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在臉友臉書上的分享，看到一篇署名莊河伯〈柯文哲像太平天國的賴文光〉的文章，討論太平天國後期將領遵王賴文光（下稱〈莊文〉），指控賴文光是個騙子，並以他比擬今人柯文哲。因為筆者高中時期是個太平天國史愛好者的關係，〈莊文〉引起了筆者的關注。遺憾的是，〈莊文〉有關的指控嚴重與史實不符，特此撰文回應，希望還原賴文光的歷史真實形象，但不涉入討論柯文哲的問題。
〈莊文〉指控的內容，沒有提供任何文獻作為佐證，主要依據賴文光在兵敗被俘後的一份自述，名《賴文光自述》（下稱《自述》，從清政府角度曰「口供」，《自述》原文附於下文參考資料部份），認為《自述》足證賴文光「自抬身價」，其中對太平天國後期兩位戰功彪炳的將領、亦是他的上司英王陳玉成和忠王李秀成，加以貶低，因為兩人不重視他的意見而不予採納（實際只是陳玉成沒有採納他的意見，見下文）。其次，太平天國失敗後，本身「資質平庸」的賴文光，失去了昔日兩位上司的光環庇蔭，便投靠了捻軍，但他在捻軍裡頂多只撈到二、三流的角色，不是在《自述》裡所說的在捻軍中身居領導地位。還有的是，曾與賴交過手的清軍諸將領，給清廷的奏摺亦都表示賴「只是捻軍中實力較弱的部隊的一個小首領而已」。
本文集中討論《賴文光自述》內容及相關文獻，以回應上述的指控。筆者先表明看法：賴文光非但不是什麼「資質平庸」的「騙子」，而且具有一定的組織能力和打仗謀略的將領，他在捻軍裡也居領導地位之列。他在《自述》裡所說的，並非一面之辭或孤證，雖然其中某些敘述與事實有所出入，但不是出於什麼「自抬身價」的「騙子」算計，而是另有隱衷。下文逐一討論。
賴文光批評英王陳玉成、忠王李秀成的理由
首先，如果指控《賴文光自述》的內容誇張失實，目的是炫耀自己，似乎不太合乎常理。因為，這其實是一份賴文光在兵敗後被俘的死囚口供，清方根本不可能會把它公諸於眾，賴文光和其他遭到相同命運的太平軍將領都清楚這點，這樣做不知可以達到什麼炫耀效果？再者，作為一個死囚，在敵人面前還吹噓自己，即使不計較個人將面臨的酷刑，但也會為其家屬、親友帶來無法估計的悲慘遭遇。清廷對於一些重要的太平軍將領會處以凌遲之刑，其中最悲慘的莫過於翼王石達開的遭遇。
其次，筆者再從相關史料文獻來討論《賴文光自述》的內容。有關賴文光在太平天國時期的文獻記載，多見於他隸屬於陳玉成麾下的活動時期（他並非李秀成部下）。他的遵王這個銜頭不是買回來的（太平天國後期濫封諸王的主要來源），而是他上司陳玉成主動奏請天王洪秀全加封的。（見羅爾綱《太平天國史》〈賴文光傳〉）從常理推斷，假如賴文光為一個資質平庸不能幫手之人，以驍勇善戰聞名的陳玉成也斷不會建議洪秀全封他為王。
至於《自述》裡批評陳玉成和李秀成的觀點，有合理之處。其中，賴文光向陳玉成所提出的具體意見，就是敦促陳玉成以奪回安慶為首要的戰略目的。從軍事地理學來說，古人皆認為安慶乃金陵之門戶，所以當安慶在1861年秋被湘軍攻克後，對太平天國後期整個戰局起了決定性的影響，至此，天京淪陷只是時間問題，安慶失守和不能復克成為太平天國失敗的原因之一，對於稍為瞭解太平天國史的讀者來說，應該不會陌生。所以，就這點來說，賴的建議是從改變整個戰局來看待問題，可惜的是，陳玉成另有考慮而無意採納。當然，賴的建議也非全部合理，他批評陳要為此負亡國之責則值得爭議，即使陳執行這個戰略也並不一定代表保證成功，而且，其中建議陳去聯合苗沛霖團練，明顯是危險的。假如要在他們之中找類近騙子、牆頭草的面譜人物，這個苗沛霖或者較為合適。
