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治德 翻譯
譯自《劍橋經濟雜誌》（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第36卷，第1期，2012年1月。
撮要﹕
全球經濟與金融危機標誌如下悖論：以更具決心的救助銀行與財政刺激方式的國家干預，防止了比2008-09年更嚴重的全球經濟衰退；然而，這一輪看來成功的凱恩斯主義政策，卻一下子轉到財政緊縮政策——它令人聯想到1930年代凱恩斯所猛烈抨擊的「財政部查看」（Treasury View）條款。本文是探討這種政策轉變的根源，當中考察的因素包括新自由主義意識型態、銀行的政治力量、以及金融在個別經濟體系中的相對份量，從更寬廣的脈絡來考察金融化。而結論是在這一陣的緊縮與寬鬆政策之間的鐘擺，鼓勵了泡沫資產的發展，從而有助建立新自由主義的經濟制度。這裡意味對緊縮政策的替代方案就是包含廣泛的制度上的變革。
1.引論
關於2008年金融危機與全球經濟衰退之後的經濟政策的辯論，必須面對以下一個難題：傳統凱恩斯主義者對1930年代大蕭條的描述，就是政治菁英作為「自由放任」（「庫房查看」條款）政策的囚徒，妨礙了他們以提高公共開支來彌補有效需求的崩潰，甚至相反令他們為平衡預算而削減開支，導致危機加劇（如Skidelsky，1970）。從自由市場立場出發的另一種最有影響力的解釋，則拒絕這種論斷，但同樣認為政策錯誤是個關鍵因素——當中最著名者如傅利曼（Milton Friedman）和Anna Schwartz認為美國聯邦儲蓄委員會（Federal Reserve Board，譯註﹕下稱美聯儲會）未能防止美國的貨幣存量在1929年和1933年下跌了三份之一——造成這嚴重和曠日持久的經濟衰退（Friedman and Schwartz，1963，第7章）。
但這一次，對崩盤的政策回應則是有力的，主要國家的央行向金融體系傾注了大量現金。除了雷曼兄弟公司（Lehman Brothers）的特殊例子外，在「體系」內岌岌可危的重要機構，多會通過由暫時的國有化而獲得救助。這種救助方式更超出銀行金融界別，同樣明顯的干預方式如歐巴馬政府接管及重組通用（General Motors）和克萊斯勒（Chrysler）的汽車生產商（有關分析可參考﹕Rattner, 2010）。伴隨這些措施的財政刺激方案，不但被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所採納，而且包括南方的多國政府。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譯註﹕下稱IMF）估計，2009年在發達經濟體的國家，政府財政赤字佔國內國民生產總值上升大約5%﹕當中一半是屬於「自動穩定機制」（Automatic Stabilisers）的開支，而另一半是額外隨意動用的開支（IMF，2010，第17頁）。
然後有人會認為目前的經濟與金融危機，從凱恩斯主義者角度而言，政策的積極回應防止類似1929年和1933年的崩盤所造成對產出及就業所持久影響的事件重演，而得以有個美好結局。事實是在2008年股市崩盤時，人們就大談要回歸凱恩斯，由兩位作者趕著這時機推出研究凱恩斯生平與他思想的重要學術著作，標誌著這一轉（Clarke，2009；Skidelsky，2009）。不過，這裡大煞風景是，當產出與股票市場的價格從2008-09年冬季的急跌後而一開始復甦，政策逆轉的壓力就同時形成。政治菁英首要處理的工作是要減低預算赤字，從過去的事實證明，造成赤字的原因，尤其是在經濟收縮時期，是由於稅收減少多於福利開支的緣故（Reinhart和Rogoff，2009，第14章）。為減少赤字而通過廣泛削減公共開支的方式，成為新的政策範式。這種向緊縮政策轉變的政治模式在各國的情況有所不同﹕歐元區外圍成員國的經濟危機主導了歐盟；而在英國，2010年5月保守—自由民主兩黨聯合政府的來臨提供了契機；在美國，共和黨因茶黨運動（Tea Party Movement）的壯大贏得2010年的中期選舉，是個轉捩點。
