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恩‧弗格森（Iain Ferguson） 宋治德
譯
【譯按】
伊恩‧弗格森（Iain Ferguson）目前為英國西蘇格蘭大學（University of the West of Scotland）社會工作與社會政策學榮譽教授，著作和合著有《反思福利：批判的視角》（Rethinking
Welfare: A Critical Perspective, 2002）、《挽救社會工作：挑戰新自由主義與促進社會公義》（Reclaiming Social Work: Challenging Neo-Liberalism and Promoting
Social Justice,2008）（台灣已出版中譯本）、《激進社會工作實務》（Radical social work in
practice,2009）以及2017年新作《心智的政治：馬克思主義與精神損害》（Politics
of the Mind : Marxism and Mental Distress,2017），還發表了不少相關領域的學術文章。弗格森亦是英國激進左翼政黨「社會主義工人黨」（Socialist Workers Party）的資深成員。文章原載於《社會主義評論》（Socialist Review）2017年十一月號第 429期。
弗格森在訪談中著重提到的R.D.萊恩（Ronald David Laing，1927—1989），又譯作連恩，是蘇格蘭精神病學家。他在1960年發表《分裂的自我：對健全與瘋狂的生存論研究》（ The
Divided Self: An Existential Study in Sanity and Madness）一書（中國已出版中譯本），引起廣泛關注。他分析思覺失調症（schizophrenia）而形成自己的學說，認為人對自己存在的不安全而促成防禦反應，在反應中自我分裂成幾個分離組分，引起一些精神病症狀。他反對當時通常對精神病症的療法，如住院、腦白質切除術（lobotomy）、電痙攣療法（electrical convulsive therapy）等。甚至反對精神疾病的概念，而把它看作是由家庭關係和社會引起的，認為要從根本上重新設想精神病醫生的作用。
作者伊恩‧弗格森（譯按：以下回答部份簡稱弗）在《社會主義評論》（Socialist Review）談到他的新書《心智的政治：馬克思主義與精神損害》（Politics of the Mind :
Marxism and Mental Distress）。
問：抑鬱症（depression）和焦慮症（anxiety）令人們感到像是現時的流行病。兩者正受到更多的談論，而且亦經常被連繫到人們失去工作的問題來討論。為什麼圍繞精神健康的議題近期會湧現出來？
弗：我認為唯一最重要的原因，是因為人們受到精神損害的水平全面的大幅上升，或許最明顯來自於人們受到失業、工作能力評估和無論如何要回到工作而離開救濟的壓力所致。
所以，不止是在英國，而且在其他國家例如希臘，我們看到抑鬱症和焦慮症的大大增加，還有自殺問題也是。其他的群體也受到影響，例如飽受高程度的焦慮和抑鬱的年輕人尤其是年輕女性的人數大幅上升——可能與社交媒體的競爭有部份關係。但在工作中的人們——窮人、低收入工人——患上焦慮症和抑鬱症亦同樣在增加，其中有些涉及負債、有些涉及工作不穩定。
這是相當普遍的。我在本書提出，關聯的因素是在新自由主義社會中的生活壓力，不論是勞動強度的增加、負債或救濟停付的懲罰（benefit sanctions）。
問：你為什麼現在寫這本書？
弗： 寫這本書的主要原因，是要挑戰一個醫療模式，它認為精神損害——無論是被標籤為抑鬱症、焦慮症、思覺失調症（schizophrenia）或其他什麼的精神疾病——與人們生活中發生、社會中發生的事情無關。它的特定模式是將精神損害個人化。
本書的起點是要挑戰這一點，並且提出目前的精神損害的水平，其增加是與資本主義對人們生活造成的壓力有莫大關係。
另外兩個因素也很重要。一個是最近的辯論——尤其是在倫敦的「馬克思主義節」（Marxism Festival）和《社會主義評論》（Socialist Review）內頁——關於對精神健康和精神損害的理解的不同方式。這是對弗洛伊德、神經科學（neroscience）等等的辯論。我嘗試處理其中一些問題。
第二個令到精神健康在近年浮上檯面的因素，是「殘疾人士反對削減援助」（Disabled People Against Cuts）組織的作用。目前危機的正面影響，是動員了大量的經常飽受精神損害或相類問題的人，起來挑戰產生這類問題的種種因素。
問：你所描述的醫療模式為什麼會成為宰制性的？它存在了多久？
弗：這是一個超過150年的宰制模式。首先是意識形態的緣故：它將精神損害的原因定限於個人的內在，這顯然是一個非常省事的解釋。這表明問題出在我們的大腦或我們的道德缺失。毫不奇怪，它製造污名，令到正飽受精神損害的人們覺得在某程度上他們失敗了，或被標籤為失敗者。
