化理論——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幫助我們瞭解這種痛苦情緒的流行成因，並指出可以以集體方式對其作出挑戰。

 這書的中心論點是，當前精神疾病流行的主要原因，不在於我們的生物化學或基因因素。相反，精神損害主要是由於我們生活中發生的事情，正如某位作家所說的那樣，「發生在你身上的不幸事情，令你發瘋」（譯註 1）。正如我在第一章中所論述的，這些「不幸事情」的發生不是隨機的。它們與貧困、不平等、無力感和工作壓力等密切相關，這些都是在全球新自由主義的資本主義下，從加利福尼亞到北京無數人的日常生活經歷。雖然我們需要更多和更好的精神健康服務，其中包括提供更多可以幫助人們理解生活的「談話療法」，但我們也需要對造成精神疾病的成因作出挑戰。正如我在最後一章所論證的，我們對於權力的理解，來自對壓迫、剝削和異化的集體反抗，其亦對我們的精神健康有所裨益，不論是為了爭取更合理工資和養老金的廣州工廠工人的鬥爭，還是香港的活躍分子爭取的民主權利，或是全球女性對數十年來女性受到的性騷擾和侵犯作出拒絕的#MeToo運動。

 

最後，我得承認，關於此書的中譯本，我積欠了一些人情。第一，是我的香港「進步社會工作網絡」的朋友們和同志們，特別是我非常好的朋友林致良。我生命中其中一個美好時刻是在2010年6月的香港，我的同事拉瓦萊特（Michael Lavalette）與我有幸受到邀請作為講者，出席由林安排的在一個社區中心舉行的講座，主題是「馬克思主義與社會福利」，該講座約有三十多名年輕的社會工作者和社會照護工作者參加。我不會忘記這些熱情、政治敏銳和具承擔的年輕社工和照護員。我從他們身上學到不少東西。

 

 第二，我非常感謝宋治德願意承擔本書的翻譯工作。我只能猜想，從語言和概念上使書中論點對於中文讀者具意義和可理解的，是一項巨大的挑戰。但從另一方面來看克服這個挑戰的客觀條件，也就是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影響。它們對香港、台灣和中國大陸面對壓力和精神健康問題的客服中心、精神健康中心和社會工作部門等的工作人員的影響，可能與英國和美國的同行（希望藉本書能幫助瞭解這種體驗且提供一些辦法——個人或集體的——來解決這些問題），並不會有很大的不同。

 

格拉斯哥 蘇格蘭

2018年12月

譯註 1 ：來自J Dillon, L Johnstone and E Longden, “Trauma, Dissociation, Attachment and Neuroscience: a New Paradigm for Understanding Severe Mental Distress” in E Speed, J Moncrieff and M Rapley (eds), De-medicalizing Misery ii, 2014, p226.

譯註

頁數：

頁18

「六八學運世代」：原譯稿為「六八世代」（68 generation），並非限定指涉學生群體。
六八世代，泛指一個反資本主義和挑戰傳統道德價值的激進青年的一代。當時在美國國內青年反越戰運動進行得如火如荼，同時1960年代中反傳統價值的嬉皮士文化亦乘時而起。另外，在歐洲大陸的法國，由罷課學生發動的反戴高樂政府的「五月風暴」，這股青年造反運動蔓延到歐洲其他國家，包括東歐。

 

「坦南特」（David Tennant）
本書人名翻譯基本只翻姓氏而不翻名字。除非是約定俗成，或者有相同姓氏、姓氏太普遍而容易引起混淆，便同時附上名字。

 

「Mad to be normal」：編輯用了中國大陸公映的電影譯名。
電影Mad to be Normal，台灣和香港都沒有公映，但在中國大陸有公映，中譯名為《瘋癲之翼》。而《以瘋為常》，是譯者看過影片後在本書用的譯名。

 

頁22

「塞奇威克」

塞奇威克（Peter Sedgwick，09/03/1934—估計08/09/1983），英國馬克思主義思想家、社會運動者。塞奇威克在利物浦長大，後來獲取獎學金入讀牛津大學巴利奧爾（Balliol）學院，並在那裡畢業。他大學年代加入英國共產黨，因為蘇聯於1956年出兵鎮壓匈牙利人民起義而脫離英共，加入了英國托洛茨基主義派別的國際社會主義者（International Socialists）（後來的社會主義工人黨（Socialist Workers Party）前身）。塞奇威克著作之一《體驗的政治》（Psychopolitics），便是從馬克思主義角度探討精神疾病的問題，引起廣泛討論，本書第四章有詳述。同時，塞奇威克亦是比利時無政府主義革命家、作家塞爾日（Victor Serge）自傳《一個革命者的回憶錄》（Memoirs of a Revolutionary）的譯者。1983年9月8日，他的屍體在他家附近的河流被人發現。

「User」：原譯稿譯為「精神健康服務使用者」，被改為「使用者」。

User在原著的使用（英國用語），整個意思是「精神健康服務使用者」，本書一概譯為這個名稱；而相應的意思，美國則稱為Mental Health Consumer，「精神健康消費者」。另外，Survivor，中文的精神醫學名詞有譯為「倖存者」，譯者認為容易將克服精神障礙的人與逃過災難、戰爭等的人混淆，所以本書一概譯為「挺過困難者」。

 

「Mental distress」：原譯稿譯為「精神損害」。

Mental distress在本書譯為「精神損害」，如果譯作「痛苦」，有點寬泛。而且，為了與原著中使用如suffering、pain等指涉一般意義痛苦有所區別，以及凸顯distress在本書脈絡含有精神疾病症狀或障礙的意涵，譯者採用「損害」一詞。

 

頁25

米爾斯（C Wright Mills）

米爾斯（C Wright Mills，28/08/1916—20/03/1962），美國20世紀最具影響力的左翼社會學家之一。主要著作《權力菁英》（The Power Elite）（台灣有出版中譯本，王逸舟譯，1994年，桂冠出版社）、《社會學的想像力》（The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和《白領：美國的中產階級》（White Collar :The American Middle Classes）（這三本書在中國大陸也有出版中譯本）。米爾斯提倡知識分子的公共責任和政治參與。他的著作對美國1960年代左翼社會運動產生重要影響。1960年，他去蘇聯訪問，因為不滿蘇聯斯大林主義體制的出版審查制度，特地在祝酒期間高呼：「為托洛茨基的全部著作有一天能在蘇聯出版而乾杯」。米爾斯同年訪問古巴，與領導人卡斯楚、切．格瓦格會面，他對社會主義的古巴印象良好。

 

頁28

「緊縮政策」

台灣媒體將Austerity譯為「撙節」，但它在中文裡是個褒義詞，與浪費相反的節約意思。但現在Austerity在英文語境的實際意涵較為負面，它不止是「節約」的意思，甚至是取消或削減基層民眾既有的社會福利保障。

 

由歐盟、歐洲央行和國際貨幣基金會要求希臘政府實施的緊縮政策，自希臘2008年金融崩盤後開始，而到了2015年提出要接受更為嚴酷的緊縮政策。有興趣進一步瞭解的讀者，可以瀏覽以下網頁https://issuu.com/marxists.archive.chinese內《希臘公投》與《希臘公投與工人階級反緊縮鬥爭》的線上專刊，有關緊縮政策對希臘普羅民眾帶來的禍害（包括作者提到的自殺人數上升）和Syriza上台後違背原初立場的蛻變。