對於轉向緊縮政策的批評，認為它會重犯當年美國政府為應付「大蕭條」的來臨，削減公共開支的錯誤（如Skidelsky和Kennedy，2010）。我同意這些批評，但我這裡所關注的一個難題，就是這政策制定的轉變速度，由表面上凱恩斯主義式為應付經濟與金融崩潰的前景到以削減赤字為主導的日程。但是，有些評論者認為這裡並沒有政策改變，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喜歡有利富人的減稅以及削減社會開支，已經根深柢固數以十年。2008年的崩盤令到國家干預激增，但是一旦當崩盤的威脅解除，便又重新打回原狀，緊縮政策作為一個機制，回復過往國家與市場之間的平衡關係。
這種分析的困難之處，就是大大低估肇始於2007年8月的全球經濟危機的嚴重性及持久性，尤其是在西歐與北美傳統發達的資本主義「核心」地區。2011年夏天在主要金融市場的大幅拋售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它代表「核心」地區的「下沉」現實。從2008-09年的經濟衰退而缺乏自我持續復甦的情況下，經濟維持在極度依賴國家的行動——如果不是以刺激經濟方案的方式，就是以主要央行所追求的超廉價貨幣政策的形式。所以，目前這場危機標誌新自由主義時代的一種不連貫（Discontinuity）的時刻，危機的嚴重性迫使主要西方經濟體更大程度依賴國家。正是在這種背景下轉向緊縮政策，而需要對它作出解釋。即使它看似是回歸常態，但這種解釋無視一個更大的經濟脈絡。
我這篇文章將評論有關的解釋，我認為要弄清楚緊縮政策，視乎我們如何理解在新自由主義時代的資本主義社會的金融化，以及這種金融化過程如何在不同國家所展開的不平衡方式。我是從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理論視野出發，理解金融市場（馬克思自己稱為「信用體系」）作為一種暫時克服資本積累過程的矛盾的機制，只是加深了危機的嚴重性。【註1】
【註1】見Callinicos，2010A 《虛幻之篝火》（Bonfre of Illusions）第34-59頁，討論閔斯基（Hyman Minsky），哈耶克（F. A. von Hayek）以及哈維（David Harvey）他們對金融危機的看法。
2.新自由主義與金融化
在未解答上述難題之前，先需要釐清兩個涉及的名詞﹕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與金融化（Financialisation）。哈維（David Harvey）說﹕「證據有力地指出，新自由主義的轉向，在某方式及到某程度上是與經濟菁英復辟或重建其力量聯繫在一起（Harvey，2005，第15頁）。」Alfredo Saad-Filho和Deborah Johnston認為﹕「新自由主義的最基本特徵是有系統地利用國家權力，在國內實施（金融）市場的規則，如仿傚『全球化』在國際上所做的一樣。（Saad-Filho和Johnston, 2004，第3頁）」這些定義，似乎過於寬泛及過於狹窄，令人驚訝的是，兩者都沒有直接提及意識型態的問題（有關討論對新自由主義概念界定的困難，可參考Chris Harman，2007）。在我看來，新自由主義最合適是理解為是一種經濟的政策制度，它目的是要確保貨幣與財政穩定，一種相信市場能自我調節而加以合理化的意識型態。這不但是包括如哈維「階級力量的復辟」的分析，也是對富人有利的財富與收入巨大的重分配（見 Duménil and Lévy，2004B）。正如Saad-Filho和Johnston認為，這個制度同樣推進（雖然它不是初創）在發達資本主義經濟體內更廣闊的金融化進程。