另外，賴文光批評李秀成妄攻上海的軍事行動（分別第一次於1860年8月和第二次1862年初），亦有合理之處。李秀成發動奪取上海的計畫，因他天真地相信當時盤據在上海的西方列強會保持中立（因為大家都有相同的信仰……），不會干涉，結果事與願違，而且更給予西方列強向太平天國正式開戰的藉口。這個冒險的軍事行動，一般研究太平天國史的學者普遍持批評態度，美國知名史學家史景遷（Jonathan Spence）所持的觀點，甚至認為它直接導致了太平天國的覆亡（見《太平天國》（God's Chinese Son: The Taiping Heavenly Kingdom of Hong Xiuquan），19章）。但史景遷的論點亦具爭議，即使沒有這個進攻上海的軍事行動，並不代表西方列強不會向太平軍開戰。但這個冒險的軍事行動除了被西方列強的先進武器打得損兵折將外，毫無疑問，加速了西方列強與清政府的合流來對付太平軍。如果認識這個歷史背景，便會理解賴文光是從關乎太平天國整體形勢的利弊影響出發而批評李秀成的。
至於賴文光在捻軍裡是否如他《自述》中所言身居領導地位，這裡先處理賴文光帶領的西北太平軍餘部與捻軍的關係問題。當天京陷落前夕，賴文光所帶領的西北太平軍正馳援天京卻在晥北被強大清軍所阻，經過激烈交戰以及天京城陷消息傳來令人心渙散，最後只剩幾千人。之後，他們便併入安徽北部地區蒙城、亳縣一帶的捻軍二、三萬人的隊伍。這支捻軍隊伍，亦可說是一支餘部，一年多前（1863年3月），由當時首領張樂行帶領的捻軍大軍，在雉河集（今安徽渦陽）被僧格林沁的蒙古騎兵部隊徹底打敗，死傷慘重，張樂行亦被殺。當賴文光的西北太平軍餘部加入了蒙城、亳縣的捻軍後，使到這支捻軍相比過去的捻軍有了質的改變。在太平天國時期，捻軍雖然屬於太平軍的友軍，但「聽封不聽調用」，基本多是獨立行動，組織亦較鬆散。他們經過了雉河集慘敗的教訓後，重新整頓和改編，這也恰好是在賴文光餘部加入不久，這其中明顯的改變，賴文光是起到一定的重要作用，清方亦觀察到整編後的捻軍「絕非從前志在剽掠者可比」。（《剿平捻匪方略》，卷二百三十，十六頁）
賴文光在重整後的捻軍裡的地位
至於賴文光在這支重整後的捻軍裡的領導地位問題，〈莊文〉認為「只是捻軍中實力較弱的部隊的一個小首領而已」，同樣沒有提供文獻來源，但筆者估計這個說法或者出自《淮軍平捻記》，其中對東捻部領導的相關記載：「任柱（小時名任化邦）既敗，賊中推賴汶洸（賴文光）為首。」（《淮軍平捻記》，卷七，一頁）順帶一提，《淮軍平捻記》對任化邦和賴文光兩人的形容：「兩賊中，任柱（任化邦）為最善戰，賴汶洸（賴文光）為最善謀。」（同上，卷七，八頁）所以，《淮軍平捻記》的說法便間接證明，賴文光在任化邦戰死前，在捻軍裡或東捻裡根本不是什麼領導人。其實，這些清軍將領的軍情匯報或記錄，所依據的情報（「賊情」）的來源不同，往往有不一致之處。換句話說，同樣亦有清方的記錄表示賴文光為捻軍之首，例如《山東軍興紀略》在首王范汝增戰死後說：「其偽王冊內名次，賴汶洸（賴文光）、任柱（任化邦）、牛烙紅（牛宏升）之下即汝增，張總愚（張宗禹）、李允次之。」（《山東軍興紀略》，卷七，十三頁）