 

頁30

 哈曼（Chris Harman）

哈曼（Chris Harman，08/11/1942—07/11/2009），英國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英國社會主義工人黨的重要理論家之一。

 

連恩（R.D.Laing）

連恩（R.D.Laing，07/10/1927—23/08/1989）（又譯作萊恩），蘇格蘭精神病學家。他在1960年發表《分裂的自我：對健全與瘋狂的生存論研究》（ The Divided Self: An Existential Study in Sanity and Madness）一書（中國大陸已出版中譯本），引起廣泛關注。本書作者在第四章集中討論連恩的學說。台灣亦出版了他其中一個兒子Adrian Laing對他的回憶《瘋狂與存在：反精神醫學的傳奇名醫R.D.Laing》（R.D.Laing :A biography），連芯譯，2012年，心靈工坊出版社。

 

頁32

薩斯（Thomas Szasz）

薩斯（Thomas Szasz，15/04/1920—08/09/2012），匈牙利裔美國精神病學家、精神分析師。他職業生涯的大部分時間，都在紐約州錫拉丘茲（Syracuse）的紐約州立大學上洲醫科大學（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Upstate Medical University）工作，他亦是美國精神醫學學會（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和美國精神分析協會（American Psychoanalytic Association）的終身會員。薩斯為人熟悉的，是他一生堅持不懈地批評精神醫學，認為現代社會的醫學目標是追求社會控制和唯科學主義，而他是立基於自由意志主義（Libertarianism）的古典哲學傳統，提出人對自身的身體和精神所具有的自我所有權（self-ownership）。他的著名作品，包括有《精神疾病的神話》（The Myth of Mental Illness）（1961）和《製造瘋癲》（The Manufacture of Illness）（1970）。而在《精神疾病的神話》一書中，薩斯認為精神醫學模糊了社會上可以接受的行為和疾病之間的分別，而剝奪了人作為道德施動者的義務，以及他反對將人診斷為「瘋癲」和強制送進精神病院的制度。

 

頁34

「身體介入」（Interventions）

Interventions，精神醫學名詞有譯為「處遇」。但考慮作者在本書所討論的脈胳，尤其第二章批評過去對於精神疾病普遍採用的醫療模式，例如電痙攣療法（electroconvulsive therapy）、腦白質切除術（lobotomy）和前額腦白質切除術（leucotomy）等殘忍的方法，還是用「介入」為宜。

 

頁35

多伊徹（Isaac Deutscher）

多伊徹（Isaac Deutscher，03/04/1907—19/08/1967），猶太裔波蘭人，作家、新聞工作者和社會活動家。二戰爆發時遷居英國。他的三卷本托洛茨基傳記（中譯名為《先知三部曲》）：《武装的先知：托洛茨基1879-1921》（The Prophet Armed: Trotsky, 1879-1921）、《被解除武装的先知：托洛茨基1921-1929年》（The Prophet Unarmed : Trotsky, 1921-1929）和《流亡的先知：托洛茨基1929-1940》（The Prophet Outcast: Trotsky, 1929-1940），公認為研究托洛茨基最權威的著作。

 

齊娜（Zina，Zinaida Volkova）

齊娜（Zinaida Lvovna Volkova，27/03/1901—05/01/1933），托洛茨基與第一任妻子索柯洛夫斯卡婭（Aleksandra Sokolovskaya）所生的女兒。她先後的兩位丈夫，都死於斯大林的大清洗之中，她本身被斯大林流放出國，後來輾轉到了德國，就在希特勒上台前不久便自殺。

 

思覺失調（psychosis）

Psychosis在本書一概譯為「思覺失調」，而schizophrenia譯為「思覺失調症」。

頁37

格拉斯（Norman Geras）

格拉斯（Norman Geras，25/08/1943—18/10/2013），英國的政治理論學者，曾長期擔任《新左評論》（New Left Review）編委。他早期主要研究馬克思對於人性的看法，代表作之一《馬克思與人性：一個傳統的駁倒》（Marx and Human Nature：Refutation of a Legend），提出馬克思並非否定一種普遍的人性觀存在，其與歷史唯物主義並不扞格。格拉斯晚年思想漸趨右傾，尤其在2003年公開支持前美國總統小布希發動侵略伊拉克的戰爭。

 

頁38

伊格頓（Terry Eagleton）

伊格頓（Terry Eagleton，1943—），又譯作伊格爾頓，當今最具影響力的英國馬克思主義文學評論家、文化評論家。伊格頓出生於曼徹斯特附近的索爾福德（Salford）一個天主教的工人階級家庭。1961年入讀劍橋大學，但本身出身自工人階級家庭的伊格頓，與這所充滿貴族氣息的大學格格不入，而在學習期間參與校外的左翼政治運動。同時，伊格頓師從當時英國馬克思主義文化理論大師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而受他的影響，走入了西方馬克思主義的研究道路。伊格頓著作等身，他的不少著作，在中國大陸和台灣都分別有出版中譯本。有興趣進一步瞭解的讀者，可參閱「中文馬克思主義文庫」網頁的伊格頓作品資源區：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reference-books/terry-eagleton/index.htm。

 

頁45

拉狄克（Karl Radek）

拉狄克（Karl Radek，31/10/1885—19/05/1939），俄國布爾什維克黨的政治家、理論家。拉狄克出生於奧匈帝國的倫貝格（Lemberg），今屬於烏克蘭的利維（Lvov）。1906—1914年間，在波蘭和德國為左翼報紙撰稿，俄國十月革命後去了俄國，其後成為第三國際的領導人之一，同時成為1925年成立的莫斯科孫逸仙大學（蔣經國曾就讀於該校）的督學。拉狄克後來因為支持托洛茨基反對斯大林背叛十月革命的理想和獨裁而被開除出黨。但他於1929年「認錯」而被重新接納入黨。不過，拉狄克最終亦逃不過斯大林發動的「大清洗」而下獄，最後在獄中被殺害。

賴希（Wilhelm Reich）

賴希（或譯萊奇）（Wilhelm Reich，24/03/1897—03/11/1957），奧地利馬克思主義心理學家、哲學家。賴希生於奧地利，曾在柏林精神分析學院受訓，1924年加入維也納精神分析學院。賴希1928年加入德國共產黨，1933年出版其代表作《法西斯主義的群眾心理學》(The Mass Psychology of Fascism)（中國大陸有出版中譯本，張峰譯，1993年，重慶出版社），從社會心理學角度探討德國納粹黨上台的原因，他此書因為有批評蘇聯斯大林主義而被逐出德國共產黨。同年，在德國納粹黨上台後，他被迫流亡美國。但他到美國後，亦受到美國當局的政治迫害，他的無數研究資料及筆記被充公焚燬，成為號稱「自由民主」的美國歷史上最惡名昭彰的審查言論的罪行。賴希最後死於獄中。在法國1968年五月的學生造反運動中，學生在索邦大學的牆上寫上賴希的名字；而在德國的造反學生將《法西斯主義的群眾心理學》的書本擲向警局。本書第三章四節及附錄二，有討論賴希的思想與精神分析學說的關係。有興趣進一步瞭解的讀者，可參考賴希生平簡傳的連結：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reference-books/reich/index.htm。