這過程有三個面向（詳細可參考本人更詳細的討論，Callinicos，2010A ，第23-34頁），第一個面向Costa Lapavitsas已作出很好的論述﹕
「金融化……不等於銀行對工業或商業資本的主導。它毋寧是代表越來越自主的金融界別。工業與商業資本能夠在公開的金融市場借貸，而愈加涉入金融交易。同時，金融機構尋找在個人收入與金融市場之間新的利潤來源。」（Lapavitsas，2008，第34頁）
所以，當代的金融化明顯不同於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由希法亭（Rudolph Hilferding）提出的金融資本的概念（Hilferding，1981）。對於希法亭，金融資本包含是銀行發展與工業企業長期的合作關係，以便他們控制這些企業。但是今日的金融化，是銀行、工業企業與商業企業之間日益相互獨立。銀行尋找額外的利潤來源，多得金融的非居間化（Disintermediation），成為近幾十年來更多投機活動的強大推動力。William Cohan對高盛（Goldman Sachs）文獻所作的全新歷史闡述的著作裡，無情地揭露銀行在它自己賬目擴充「自營交易」（Proprietary Trading），而引致頻密的投訴，最終損害其客戶的利益（Cohan，2011，第24章）。第二，金融化在金融市場涉及廣泛的經濟參與角色——不僅是銀行及影子銀行，也包括（如Lapavitsas所言）工業企業、商業企業以及家庭。中產階級與工人階級家庭日益融入信貸市場，是美國及英國近幾十年來最令人注目的經濟發展。第三，金融衍生工具的激增，不止是提供投機炒作的手段，也容許廣泛的企業在不同的市場計算成本與回報，以及對未來的不確定作出風險對沖（Bryan和Rafferty，2006）。我們在下面看到，因此討論目前的經濟危機，金融化相比銀行的經濟與政治權力，是一個更廣闊的社會經濟現象。
那麼，對金融化的理解如何聯繫到發達資本主義的政治經濟呢？在馬克思主義者之中，發展金融化的概念異常艱鉅，這當中有兩大辯論。首先重要的是（但技術性的），因為它關注如何將金融機構的利潤與馬克思主義的價值理論聯繫起來（比較 Lapavitsas，2009；Fine，2010）。第二是關於金融化與經濟危機的關係。這造成相互對立的兩種立場。第一種意見認為金融化是近十幾年來令發達經濟體相對增長緩慢以及是目前經濟危機的主因。Gérard Duménil和Dominique Lévy有力地論證了這情況。他們所理解的金融化頗不同於上述的定義——即金融對經濟與政治的主導，他們認為這是過去幾十年來新自由主義政策的制度化使然。他們說新自由主義是代表回到那種盛行於20世紀初的「金融霸權」（Duménil和Lévy，2011，第18頁；同樣見Duménil和Lévy，2004A ）。而其影響（尤其是在美國），減慢資本積累的速度，以及經濟轉向以滿足不斷上升的消費水平（特別是中上層階級）。這令到作為整體的經濟更易受到金融市場投機傾向的衝擊，就如過去幾年我們見到投機所引致的後果（Duménil和 Lévy，2011）。