其次，一個主要因素是這個想法：這裡有一種疾病，這裡便有一種治療用劑，藥丸或其他便可以解決。這並不奇怪，儘管有很多證據證明治療用劑沒有真正發揮作用，但製藥業仍是全球第二獲利最多的產業。
害？
弗：宰制的模式是宗教解釋。精神損害被認為是上帝的懲罰或魔鬼的附身。但除了這個宗教模式的解釋外，還有一個與它並列的、具有唯物的解釋，它從人的身體內部尋找原因。
例如，有關體液解釋（humoral explanations）的一些學說，其認為精神受損乃人身體內部的液體失去平衡所致。這個模式一直到19世紀非常具有影響力。我在本書提到的電影The Madness of King George（譯按：港譯《神經大帝》，台譯《瘋狂喬治王》），對此療法描述得很好。
但是，我在本書中強調的是，尤其在大規模的社會變革時期，如從封建主義到資本主義或者法國大革命時期，我們可以看到更為進步的解釋湧現，它們從人們生活中的事件而造成的精神壓力來尋找原因。
問：你如何概括以一個馬克思主義的方法來處理這個複雜的問題？
弗：馬克思主義的方法有三個元素。首先是一個唯物主義的解釋。我們生活在一個不是首先基於滿足人類需要（生理或情緒）而是由利潤積累的需要所驅動的社會。這意味著人類的需要，無論是情緒上、性方面還是其他，都被壓抑、扭曲或異化。這是真正理解精神健康的起點。
第二個是歷史性的解釋，理解為何有關精神健康的特定觀念會宰制特定的年代以及人們自己的生活（在個人生平的細節上）。
有人評論說，我們真正應該要問的問題，不是「你好嗎？（How are you ?）」而是「你怎麼了？（What happened to you ?）」換句話說，這是人們生活中的事件，尤其是（雖然不是純粹的）他們早年的生活，形成他們如何體驗這個世界。
第三個是辯證的方法。這裡有兩個面向，在個人層面上，思覺失調症患者最常見的症狀之一便是對於幻聽的聲音作出反應，不管是害怕、或嘗試應付它們或其他什麼的方式。他們的反應方式往往被視為自身的症狀來看待。
所以，第一點便是人們要主動尋求理解自身的情緒和感受，以及亦要嘗試處理它們。本書的一個主要論點：我們的集體精神健康是由階級鬥爭的程度形塑的。
如果人們沒有作出集體抵抗，他們更會將一些感受到的痛苦和壓力內在化。有相當多的證據表明，人們對現行體制作出集體的抵抗和反擊，對他們的精神健康產生有益的作用。
問：本書中有一句話，「從罷工糾察線到個人額頭上的煩惱紋」（from picket lines to worry lines）。
弗：是的，這是一句極好的引述。從許多方面總結了我們現在所處的位置。我們可以做的最重大的事來改善我們的精神健康，就是集體地反擊。這與我書中所談到的整個異化問題有關，因為許多的精神損害是有關無力感的。當人們感到和理解他們自己是施動者、自己的力量時，對於他們的精神健康產生非常正面的作用。
問：而且我估計這與人們去看精神科醫生是根本不同的方法。所以，即使他們沒有服用藥物，他們或會被送進國民醫療體系（NHS）接受治療，很大可能是接受「認知行為療法」（Cognitive
Behavioural Therapy），它是幫助你改變對事物的反應，很大程度上是在個人層面。
弗：絕對是的，如果這個療法是有幫助，那就好，但認知行為療法基本上是改變你看待世界的方式，而不是改變世界。另一方面，新自由主義意識型態的一個特徵能夠把基本上進步的觀念吸納，並且把它們變成為自己的目的服務。所以，例如目前在精神健康範疇的復元（recovery）概念具有非常大的影響力。它積極的一面是表明，人們不要一輩子都活在精神不健康之中；消極的一面是，它將這個要「好起來」的義務（the onus）放在個人身上。
問：在你的書中，你扼要複述那些對於宰制的醫療模式的主要挑戰，但也探討這些挑戰如何推進其發展。顯然，在精神分析領域的大名是弗洛伊德，你談到他方法上的革新和長處，也有對他的批評。
弗：弗洛伊德本身不是一個革命者，但在他思想裡存在非常激進的元素，其認為社會對人的壓抑和扭曲，不止在性慾，還包括其他的基本需要，這產生了他稱之為神經官能症（neurosis）。
精神分析的傳統，其大部份為一種非常保守的傳統，具有類似將精神損害個人化。但我在書中論證的一個事實是，在馬克思主義內部一直存在著一種察見弗洛伊德思想的激進內核的傾向。
問：是不是當時的一些著名馬克思主義者也與弗洛伊德思想有所關涉？
弗：是的，尤其是在革命時期，如1920年代初的俄國。在研究寫作本書時，我發現而令我最著迷的事情之一是，在1920年代初的俄國，精神分析幾乎達到官方認可的程度。弗洛伊德的書籍是由蘇維埃政府的出版社發行的。他得到了托洛茨基、拉狄克（Karl Radek）、維果茨基（Lev Vygotsky）等人的批判性支持。