 

弗尼謝爾（Otto Fenichel）

弗尼謝爾（Otto Fenichel，02/12/1897—22/01/1946），奧地利精神分析學家。弗尼謝爾生於奧地利的維也納，在維也納大學醫學院修讀期間，受到當時佛洛伊德精神分析學說的吸引，並且旁聽佛洛伊德在該大學的講演，後來加入了當時有名的「維也納精神分析學會」（Vienna Psychoanalytic Society）。1922年，弗尼謝爾去了德國柏林發展他的事業，並且是當時一個標榜以馬克思主義的精神分析團體的成員，該團體成員還有賴希和佛洛姆等人。後來德國納粹黨上台，弗尼謝爾流亡美國。但弗尼謝爾繼續以秘密形式（因為政治難民身份而不得不隱藏自己左翼的政治立場），團聚一些馬克思主義的精神分析學者，進行內部討論和交流。

 

高夫曼（Erving Goffman）

高夫曼（Erving Goffman，11/06/1922—19/11/1982），加拿大出生的美國社會學家、社會心理學家、符號互動論（symbolic interactionism）代表人物以及擬劇論（dramaturgy）的倡導者。他主要在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The University of Califronia, Berkeley）和賓夕法尼亞大學（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任教。高夫曼的代表作《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現》（The Presentation of Self in Everyday Life）（1956），利用戲劇表現藝術的類比而對人的日常生活進行研究，他把社會比擬為舞台，社會成員比擬為演員，人會立基於文化、社會規範、信仰和「觀眾」的要求，而在這個舞台上表現自己。中國大陸有出版此書中譯本，馮鋼譯，2008年，北京大學出版社。

 

頁70

《精神病院》（Asylums）

高夫曼這著作的英文全名Asylums : Essays on the Social Situation of Mental Patients and Other Inmates。台灣有出版中譯本，《精神病院：論精神病患與其他被收容者的社會處境》，群學翻譯工作室譯，2012年，群學出版社。

 

頁79

「身心狀況」：原譯稿為「疾病」（condition）。

Condition，在英文裡除了指一般的條件、狀況外，還有另一層是疾病的意思。這裡譯為疾病，較為符合文意。此字在本書其他地方出現，都分別有指涉這兩種意思其中之一，譯者唯有根據文章脈絡而採用相關意思。

 

頁96

麥金太爾（Alasdair McIntyre）

麥金太爾（Alasdair McIntyre，12/01/1929—），出生於蘇格蘭格拉斯哥，當代重要道德哲學、倫理學和政治哲學的學者。麥金太爾於1970年代後移居美國，並於1980年代皈依天主教。他代表作《德性之後》（After Virtue: A Study in Moral Theory）（中國大陸有出版中譯本，龔群譯，1995年，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重新引起對亞里斯多德的德性倫理學的討論，成為當代倫理學研究的新轉折點。

「將佛洛伊德形容為『我們這個時代最偉大的兩位思想家之一』」

麥金太爾在該文指的另一位是維根斯坦。

 

頁97

 雅柯比（Russell Jacoby）

雅柯比（Russell Jacoby，23/04/1945—），美國歷史學家，主要從事20世紀歐洲及美國文化史與知識史的研究，現任教於加洲大學洛杉機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他其中引起爭論的著作《最後的知識分子》（The Last Intellectuals），批評美國1980年代當時年輕一輩的知識分子，失去了他們上一代知識分子的公共責任，只會躲在大學象牙塔內，製造對一般人難以理解和封閉的學術話語。此書在台灣有出版中譯本，傅達德譯，2009年，左岸文化出版社。

頁104

沃洛希諾夫（V N Voloshinov）

沃洛希諾夫（V.N.Voloshinov，18/06/1895—13/06/1936），蘇聯語言學家。他的著作，直到1970年代才陸續被翻譯成英文，開始受到英語世界的高度重視，尤其他的《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哲學》（Marxism and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一書，對於馬克思主義的意識型態理論和文學批評理論產生重要影響。沃洛希諾夫最後死於肺結核病。

 

頁111

塞爾日（Victor Serge）

塞爾日（Victor Serge，30/12/1890—17/11/1947），比利時無政府主義革命家、作家。他參加了俄國的十月革命，也是托洛茨基的戰友。一生為反對法西斯主義、斯大林主義而戰鬥。他非常關心中國1927年的革命，寫了不少有關中國革命的文章。他的個人回憶錄，便是在本書有討論到的塞奇威克（Peter Sedgwick）翻成英文。

 

頁133

 維果茨基（Lev Vygotsky）

維果茨基（Lev Vygotsky，17/11/1896—11/06/1934），蘇聯心理學家。維果茨基在大學時期修讀醫學和法學。他在1924—1934年於莫斯科心理學研究所工作期間，成為蘇聯心理學界的主要人物。他研究社會和文化因素在人類意識的構成中所起的作用，以及思維與語言的關係。他後來死於肺結核病。由於他的理論具有濃厚的西方文化色彩，在斯大林年代一直受到打壓而被禁止討論。一直到1960年代，他的作品被翻成英文，在英語世界產生了巨大影響。

 

頁114

越飛（Adolf Joffe）

越飛（Adolf Joffe，10/10/1883—26/11/1927），俄國十月革命布爾什維克領導人之一，蘇聯外交家。越飛曾任蘇聯派駐中國特使，與孫中山會面後，發表《孫文越飛宣言》，促成國共第一次合作。越飛是托洛茨基的忠實朋友和戰友，也因此加入了托洛茨基的左派反對派。1927年，越飛身體健康情況日差，他要求出國就醫，但被斯大林拒絕，再加上托洛茨基被開除黨籍的打擊，同年11月26日，他在莫斯科醫院內自殺。

 

頁120

科爾施（Karl Korsch）

科爾施（Karl Korch，15/08/1886—21/10/1961），德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家。他與匈牙利的盧卡奇，同被譽為發軔於1920年代的「西方馬克思主義」流派的創始人（盧卡奇的影響更為主要）。

科爾施出生於德國漢堡的一個銀行職員的家庭。在耶拿大學取得法律博士學位。1912至1914年，遊學英國，加入當時的改良主義社會主義團體「費邊社」（Fabian Society）。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與當時許多年輕知識分子一樣，急速左傾。他先是加入德國獨立社會民主黨（USPD），後來加入德國共產黨。1926年，被開除出德國共產黨。1933年納粹上台後，科爾施被迫離開德國，1936年流亡到美國，直到逝世。有興趣進一步瞭解科爾施思想的讀者，可參考「中文馬克思主義文庫」網頁的科爾施作品資源區：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korsch-karl/index.htm。

 

頁123

現實檢驗（test reality）

「現實檢驗」（reality testing），心理治療的一種技術，由佛洛伊德始創。對於客觀或真實的世界及與反映在接受治療者之間的關係，進行區分和評估，是在精神分析和行為療法中常用的一種技術。

 

頁125

「這構成阿圖塞文章著名論文的基礎思想」

作者應該是指阿圖塞的《意識型態和意識型態的國家機器》（Idéologie et Appareils Idéologiques ďEtat）一文。另外，阿圖塞亦有文章，專門探討佛洛伊德與馬克思的關係（《論馬克思和佛洛伊德》〔Sur Marx et Freud〕）以及精神分析（《話語理論的三個筆記》〔Trois notes sur la théorie des discours〕）。這些經典文章，都可在「中文馬克思主義文庫」網頁的阿圖塞作品資源區找到：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althusser/index.htm。