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者光譜裡的另一端，他們承認金融化代表當代資本主義在結構與動力上的明顯變化，但會視它為一種更長期性的過度積累與利潤率的症狀，而不是視它為當代經濟危機的主因（如Brenner，2002，2006；Harman，2009；Callinicos；2010A ）。他們認為這些問題是植根於1960年代發達資本主義經濟體所經歷的利潤率下降——新自由主義對勞動力的規訓，只能部分地逆轉利潤率下降的問題。（而這正是與那些理論家如Duménil和Lévy的重要分歧點，他們認為新自由主義已經克服1960年代及1970年代利潤率下降的問題。）金融化作為取代資本的部分過程，因為金融部門能提供比透過生產性投資所獲得的更高利潤。而且，金融市場的資產泡沫發展演變為一種機制，它維持了有效需求，而需求的增長則要多謝「財富效應」鼓勵資產持有人作更多的借貸與消費。（雖然Duménil和Lévy反對這種金融化的解釋，但在他們的著作《新自由主義的危機》（The Crisis of Neoliberalism）第4至6部分所提供的數據，可以援引作為支持資產泡沫所扮演角色的觀點。）Riccardo Bellofiore形容這是「資產泡沫推動的私有化凱恩斯主義」（Bellofiore，2010）。從這個角度看，即使2000年代中的泡沫資產爆破加速了2008-09年的大衰退，但導致危機的是反映在資本積累過程更為深層的特質。【註2】
我認為第二種取向更好地把握當代金融化的性質，它強調目前危機的更深層的系統性問題，這根本不是金融市場組織的失衡問題。這個角度怎樣能幫助我們理解政策突然轉向緊縮的這難題呢？在處理有關可能性的解釋，我也會清楚說明我所選取研究金融化的路徑。
【註2】見López and Rodriguez，2011。探討自1990年代以來，「資產價格凱恩斯主義」對西班牙的影響。馬克思主義者成為馬克思主義者，當然他們會有其他多於以上立場的對立。例如哈維較接近第二種取向多於第一種，但他所理解的過度積累過於寬泛，而沒有聯繫利潤率下降的任何理論﹕Harvey，2010。而David McNally的分析設定皆反對以上兩種分析，他實質是更接近第二種﹕McNally, 2011。
3.轉向緊縮政策的解釋
首先，政治的變化不足以解釋這個政策轉向，當中尤其是英國工黨在布朗（Gordon Brown）——應付2008年股市崩盤的國際政策其設計師之一——帶領下在2010年的國會選舉敗選。在許多國家，是在同一政府執政下經歷股市崩盤與轉向緊縮政策，歐元區內最強大的國家如法國與德國。而美國歐巴馬的上任正值經濟危機的嚴重時期，雖然他採取了一系列的額外措施，如7870多億的刺激經濟方案以及接管通用及克萊斯勒汽車，但這都是前總統小布希任內的最後一位財務部長保爾森（Hank Paulson）在雷曼兄弟公司倒閉後所設計的框架之內（而事實是保爾森的「不良資產救助計畫」的資金被挪用來救助底特律汽車公司﹕Rattner，2010，第301-302頁）。歐巴馬政府現在在國會共和黨員的壓力下，已經接受削減赤字的議程。他現在可能會沿著財政保守主義的方向而行（即使沒有茶黨崛起的刺激），2011年9月推出4470億就業計畫的資金，是由進一步削減醫療開支（Medicaid）與醫療保險（Medicare）而來的。
因此，這很容易令人認為轉向緊縮政策標誌著，新自由主義作為一種根深柢固的意識型態，其結果是造成在政治、媒體與學術界等層面的菁英，其想像無法超越1970年代與1980年代的市場革命所設限的知識視野。在某程度上，這毫無疑問是正確的，但它只是把解釋的擔子轉移掉了。但從很多對經濟與金融危機的說明都已認識到，在意識型態上鼓動去規管化、廣泛地相信市場的自我調節特性、容許信貸泡沫在2000年代中開始發展，成為政策制定者的重要考慮因素。那為什麼菁英們還沒開始懷疑新自由主義呢？即使1930年代發生的事情遠比凱恩斯所說的複雜得多，但畢竟這十年對市場的政治控制的想法——不管是需求管理的形式或是一些更全面的計畫形式——得到更廣泛的流傳（參見對羅斯福「新政」討論的引人入勝的分析﹕Rosen，2005）。同樣，因為需求管理明顯不能克服1970年代的滯脹，從而激起貨幣主義的反革命（如Skidelsky，1977）。那麼，為什麼這種情況在2008年之後卻沒迫使政策制定者遠離新自由主義的道路呢？