筆者認為較為客觀可信的，可以參考曾國藩的記錄，他說：「維時捻酋四人，曰張總愚（張宗禹），曰任柱（任化邦），曰牛洪（牛宏升），曰賴文光。賴逆則粵匪之黨也。」（《曾文正公年譜》，卷十，十一頁）依這個捻軍改編重整後的領導名單，即使賴文光並非四人之中的最高領導者（但筆者懷疑他們之中是否存在由其中一個最高領袖凌駕其他三人的統領，這也是《自述》的瑕疵所在），他肯定屬於這四人的領導集團，而且是四人集體決策。後來捻軍分軍為東捻部和西捻部，據清方文獻記載，東捻部又分為北隊和南隊，北隊任化邦為「渠魁」，南隊賴文光為「渠魁」。（《剿平捻匪方略》，卷二百七十一，二十三頁）即東捻部有兩個首領，即任化邦和賴文光。至於任化邦死後，〈莊文〉說他部下大部份人都不願跟隨賴文光及聽賴的呼籲為任復仇，寧願回老家種田，這種說法也沒有提供文獻出處，筆者暫時看到的文獻亦沒有類似說法。
高樓寨之戰
說回賴文光的個人能力，他要到太平天國失敗後在捻軍時期1865年4月山東渮澤的「高樓寨之戰」（後人考證，實際地名應為「高莊集」），才充分顯露出來。他在捻軍內有份策劃和布置這場戰役，一舉殲滅負責保衛清廷京畿和北方地區由僧格林沁統領的精銳蒙古騎兵部隊，僧格林沁命喪此役，震動清廷。這裡不得不引述一段重要的文獻佐證，出自渮澤地方縣志，可證實賴文光參與這場戰役的策劃和部署，而且是「捻首」。「三月初（同治四年），捻首賴汶洸（賴文光），張總愚（張宗禹），率眾日疾行二百餘里，由予之李白集過黃河老堤，初六日抵河南之考城，初七日曹、菏、成、定諸縣，賊百十成群，往來迅速，僧王亦回軍入東，三旬之間，回旋奔馳不下三四千里，軍中多怨言。顧王寢食俱廢，恆解安小憩道左，引火酒兩巨觥，輒上馬逐賊。」（《新修菏澤縣志．雜記》，卷十八，十六頁）這種「以走制敵」的運動戰術，弄到這支僧格林沁的精銳蒙古騎兵部隊，疲於奔命，士氣低落，怨聲載道，最終走入設下埋伏的渮澤高莊集而一舉被殲。
「高樓寨之戰」後，捻軍便分為東西兩路，賴文光與任化邦的部隊留在中原，如《自述》所言，張宗禹西捻部隊去陝、甘的目的是串連回民起義，成「犄角之勢」，它有清方對西捻部的活動記載佐證，這是戰略上的分工，並非什麼西捻部捨他而去。
僧格林沁騎兵部隊覆滅後，清廷馬上任命當時兩廣總督曾國藩為欽差大臣負責「剿捻」，曾國藩的部隊在人數和配備近代精良武器的優勢下，對於以冷兵器為主的二、三萬捻軍，亦束手無策。清廷其後再改派李鴻章為欽差大臣全力對付。
「高樓寨之戰」的意義，它消滅了清廷後期唯一可依靠的嫡系軍事力量，標誌著滿清的軍權，漸次落入湘淮的漢人軍閥的手中。
小結
關於《賴文光自述》裡，其中與事實不符而受到詬病的，主要是重整後的捻軍並非如他所言全部歸他「領帶」（但他不影響他屬於捻軍領導集團的事實），甚至改編後的捻軍的抗清鬥爭，實際也並非打著恢復太平天國的旗號。其實，環顧太平天國的其他將領至今得到保存的自述文獻，大都表述自己如何加入太平天國的運動，做過哪些事跡對抗滿清，討檢太平天國失敗的原因，以及最終無悔於一生所忠於的事業而犧牲。這些自述，多在惡劣的囚牢環境且在行刑前的急迫下匆促寫成，某些事實難免記錯，有時為了在敵人面前保持尊嚴，或多或少刻意拔高太平軍的功績和淡化它某些陰暗面。而《賴文光自述》的內容，亦大概有這些特點。他作為一個從粵西一路追隨太平軍到南京的太平天國起義者的正統身份（或可以說「自抬」這種正統身份吧），當太平天國覆敗後，把他有份領導的捻軍和抗清的鬥爭，說成捻軍全歸他「領帶」並且是為了「復國」（張宗禹、任化邦和牛宏升並非如此構想），這樣他才能將自己的一生追求直至最後的犧牲，視為貫徹始終地奉獻於太平天國的事業。