 

頁131

「也許答案是將尼伯龍根的指環（Nibelung’s ring）還給水仙子（Rhinemaidens）。」

《尼伯龍根的指環》（The Ring of the Nibelung），是德國19世紀偉大劇作家華格納（Richard Wagner）根據北歐神話而改編創作的史詩式歌劇。故事內容是，由三個水仙子守護的魔金，傳說只要將它鑄成指環便有統治世界的力量，魔金其後被侏儒霧魔騙走及鑄成指環，結果引起諸神為了爭奪這隻指環的互相殺戮。

 

頁135

黑豹黨（Black Panther Party）

黑豹黨（Black Panther Party），由休伊．牛頓（Huey Newton，17/02/1942—22/08/1989）和西爾（Bobby Seale，22/10/1936—）於1966年在加利福尼亞州的奧克蘭創立的黑人民族主義和社會主義的政黨，宗旨是促進黑人民權，對於警察對黑人的暴力，主張黑人有正當防衛權利而武裝起來。但到了1970年代中後，開始沈寂。

「垮掉的一代」（Beat Generation）

「垮掉的一代」（Beat Generation），指美國在二戰後，出現的一種文學思潮運動，影響了文化和政治層面。其主要表現為摒棄物質主義和主流價值，著重精神方面的追求和對東方宗教的興趣，鼓吹性解放，甚至服用迷幻藥物。

 

頁217

「校長致辭」（Rectorial Address）

Rector，是指稱在蘇格蘭的一些大學，由學生投票選出的「校長」，或可稱為學生校長，三年一任，代表學生參與大學的行政管理架構。里德（Jimmy Reid）是於1971-74年間，擔任蘇格蘭格拉斯哥大學的學生校長。

 

頁233

科林．巴克（Colin Barker）

科林．巴克（Colin Barker，30/06/1939—04/02/2019），英國馬克思主義社會學家、歷史學家。卡拉．韋伯（Kara Weber）是他妻子。1960年代初，科林在牛津大學讀書時加入了國際社會主義者團體（即後來的社會主義工人黨），他後來搬去曼徹斯特而在曼徹斯特理工學院（Manchester Polytechnic，後改為曼徹斯特都會大學（Manchester Metropolitan University）任教。他晚年轉向研究社會運動，他在大學內一直嘗試建立跨越學術與行動主義兩者界限，團聚激進知識分子的社群。

 

編輯改錯原譯之處

 

頁53第三段第三行：「歐洲許多女性一度被指控為女巫而遭到火刑，在這同一個社會，到了將近三百年前，佛洛伊德誕生和創立精神分析學說。」

 

原譯文為：「因此，在佛洛伊德誕生和創立精神分析學說300年前的同一個社會，遭指控為女巫的婦女要遭受火刑的時期…」

 

相關文章：
Iain Ferguson 訪談

反對退休制度改惡：面對這個被廣泛民眾拒絕的提案，是時候動員起來了！

 克雷米厄（Léon Crémieux） 宋治德   譯

     （譯按：原文出自法國左翼網頁《對抗時代》（Contretemps）2023年1月17日上載之文章。譯文內出現的法國各工會、政黨的英文維基介紹連結，為譯者所加。）

法定退休年齡將成為未來幾週社會和政治鬥爭的中心議題。法國工人階級遭受了數年的新冠疫情和公共衛生體系危機的嚴重影響，還有2月初即將生效的削減失業受助者權益的失業金改惡法案。除此之外，2022年實際的社會工資和收入受到嚴重衝擊，2023年也將如是，相應的工資和收入的增長，抵消不了因為食品和能源價格上漲推動下的高通貨膨脹水平。

重大的社會倒退

馬克宏及他的總理博恩（Elisabeth Borne）決定對工人階級發動新的社會進攻。在1月10日，他們推出一項改革退休制度的提案，該提案將公共和私營部門的雇員的法定退休年齡——全盤地和急速地——從現時62歲延長兩年到64歲。在今後兩個月內，該提案必須訴諸加速辯論程序進行辯論和表決（援引《憲法》第47—1條，從2月8日起提案在國民議會只有20天的辯論時間，而國民議會和參議院兩院合共只得50天時間完成表決通過的程序）。

政府的提案還連帶撤除一系列退休條件較為優待的「特別計畫」（包括EDF（法國電力部門），RATP（巴黎獨立運輸公司）等）。目的也是儘快將社會保險金的必須繳款年限提高到43年（工作年數或同等水平）。上一次的修法，於2013年在社會黨政府領導下進行，預計要到2035年實現目標（每三年延長三個月）。根據目前的提案，目標將提前八年實現，即在 2027 年（每年延長一個月）。

總的來說，這顯然是一個全面的社會倒退的提案，它將進一步凸顯官方祭出「社會正義」和「重分配挽救法國的制度」的論述兩者背後的矛盾。在大多數工業化國家，特別是自1980年代新自由主義轉向以來，退休制度一直成為被諸多攻擊的目標。

法國也未能逃過這一股新自由主義浪潮的衝擊。自1993年以來，由社會黨人和戴高樂主義者領導的歷屆政府都對退休制度進行了四次修法。30年前，公務員或私營部門的雇員如果繳付了37.5年的社會保險金繳款，到60歲時便可領取全額退休金（全額比率）。如果現時的提案通過，我們很快就要面對做到64歲和繳款43年的社會保險金，44年之久職業生涯。

這種逆向改革，將特別影響到那些職業生涯中受到失業或非全職工作而中斷的雇員，尤其是婦女，還有一般情況，那些在20歲之前已開始工作的雇員，即資格不足的雇員（譯註：20歲才開始計算職業退休供款）。這將產生雙重影響，迫使他們在64歲以後繼續工作，並且領取較低的退休金。

馬克宏的全盤計畫

這項改革提案是馬克宏所謂「工作更久」的全盤計畫的一部分，這是他在 2022 年競選連任總統時提出的主題之一。它以增加（至少在字面上）在職人數配以推遲退休年齡，以削減失業者以及 RSA（Revenu de solidarité active，最低生活保障，是對那些已經用盡失業保障的人的援助，2022 年 6 月有 188 萬受助者）受助者的權益而向他們施壓重返勞動市場，例如 RSA受助者每月要做15至20 小時的志工工作。這些措施顯然也對在職工人的工資構成下降壓力，使工作條件惡化，增加失業率，老年工人工作不穩定的狀況。

「法國經濟趨勢觀察研究所」（Observatoire français des conjonctures économiques ，OFCE）的一份關於退休年齡從62歲過渡到64歲的報告，它根據2010年退休改惡法案的結果，估計若過渡到64歲退休將令到2027年的退休人數減少60萬人，其中24萬人將繼續工作，21.5萬的失業者以及其餘的因殘疾、疾病或不在職的人處於「不穩定的行列」之中。因此，這個提案將導致75%的失業和不穩定！只有最具資歷的管理人員和雇員才能保持穩定的就業，這個類別的人較少經受繁重工作和不穩定職業生涯的影響。