這個難題是深藏於意識形態的複雜型構之中（Callinicos，2004，第4與 5章）。由於新自由主義意識型態有其知識的核心，但組成它的經濟理論學說（源於傅利曼與哈耶克），它們（適道地說）相互之間是遠不一致的。此外，這種非常籠統的意識型態意味著它們可以解釋與應用在不同方面。新自由主義的歷史作為政策制度，由1970年代末開始的「史詩」時刻，在英國由柴契爾 夫人政府以及美聯儲會的沃爾克（Paul Volcker）所嚴厲實行緊縮的貨幣政策，之後功利地轉向為日益倚重資產價格泡沫（在1980年代末和1990年代末集中在股票市場，而2000年代中集中在房地產）以刺激經濟增長。轉變起初不一定是有意識的政策計畫。可以回顧在美國——充分就業的法定承諾與由美元作為儲蓄貨幣角色所提供的更大靈活性，總是模糊了新自由主義的目標——美聯儲會在葛林斯班（Alan Greenspan）任內逐漸增強的意願：容忍泡沫作為經濟發展的代價【註3】。一種意識型態要充分包含明顯不同的政策便須要擴大其適用範圍，但除了我們所見在大崩盤之後又要回到過去的「史詩」時刻外——或者最突出是英國柴契爾 夫人時代的「餘韻」，仍然對當今聯合政府的支持與反對陣營裡得到共鳴——即使現在首要的財政手段仍是貨幣政策，但在大崩盤後仍是高度放任的。【註3】
【註2】見López and Rodriguez，2011。探討自1990年代以來，「資產價格凱恩斯主義」對西班牙的影響。這裡，馬克思主義者成為馬克思主義者，當然他們會有其他多於是以上立場的對立。例如哈維較接近第二種取向多於第一種，但他理解過度積累過於寬泛，而沒有聯繫利潤率下降的任何理論﹕Harvey，2010。而David McNally的分析設定皆反對以上兩種分析，他實質是更接近第二種﹕McNally, 2011。
4.銀行與政府
所以，我們需要超越利益與機構的意識型態去看這問題。一種更深入的解釋集中於銀行的政治權力。前IMF首席經濟顧問Simon Johnson，在他與James Kwak合寫最為詳細闡述的《13位銀行家》（13 Bankers）一書裡，提供了一個版本。Johnson的角度是非常IMF式的﹕一位在極正統的新古典框架內，他的獨特手法是將IMF在財政上為難第三世界國家的陰險手段，以這同一標準來分析美國銀行。對於Johnson與Kwak來說，崩盤與回應政策都是來自華爾街的﹕
「2009年3月，華爾街銀行不止是利益集團。在過去30年內，他們已成為美國經濟歷史上最富有的產業之一，以及在華盛頓最強大的政治力量。金融部門的資金大量流入國會民意代表的競選基金。投資銀行家與他們的盟友都在白宮與財政部擔任重要職位。更為重要是，當銀行變得更為複雜、更有社會地位及更有利可圖——不受拘束的創新與去規管的金融市場對美國與世界是美好的——華爾街的意識型態成為華盛頓兩大政治陣營的共識立場。選舉活動的資助以及在私營部門與政府公營服務之間職位經常的調換，給予華爾街銀行對華盛頓的影響力，傳統智慧的轉移有利於他們而奠定他們最後的勝利，他們的說客對國會議員與政府官員的論點都是不證自明。當然，當共識出現瓦解，尤其是在金融危機之後，銀行仍然可以使出他們常規武器——選舉資金與說客，因為他們意識型態的力量，多次戰役在未開戰前勝局已定。」（Johnson and Kwak，2010，第5-6頁）
銀行注入美國政治制度的金額確實是驚人的。2009年5月《金融時報》（The Financial Times）報導，「獨立監察機構『問責政治中心』（Center for Responsive Politics）說金融部門在過去十年已花了35億美元在華盛頓的遊說工作，以及22億美元的選舉捐獻（Luce，2009）。」但是Johnson與 Kwak提供一個更為精緻的論證，不止是簡單地認為銀行的影響力，多得他們的金錢和投資銀行家在華盛頓頻密的佔據要職（當然高盛的成功亦因此而廣泛注目）（可見Cohan，2011）。他們認為銀行的成功與權力，能夠塑造菁英階層在討論經濟議題時理所當然的共識﹕「金錢與意識型態是相互強化（Johnson和Kwak，2010，第6頁）。」