在同一時期的德國，許多參與精神分析的人，包括大量的女性精神分析學者，都被弗洛伊德思想所吸引，並視其具有激進的潛力。但隨著精神分析在1930、1940年代輸入美國而發生了改變，它遠遠地離開激進而成為官方的意識型態了。
問：你談論的另一個偉大的時期是1960年代。再一次一個大規模的動盪和政治鬥爭的時期。與這個時期相關的人物為R.D.萊恩（Ronald
David Laing）。他最近變得更受歡迎，今年有一部關於他的電影（譯按：Mad To Be
Normal）上映，由坦納特（David Tennant）飾演他。萊恩的貢獻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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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D.萊恩（R.D.Laing） |
弗：我認為萊恩是一個非常有趣、矛盾的人物。他最初的貢獻是挑戰當時正在使用的治療精神疾病更為野蠻的做法，例如腦白質切除術（lobotomy）（切開腦部）、廣泛使用的電痙攣療法（electrical convulsive
therapy）等等。
我認為萊恩是被壓迫者的權利保衛者，因為他認為我們需要聆聽那些被標籤為諸如思覺失調症的人的心聲。他們的行為和反應不僅僅是生理的化學反應，而且是實際與他們的生活經歷有關。
萊恩那時指責家庭和父母造成思覺失調症而受盡批評。我認為這有點不公平，但他在這個問題上有點模稜兩可。
他是非常投入這個時期的新左派運動，和1960年代末在倫敦組織了一個大型的會議。遺憾的是，他在1970年代之後，在智識上的貢獻大大減弱了，個人酗酒問題越來越嚴重。
但在1960年代，萊恩的中心思想認為精神損害有其含義，而我們發掘該含義的方式便是聆聽精神損害病患者的心聲，這一點很重要。現時大量的由實證研究提供的證據，證實了萊恩的觀點，顯示人們的生活經歷——包括他們受虐的經歷——與精神損害具有很強的關聯。
問：在本書的最後部份，你談到過去幾年出現的有關精神健康的新運動，尤其涉及精神健康服務的使用者和像你一樣參與激進社會工作的從業人員和學者。過去的運動形塑了多少這些新運動？其方法有多少是新的？
弗：我們正處於一個非常有趣的時期，這些新運動的基礎的事實是，更多患有精神健康問題的人將不再住在醫院——他們很可能「在社區裡」得到不同程度的支援。
人們現在「在社區裡」這個事實的一個原因是，因為它相比在精神病院更容易組織起來。我認為由於精神健康問題如此普遍，並且對其污名化作出挑戰，這意味著在今日更容易進行組織工作。
毋庸置疑，緊縮政策令到精神健康運動激進化和擴大化，精神健康服務使用者現時在「殘疾人士反對削減援助」組織和其他類似組織的內部非常活躍。
這些運動的特徵是全新的，但我認為有趣的是它們正在返回自身的歷史之中。一個積極的面向是現在稱為「失常研究」（Mad Studies），人們回顧了1960年代甚至更前的早期鬥爭的例子，他們正在找尋像萊恩這類人的想法，和查看他們的思想如何用於今天的脈絡。
我認為或會有更多的辯論，有關身份政治的形式是否推進這個運動前進的最佳方式。在我看來，今日人們受到精神損害的普遍性經歷，意味著對於精神疾病的污名化的扭轉，所以有可能建立一個具廣泛基礎而強大的運動。
過去一年來，全國（譯按：英國）各地紛紛展開了反對關閉社區精神健康服務的運動，服務使用者、工會工作者和不同的活躍分子非常緊密地合作。
在「社會工作行動網絡」（Social Work Action Network）和「心理學者反對緊縮」（Psychologists
Against Austerity）等組織中，我們可見服務使用者、社會工作者、心理學者和其他人非常密切地合作，挑戰緊縮政策。
問：最後，為什麼馬克思的異化概念指向一個更徹底的解決精神損害的
方式？
方式？
弗：我想我在這本書中所指出的中心點是，精神損害的根源不在於這個或那個的特定政策或特定意識型態，而是根源於一個——資本主義——社會，它剝奪我們對生活的任何掌控，它拒絕我們要有創造性、形塑事物的最基本需要。
所以，無論從哪方面來看，不管是勞動強度的增加、學童面對的競爭加劇、老年人在日益原子化社會中的孤獨，所有這些不同方面回到了一個相同問題——我們生活在一個以利潤積累需要而不是由人們的社會和情感需要所推動的社會。
那麼，我們真正解決精神健康危機的唯一途徑，就是創造一個圍繞滿足人類需要而不是圍繞利潤積累的社會。
伊恩‧弗格森（Iain Ferguson）的《心智的政治：馬克思主義與精神損害》（Politics of the Mind:Marxism and Mental Distress），由書籤出版社（Bookmarks）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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