對於失業金領取者的攻擊也是如此。從2008年6月到2021年6月，領取失業金 人數從68%增加到47.4%（根據「勞動研究和統計局）（Direction de l'Animation de la Recherche, des Études et des Statistiques，DARES）。更糟糕的是，在2021年9 月開始，有資格獲得失業援助的工作最低期限從四個月增加到六個月。2023年2月生效的最新修訂，將失業者的援助期限削減了25%。從現在開始，援助最長期限將為18個月；對於55歲以上的工人，援助最長期限為27個月，而非之前的36個月。

所有這些決定都朝著一個方向，對於已經遭受當前危機影響最大的工人階級類別的打擊將會越來越大。馬克宏除了所謂的實際增加工作人數外，他的目標是進一步降低企業的勞動力成本和減少國家預算中的公共開支。

降低公共開支的歐盟教條

馬克宏政府如此急速地推動這一退休改惡提案的另一個重要原因，並不在於對未來10年或20年退休制度的展望，而在於到2027年要達到減低公共財政赤字。2022 年5月，歐盟委員會恢復了在新冠疫情期間暫停執行的《穩定與增長協定》（Le pacte de stabilité et de croissance），即馬斯特里赫特規則（les règles de Maastricht）。歐盟經濟專員真蒂洛尼（Paolo Gentiloni）隨後宣布，到2023年底，成員國必須回到遵守公共赤字和公共債務的規則，即不能超過分別占GDP的3%和60%。這一次，法國收到了歐盟提出減低債務並迅速改革退休制度的「建議」。

去年7月，法國政府像往年一樣，向歐盟委員會提交了「穩定計畫」，即到2027年的經濟展望。法國經濟和財政部長勒梅爾（Bruno Le Maire）承諾，公共赤字將從2022年占GDP的4.9%降至2027年的不到3%。法國承諾每年僅增加0.6%的開支預算：

「公共財政的可持續性不會通過增加強制性徵稅來實現……對公共開支的控制主要基於結構改革，特別是共和國總統在競選期間曾承諾的退休制度改革。」

因此，退休制度改革是作為減少公共開支以遵守歐盟規則並保持獲得信貸評級機構好評的支柱。勒梅爾希望到2030年釋出177億，或占退休金支出的5%以上。與此同時，政府堅持對企業實行稅收減免。因此，營業額超過50萬歐元的企業所要支付的「企業增值繳款」（La Cotisation sur la valeur ajoutée des entreprises ，CVAE），將在2024年完全撤銷，這些企業在2019年繳付了CVAE 180億歐元。

歐盟決策當局和歐洲資本家們如此堅持法國要進行退休制度「改革」，那是因為法國相較其他歐洲國家具有的特殊性，在面對拆毀傳統退休制度更具抵抗能力。誠然，此前對退休制度的攻擊已經且將繼續產生更大的負面影響，包括退休人員購買力下降、實際退休的人生縮短。但事實仍然是，法國是人們可以獲得較早退休的國家之一（還有義大利），也是退休金支出最多的國家之一（譯註：僅次於第一的義大利），在集體和強制性退休金計畫的框架內，退休金乃主要的公共開支，約占GDP的13.5%。

因此，許多資本專家強調這種對公司徵收過高的強制性退休金稅款，已達到「不能容忍的水平」。但鮮為人知的是，這用於退休金的一大份額也使法國在歐盟國家之中65歲以上人士的貧窮率最低的國家之一：歐盟國家平均中位數為16.8%，法國平均為10.9%，德國平均為19.4%。另外，在一個有超過60%的在職人口均希望在60歲或更早退休的國家裡，這種制度仍然代表著一個重要的抵抗支點，一個我們要選擇怎樣的社會的問題。

一個被民眾拒絕的提案

馬克宏和在媒體上相互接力的「專家」們所提出的論點，無法令人信服他們所選擇的社會。官方的監督機構「退休諮詢委員會」（Le Conseil d’Orientation des retraites，COR），去年夏天公布了一份報告，提出了對未來四十年的預測，顯示了一個達到收支平衡的退休基金體系。憑「常識」觀察，即退休人數會越來越多，在職人數越來越少（這是真的），但這並不會導致支出的不可控增長。相反，到2070年，這些支出占GDP的百分比將維持在13%至14%之間。國家對公職人員的給付不足，才會令到退休基金的收入減少。

在所有假設中，退休基金的賬目在收入和支出的數額方面僅顯示很小的赤字。該基金在過去兩年裡一直處於盈餘狀態（總計40億），到2027年，最大赤字為107億，而支出為3500億。所有這些都反映在COR的報告中（譯註：原文沒有提供，見此連結），明確表示情況並非災難性的……與政府的說法相反。此外，政府聲稱有必要增加在職雇員人數，目前從50到65歲的人口就業率僅為56%，但這是由於裁員、疾病和無法找到工作所致。

因此，政府已經輸掉了一場戰役：聲稱要維護和「挽救」退休制度體系而要進行改革的輿論辯護戰，並且在未來兩個月內也無法說服民眾。同樣，人們深信，如果有必要在未來幾年為赤字有限的社會保障基金挹注資金，那麼這種負擔就沒有理由轉嫁到雇員身上，特別是在最貧窮的和勞動條件最艱苦的工人的身上。

然而，政府經常表示，不增加雇主對社會保障基金（包括老年基金）的繳款，但又降低強制性徵稅、降低對生產和企業的所有徵稅，是為了「維護經濟增長」。這是在企業利潤激增、股息大額分配和最富有一群人裡的個人暴富的背景下而進行的。根據2022年巴黎券商公會指數（CAC 40），大企業共獲得了1720億歐元的利潤（與2021年相比增長了34%），並以股息或股票回購的形式向股東分配了800億歐元。因此，它表明了一點……這是一場帶有階級屬性的「改革」。

基本上，最近幾個月進行的所有民調，包括自政府公布提案以來，都顯示絕大多數人對這項改革持敵視態度，少數同意的僅在高層管理人員和已退休人士的類別。90%的在職者反對將退休年齡延後到64歲，60%同意工會動員反對這項提案，46%的人準備動員起來。

工會團結反對退休改惡提案

所有工會（CGT，CFDT，FO，FSU，Solidaires，UNSA，CFTC）在與政府的談判中都拒絕了提案，即使是像CFDT，UNSA，CGC或CFTC這樣傾向於接受新自由主義改革和支持政府政策的工會也包括在內。所有工會都呼籲在1月19日舉行首天的大罷工和示威，圍繞一個口號，即政府撤回提案。

在CFDT最近的會員大會上，工會領導層甚至獲得了會員明文的授權，無論政府提出的交換條件如何，都拒絕接受延長退休年齡的提案。在過往退休金改革的提案中，政府碰到類似當前各總工會的統一戰線，特別出現在2003和2010年，所有總工會都直接反對該提案。

不過，應當指出，CFDT在1995年沒有參加反對當時總理「朱佩計畫」（plan Juppé）的運動，該計畫旨在使公共部門雇員與1993年已對私營部門雇員實施的倒退的退休金水平看齊（譯註：1993年當時右派總理巴拉迪爾（Édouard Balladur）將私營部門雇員的社會保險金繳款年限延長至40年）。然而，面對法國國家鐵路公司（Société national des chemins de fer français, SNCF）員工的總動員和長期罷工，朱佩最終不得不撤回他的計畫。1995年的事件導致了CFDT陷入嚴重危機，其中幾個工會離開而另組成Solidaires或FSU。