參考資料：
1.《賴文光自述》
蓋聞英雄易稱，忠良難為，亙古一理，豈今不然？億餘生長粵西，得伴我天王聖駕，於道光庚戍年秋倡議金田，定鼎金陵，今已十有八載矣。但其中軍國成敗，事機得失，形勢轉移，予之學淺才疏，萬難盡述，惟有略書數語，以表余之衷腸耳。
憶予於太平天國壬子二年，始沐國恩，職司文務，任居朝班。於丙辰六年秋，值國家多故之際，正君臣嘗膽之時，是以棄文而就武，奉命出師江右，以期後用。荷蒙主恩廣大，賞罰由余所出，遇事先行後奏，其任不為不重矣。丁巳七年冬，詔命回朝，以固畿輔。戊午八年春，我主聖明，用臣不疑，且知余志向，故命攻江北協同成天安陳玉成佐理戰守事宜，永固京都門戶。受命之下，競業自矢，誠恐有負委命之重，安敢妄怨有司之不從？且忠言逆耳，良藥苦口，誠哉是言也。欣辛酉十一年秋，安省失守，斯時余有諫議云：「當茲安省既失，務宜北聯張苗以固京，左次出奇兵進取荊襄之地，不出半年，兵多將廣，可圖恢復皖省，俾得京門鞏固，此為上策。」奈英王（等畏曾中堂如神明，視楚如羆虎，是以英王）不從余議。遂率師渡廬，請命自守，復加封余為遵王，命與扶王，啟王等遠征，廣招兵馬，早復皖省。嗟乎！此乃英王自取禍亡之擾，累國之恨也。又有忠王李秀成者，不知君命而妄攻上海，不惟攻之不克，且失外國和約之大義，敗國亡家，皆由此舉。至辛酉歲底，予偕扶王，啟王勉強由廬渡淮，其時余知有渡淮之日，而無轉淮之期。是以過五關，越秦嶺，抵中原，出潼關，於壬戍十二年冬，由鄖陽而進兵漢中，一路滔淘，攻無不克，戰無不勝。甲子十四年春，由漢中而還師東征，圖解京師重圍，未果以致京都失守，人心散離。其時江北兵士無可依歸者，共有數萬皆是蒙毫之眾，其頭目任化邦、牛宏升、張宗禹、李蘊泰等誓同生死，萬苦不辭，請予領帶以期報效，此乃（官兵）好戮無仁之所致也。也可謂「行一不義，殺一不辜，」以此思之，誠哉真千古不易之良言也。
視此情形，君辱國亡家破之後，不得已勉強從事，竭盡人臣之忱，以聽天命。不料獨立此間數載，戰無不捷，披霜踏雪，以期復國於指日。誰意李宮者保，足智多謀，兵精而將廣，且能仰體聖化，是以人人沾感仁風不已。予雖才識微淺，久知獨立難持，孤立難立之勢，於丙寅十六年秋，特命梁王張宗禹，幼沃王張宗爵，懷王邱遠才前進甘陝，往連回眾以為犄角之勢。天不佑我，至今日，夫復何言？古之君子，國敗家亡，軍辱臣死，大義昭然；今余軍心散，實天敗於予，又何惜哉？惟一死以報邦家，以全臣節。（惟祈道台吳兄大人鑒照早速裁奪是荷）
2. 羅爾綱，《太平天國史》全四冊（繁體豎排版），中華書局，2009年版。
3. 史景遷（Jonathan Spence），《太平天國》（God's Chinese Son: The Taiping Heavenly Kingdom of Hong Xiuquan），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1年。
4《剿平捻匪方略》，第二百三十卷、二百七十一卷。
5.《淮軍平捻記》，第七卷。
6.《山東軍興紀略》，第七卷。
7.《曾文正公年譜》，第十卷。
8.《新修菏澤縣志．雜記》，第十八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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