同樣在2003年，工會運動為了相同的目標聯合起來反對當時總理菲永（François Fillon）的退休改革（譯註：主要是將公共部門雇員的社會保險金繳款年限延長至40年），但隨後分裂了，CGC和CFDT在持續6個月的議會討論後聯合支持該提案。2010年，從3月到11月，動員持續了9個月，分成14天的總罷工和示威（譯註：即反對薩爾科齊將法定退休年齡從60歲延長到62歲的提案）。2013年，CFDT還支持社會黨政府的都蘭（Marisol Touraine）改革（譯註：將社會保險金繳款年限延長至43年）。自 1995 年以來，社會運動從未能阻止退休制度的改革（除了 2020 年，當時馬克宏面對大動員和新冠疫情來襲而不得不擱置他的改革計畫）。

戰鬥不在議會而在街頭

今年，議會辯論的限制將縮限到50天，政府不可能在這短時間內通過法令和條例。不過，政府還可以援引《憲法》第49—3條，該條例可以終止辯論並直接進行信任投票。

無論如何，議會辯論的格局非常明顯。馬克宏派的少數派（170名國會議員加上80名盟友）至少可以依靠共和黨人（Les Républicans）集團的大部分議員（62名國會議員），湊成286票的多數票。因此，幾乎不會出現提案被否決的風險，因為共和黨領導層的政策是要將這個與他們的政綱相呼應的計畫占為己有，甚至自我修正，同意退休年齡從該黨立場的65 歲降至64 歲，使其「不那麼嚴酷」。其他反對派，無論是「生態和社會人民新聯盟」（Nouvelle Union populaire écologique et sociale，NUPES），還是「國民聯盟」（Le Rassemblement national，RN），都反對該提案，但只能在被縮限的辯論時間內進行。

因此，剩下的問題是，社會、工會和政治的運動是否有能力，通過街頭示威、建立一種將各階層民眾對提案的敵視轉化為力量以及在多個工業部門進行長期的罷工，達到真正團結的民眾動員。這意味著有意識地開展這場運動，而不是提出一系列發散式的罷工日子。

此外，由於議會辯論的時間短促，需要建立一種聯合的和進擊的運動。現在起，應該在地方層面上擴大工會之間組織罷工方面的領域協作，建立一個能將工會、團體和政黨聯合一起的架構。

什麼策略？

NUPES和「新反資本主義黨」（Le Nouveau Parti anticapitaliste，NPA）已經倡議在各城市舉行聯合大會。1月21日，即工會首天罷工的兩天後，他們將再舉行全國性示威遊行。工會領導層內近乎普遍的氣氛是拒絕與政黨的協調。自從去年夏天以來，「法國不屈」（La France Insoumise）政黨的權力主導行為，無助於改變這種氣氛。但是，有必要尤其是在地方上建立聯合戰線。更為重要的一點是，一個範團廣泛的工會戰線，不是建立在實際的共同做法或是面對政府計畫的一組共同訴求。

1月19日的罷工預計將會是大規模的，在幾個工業領域，工會將宣布可延長的或一輪數天間距的罷工日程表，CGT分會的石油公司工會正是後者這種情況（1月19日24時、26日48小時，2月6日72小時），他們工會在去年秋天已經為爭取上調工資進行了數週的罷工。NPA發言人貝桑切諾特（Olivier Besancenot）也提出了不是發散式、躍跳式的罷工，而是連續幾天進行總罷工的想法。

同樣決定性的是，使人們有可能在對工資和生活成本、對失業者權利的攻擊等緊迫問題上團結起來，將反對提案的鬥爭與反對高生活成本的訴求聯繫起來，對準資本的利潤。

12月份的最後數週，在RATP駕駛員的罷工運動之後，輪到SNCF控制人員對工資和職涯問題進行了重要的工業行動。許多因為工資的罷工已經發生，並將隨著企業新一輪年度的強制性勞資談判而再次開展。最近幾天，能源價格呈指數級上漲，使麵包師、餐館老闆、其他小商販和工匠的不滿情緒日益高漲，甚至開始行動起來，其中許多人已經破產或拖欠款項。

 *

正在創建中的運動，必須能夠成為反映工人階級日益不滿的載體，同時促進反資本主義的訴求並在民眾中建立廣泛支持的運動。「國民聯盟」（譯註：瑪琳．勒龐（Marine Le Pen）領導的極右民粹政黨）希望分化這種不滿，同時明顯拒絕這些反資本主義的訴求和工人罷工的發展。因此，減弱「國民聯盟」在運動中的作用也是一個決定性的議題。

當政府發言人韋蘭（Olivier Véran）面對反退休改革提案的全國罷工之際，還蠻有自信地且不放在眼內的說會「堅定和沈著應對各種困難」。如果沒有在多個工業部門組建抗衡政府的聯合力量，那麼這場長期運動的建立將不會發生，那便正中韋蘭的下懷。讓我們寄望運動未來日子的發展，將徹底挫敗他的自信。

圖片來源：《紅色》（Rouge）雜誌，記者 Martin Noda，Hans Lucas。

太平天國遵王賴文光是個「騙子」嗎？——莊河伯一文之商榷

筆者在臉友臉書上的分享，看到一篇署名莊河伯〈柯文哲像太平天國的賴文光〉的文章，討論太平天國後期將領遵王賴文光（下稱〈莊文〉），指控賴文光是個騙子，並以他比擬今人柯文哲。因為筆者高中時期是個太平天國史愛好者的關係，〈莊文〉引起了筆者的關注。遺憾的是，〈莊文〉有關的指控嚴重與史實不符，特此撰文回應，希望還原賴文光的歷史真實形象，但不涉入討論柯文哲的問題。

〈莊文〉指控的內容，沒有提供任何文獻作為佐證，主要依據賴文光在兵敗被俘後的一份自述，名《賴文光自述》（下稱《自述》，從清政府角度曰「口供」，《自述》原文附於下文參考資料部份），認為《自述》足證賴文光「自抬身價」，其中對太平天國後期兩位戰功彪炳的將領、亦是他的上司英王陳玉成和忠王李秀成，加以貶低，因為兩人不重視他的意見而不予採納（實際只是陳玉成沒有採納他的意見，見下文）。其次，太平天國失敗後，本身「資質平庸」的賴文光，失去了昔日兩位上司的光環庇蔭，便投靠了捻軍，但他在捻軍裡頂多只撈到二、三流的角色，不是在《自述》裡所說的在捻軍中身居領導地位。還有的是，曾與賴交過手的清軍諸將領，給清廷的奏摺亦都表示賴「只是捻軍中實力較弱的部隊的一個小首領而已」。

本文集中討論《賴文光自述》內容及相關文獻，以回應上述的指控。筆者先表明看法：賴文光非但不是什麼「資質平庸」的「騙子」，而且具有一定的組織能力和打仗謀略的將領，他在捻軍裡也居領導地位之列。他在《自述》裡所說的，並非一面之辭或孤證，雖然其中某些敘述與事實有所出入，但不是出於什麼「自抬身價」的「騙子」算計，而是另有隱衷。下文逐一討論。

賴文光批評英王陳玉成、忠王李秀成的理由

首先，如果指控《賴文光自述》的內容誇張失實，目的是炫耀自己，似乎不太合乎常理。因為，這其實是一份賴文光在兵敗後被俘的死囚口供，清方根本不可能會把它公諸於眾，賴文光和其他遭到相同命運的太平軍將領都清楚這點，這樣做不知可以達到什麼炫耀效果？再者，作為一個死囚，在敵人面前還吹噓自己，即使不計較個人將面臨的酷刑，但也會為其家屬、親友帶來無法估計的悲慘遭遇。清廷對於一些重要的太平軍將領會處以凌遲之刑，其中最悲慘的莫過於翼王石達開的遭遇。

其次，筆者再從相關史料文獻來討論《賴文光自述》的內容。有關賴文光在太平天國時期的文獻記載，多見於他隸屬於陳玉成麾下的活動時期（他並非李秀成部下）。他的遵王這個銜頭不是買回來的（太平天國後期濫封諸王的主要來源），而是他上司陳玉成主動奏請天王洪秀全加封的。（見羅爾綱《太平天國史》〈賴文光傳〉）從常理推斷，假如賴文光為一個資質平庸不能幫手之人，以驍勇善戰聞名的陳玉成也斷不會建議洪秀全封他為王。

至於《自述》裡批評陳玉成和李秀成的觀點，有合理之處。其中，賴文光向陳玉成所提出的具體意見，就是敦促陳玉成以奪回安慶為首要的戰略目的。從軍事地理學來說，古人皆認為安慶乃金陵之門戶，所以當安慶在1861年秋被湘軍攻克後，對太平天國後期整個戰局起了決定性的影響，至此，天京淪陷只是時間問題，安慶失守和不能復克成為太平天國失敗的原因之一，對於稍為瞭解太平天國史的讀者來說，應該不會陌生。所以，就這點來說，賴的建議是從改變整個戰局來看待問題，可惜的是，陳玉成另有考慮而無意採納。當然，賴的建議也非全部合理，他批評陳要為此負亡國之責則值得爭議，即使陳執行這個戰略也並不一定代表保證成功，而且，其中建議陳去聯合苗沛霖團練，明顯是危險的。假如要在他們之中找類近騙子、牆頭草的面譜人物，這個苗沛霖或者較為合適。

另外，賴文光批評李秀成妄攻上海的軍事行動（分別第一次於1860年8月和第二次1862年初），亦有合理之處。李秀成發動奪取上海的計畫，因他天真地相信當時盤據在上海的西方列強會保持中立（因為大家都有相同的信仰……），不會干涉，結果事與願違，而且更給予西方列強向太平天國正式開戰的藉口。這個冒險的軍事行動，一般研究太平天國史的學者普遍持批評態度，美國知名史學家史景遷（Jonathan Spence）所持的觀點，甚至認為它直接導致了太平天國的覆亡（見《太平天國》（God's Chinese Son: The Taiping Heavenly Kingdom of Hong Xiuquan），19章）。但史景遷的論點亦具爭議，即使沒有這個進攻上海的軍事行動，並不代表西方列強不會向太平軍開戰。但這個冒險的軍事行動除了被西方列強的先進武器打得損兵折將外，毫無疑問，加速了西方列強與清政府的合流來對付太平軍。如果認識這個歷史背景，便會理解賴文光是從關乎太平天國整體形勢的利弊影響出發而批評李秀成的。

至於賴文光在捻軍裡是否如他《自述》中所言身居領導地位，這裡先處理賴文光帶領的西北太平軍餘部與捻軍的關係問題。當天京陷落前夕，賴文光所帶領的西北太平軍正馳援天京卻在晥北被強大清軍所阻，經過激烈交戰以及天京城陷消息傳來令人心渙散，最後只剩幾千人。之後，他們便併入安徽北部地區蒙城、亳縣一帶的捻軍二、三萬人的隊伍。這支捻軍隊伍，亦可說是一支餘部，一年多前（1863年3月），由當時首領張樂行帶領的捻軍大軍，在雉河集（今安徽渦陽）被僧格林沁的蒙古騎兵部隊徹底打敗，死傷慘重，張樂行亦被殺。當賴文光的西北太平軍餘部加入了蒙城、亳縣的捻軍後，使到這支捻軍相比過去的捻軍有了質的改變。在太平天國時期，捻軍雖然屬於太平軍的友軍，但「聽封不聽調用」，基本多是獨立行動，組織亦較鬆散。他們經過了雉河集慘敗的教訓後，重新整頓和改編，這也恰好是在賴文光餘部加入不久，這其中明顯的改變，賴文光是起到一定的重要作用，清方亦觀察到整編後的捻軍「絕非從前志在剽掠者可比」。（《剿平捻匪方略》，卷二百三十，十六頁）

賴文光在重整後的捻軍裡的地位

至於賴文光在這支重整後的捻軍裡的領導地位問題，〈莊文〉認為「只是捻軍中實力較弱的部隊的一個小首領而已」，同樣沒有提供文獻來源，但筆者估計這個說法或者出自《淮軍平捻記》，其中對東捻部領導的相關記載：「任柱（小時名任化邦）既敗，賊中推賴汶洸（賴文光）為首。」（《淮軍平捻記》，卷七，一頁）順帶一提，《淮軍平捻記》對任化邦和賴文光兩人的形容：「兩賊中，任柱（任化邦）為最善戰，賴汶洸（賴文光）為最善謀。」（同上，卷七，八頁）所以，《淮軍平捻記》的說法便間接證明，賴文光在任化邦戰死前，在捻軍裡或東捻裡根本不是什麼領導人。其實，這些清軍將領的軍情匯報或記錄，所依據的情報（「賊情」）的來源不同，往往有不一致之處。換句話說，同樣亦有清方的記錄表示賴文光為捻軍之首，例如《山東軍興紀略》在首王范汝增戰死後說：「其偽王冊內名次，賴汶洸（賴文光）、任柱（任化邦）、牛烙紅（牛宏升）之下即汝增，張總愚（張宗禹）、李允次之。」（《山東軍興紀略》，卷七，十三頁）

筆者認為較為客觀可信的，可以參考曾國藩的記錄，他說：「維時捻酋四人，曰張總愚（張宗禹），曰任柱（任化邦），曰牛洪（牛宏升），曰賴文光。賴逆則粵匪之黨也。」（《曾文正公年譜》，卷十，十一頁）依這個捻軍改編重整後的領導名單，即使賴文光並非四人之中的最高領導者（但筆者懷疑他們之中是否存在由其中一個最高領袖凌駕其他三人的統領，這也是《自述》的瑕疵所在），他肯定屬於這四人的領導集團，而且是四人集體決策。後來捻軍分軍為東捻部和西捻部，據清方文獻記載，東捻部又分為北隊和南隊，北隊任化邦為「渠魁」，南隊賴文光為「渠魁」。（《剿平捻匪方略》，卷二百七十一，二十三頁）即東捻部有兩個首領，即任化邦和賴文光。至於任化邦死後，〈莊文〉說他部下大部份人都不願跟隨賴文光及聽賴的呼籲為任復仇，寧願回老家種田，這種說法也沒有提供文獻出處，筆者暫時看到的文獻亦沒有類似說法。

高樓寨之戰

說回賴文光的個人能力，他要到太平天國失敗後在捻軍時期1865年4月山東渮澤的「高樓寨之戰」（後人考證，實際地名應為「高莊集」），才充分顯露出來。他在捻軍內有份策劃和布置這場戰役，一舉殲滅負責保衛清廷京畿和北方地區由僧格林沁統領的精銳蒙古騎兵部隊，僧格林沁命喪此役，震動清廷。這裡不得不引述一段重要的文獻佐證，出自渮澤地方縣志，可證實賴文光參與這場戰役的策劃和部署，而且是「捻首」。「三月初（同治四年），捻首賴汶洸（賴文光），張總愚（張宗禹），率眾日疾行二百餘里，由予之李白集過黃河老堤，初六日抵河南之考城，初七日曹、菏、成、定諸縣，賊百十成群，往來迅速，僧王亦回軍入東，三旬之間，回旋奔馳不下三四千里，軍中多怨言。顧王寢食俱廢，恆解安小憩道左，引火酒兩巨觥，輒上馬逐賊。」（《新修菏澤縣志．雜記》，卷十八，十六頁）這種「以走制敵」的運動戰術，弄到這支僧格林沁的精銳蒙古騎兵部隊，疲於奔命，士氣低落，怨聲載道，最終走入設下埋伏的渮澤高莊集而一舉被殲。

「高樓寨之戰」後，捻軍便分為東西兩路，賴文光與任化邦的部隊留在中原，如《自述》所言，張宗禹西捻部隊去陝、甘的目的是串連回民起義，成「犄角之勢」，它有清方對西捻部的活動記載佐證，這是戰略上的分工，並非什麼西捻部捨他而去。

僧格林沁騎兵部隊覆滅後，清廷馬上任命當時兩廣總督曾國藩為欽差大臣負責「剿捻」，曾國藩的部隊在人數和配備近代精良武器的優勢下，對於以冷兵器為主的二、三萬捻軍，亦束手無策。清廷其後再改派李鴻章為欽差大臣全力對付。

「高樓寨之戰」的意義，它消滅了清廷後期唯一可依靠的嫡系軍事力量，標誌著滿清的軍權，漸次落入湘淮的漢人軍閥的手中。

小結

關於《賴文光自述》裡，其中與事實不符而受到詬病的，主要是重整後的捻軍並非如他所言全部歸他「領帶」（但他不影響他屬於捻軍領導集團的事實），甚至改編後的捻軍的抗清鬥爭，實際也並非打著恢復太平天國的旗號。其實，環顧太平天國的其他將領至今得到保存的自述文獻，大都表述自己如何加入太平天國的運動，做過哪些事跡對抗滿清，討檢太平天國失敗的原因，以及最終無悔於一生所忠於的事業而犧牲。這些自述，多在惡劣的囚牢環境且在行刑前的急迫下匆促寫成，某些事實難免記錯，有時為了在敵人面前保持尊嚴，或多或少刻意拔高太平軍的功績和淡化它某些陰暗面。而《賴文光自述》的內容，亦大概有這些特點。他作為一個從粵西一路追隨太平軍到南京的太平天國起義者的正統身份（或可以說「自抬」這種正統身份吧），當太平天國覆敗後，把他有份領導的捻軍和抗清的鬥爭，說成捻軍全歸他「領帶」並且是為了「復國」（張宗禹、任化邦和牛宏升並非如此構想），這樣他才能將自己的一生追求直至最後的犧牲，視為貫徹始終地奉獻於太平天國的事業。


參考資料：

1.《賴文光自述》

   蓋聞英雄易稱，忠良難為，亙古一理，豈今不然？億餘生長粵西，得伴我天王聖駕，於道光庚戍年秋倡議金田，定鼎金陵，今已十有八載矣。但其中軍國成敗，事機得失，形勢轉移，予之學淺才疏，萬難盡述，惟有略書數語，以表余之衷腸耳。

   憶予於太平天國壬子二年，始沐國恩，職司文務，任居朝班。於丙辰六年秋，值國家多故之際，正君臣嘗膽之時，是以棄文而就武，奉命出師江右，以期後用。荷蒙主恩廣大，賞罰由余所出，遇事先行後奏，其任不為不重矣。丁巳七年冬，詔命回朝，以固畿輔。戊午八年春，我主聖明，用臣不疑，且知余志向，故命攻江北協同成天安陳玉成佐理戰守事宜，永固京都門戶。受命之下，競業自矢，誠恐有負委命之重，安敢妄怨有司之不從？且忠言逆耳，良藥苦口，誠哉是言也。欣辛酉十一年秋，安省失守，斯時余有諫議云：「當茲安省既失，務宜北聯張苗以固京，左次出奇兵進取荊襄之地，不出半年，兵多將廣，可圖恢復皖省，俾得京門鞏固，此為上策。」奈英王（等畏曾中堂如神明，視楚如羆虎，是以英王）不從余議。遂率師渡廬，請命自守，復加封余為遵王，命與扶王，啟王等遠征，廣招兵馬，早復皖省。嗟乎！此乃英王自取禍亡之擾，累國之恨也。又有忠王李秀成者，不知君命而妄攻上海，不惟攻之不克，且失外國和約之大義，敗國亡家，皆由此舉。至辛酉歲底，予偕扶王，啟王勉強由廬渡淮，其時余知有渡淮之日，而無轉淮之期。是以過五關，越秦嶺，抵中原，出潼關，於壬戍十二年冬，由鄖陽而進兵漢中，一路滔淘，攻無不克，戰無不勝。甲子十四年春，由漢中而還師東征，圖解京師重圍，未果以致京都失守，人心散離。其時江北兵士無可依歸者，共有數萬皆是蒙毫之眾，其頭目任化邦、牛宏升、張宗禹、李蘊泰等誓同生死，萬苦不辭，請予領帶以期報效，此乃（官兵）好戮無仁之所致也。也可謂「行一不義，殺一不辜，」以此思之，誠哉真千古不易之良言也。

　　視此情形，君辱國亡家破之後，不得已勉強從事，竭盡人臣之忱，以聽天命。不料獨立此間數載，戰無不捷，披霜踏雪，以期復國於指日。誰意李宮者保，足智多謀，兵精而將廣，且能仰體聖化，是以人人沾感仁風不已。予雖才識微淺，久知獨立難持，孤立難立之勢，於丙寅十六年秋，特命梁王張宗禹，幼沃王張宗爵，懷王邱遠才前進甘陝，往連回眾以為犄角之勢。天不佑我，至今日，夫復何言？古之君子，國敗家亡，軍辱臣死，大義昭然；今余軍心散，實天敗於予，又何惜哉？惟一死以報邦家，以全臣節。（惟祈道台吳兄大人鑒照早速裁奪是荷）

2. 羅爾綱，《太平天國史》全四冊（繁體豎排版），中華書局，2009年版。

3. 史景遷（Jonathan Spence），《太平天國》（God's Chinese Son: The Taiping Heavenly Kingdom of Hong Xiuquan），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1年。

4《剿平捻匪方略》，第二百三十卷、二百七十一卷。

5.《淮軍平捻記》，第七卷。

6.《山東軍興紀略》，第七卷。

7.《曾文正公年譜》，第十卷。

8.《新修菏澤縣志．雜記》，第十八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