然後，有人可以延伸這種解釋認為被救助銀行的政治與意識型態的力量，有助確保滅赤迅速成為上層政治的議題。這就容易理解為什麼銀行突然要依賴國家而感到非常尷尬（這反映在他們尋求償還在危機嚴重時期所獲貸款的進度上），他們想方設法盡快採取措施削弱國家，減低其對經濟日益增加的政治控制。但銀行不能被視為單獨行事。在一個更客觀層面的金融市場，潛在的、不能承受的債務水平，在歐盟周邊起著擴散歐元區危機的毒害作用而蔓延到核心國家，這有助向政府施壓實行緊縮政策。不能忽視的多種勢力影響菁英與公眾意見，特別在英國與歐元區，不僅是媒體更有央行。在美國的茶黨運動，因反對歐巴馬起初的刺激經濟方案而成形，而在英國大量公家資助的智庫組織，財政研究學會（The Institute for Fiscal Studies）在重設削減赤字的優先政治議題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
Johnson and Kwak對美國的論斷，聲稱﹕「華爾街的銀行是美國的新寡頭。（Johnson and Kwak， 2010，第6頁）」相同論證的版本或可以應用在倫敦，倫敦的重要性在於它作為美國、歐洲大陸與日本投資銀行運作的關鍵場所（英國各大銀行加起來也不超過倫敦市18%的總體金融服務﹕Independent Commission on Banking， 2011，第108頁）。各種流行的說法已清楚表明，倫敦金融城得到歷屆政府有計畫的支援，特別是新工黨吹噓的「靈活」監管制度（如Augar，2009）。自從崩盤以來，銀行戮力遊說以對抗那些要加強規管與限制獎金的政治力量，獲得相當程度的成功。
但在其他地方卻有明顯不同的模式。導致2007-08年崩盤的抵押債務證券（CDOs），德國銀行是主要買手。Cohan引述有關在2007年得到政府救助的德國工業銀行（IKB）的驚人花絮，這表明在華爾街至少仍可看到有某些德國銀行的影蹤﹕「另一位投資者告訴《金融時報》……德國工業銀行吃虧上當了﹗他說﹕『德國工業銀行有博士級的隊伍研究抵押債務證券的交易並進行分析。但德國工業銀行不會因此嚐到甜頭。因為只要你看華爾街的有關會議，總有批銀行家會跟隨其一舉一動』。（Cohan，2011，第15頁）」在過去十年的信貸繁榮中，德國銀行也大量貸款給希臘、葡萄牙和西班牙（OECD，2010，第20頁，1.1）。
這種騎虎難下的情況，正好解釋為什麼德國銀行勉強參與歐洲央行（ECB）、IMF發起的對希臘、愛爾蘭和葡萄牙的援助計畫，而代價就是更大規模的緊縮政策。這也是為什麼德國要限制《巴塞爾III》條款對銀行資本要求的新規定，以及抗衡美國、英國及瑞士企圖對（至少是）大型銀行實施進一步的規定。這裡的分歧可能是與後三個經濟體其金融部門具有更大的重要性有關，政府關注他們銀行系統的穩妥，是維持在金融部門有競爭優勢的良好方法。相反，德國仍然僅次於中國成為製成品的第二大出口國，而她的銀行比較弱勢，或者難以應付更為嚴格的資本要求。
在柏林的自由—保守聯盟——不顧歐洲央行的強烈反對——堅持私人債券持有人需要分擔未來歐元區救助計畫的成本。表面上看，這是比美國與英國對金融業採取更強硬的立場。這裡涉及一個是在發達資本主義經濟體其生產性資本與貨幣資本的不同配置﹕這些配置之間的變化在探討所謂「資本主義的種類」其有關文獻的主要因素之一（如Hall與Soskice，2001）。歷史上看，德國提供如希法亭所說的金融資本的經典例子，在那裡銀行扮演一個在工業與企業之間的協調角色。Thomas Sablowski認為「在德國正進行由銀行為基礎到以市場為基礎的系統轉變」，包括分拆銀行與它們的工業和商業合作夥伴之間的連結關係，開始由「一個為公司法人控制的自由市場」（Sablowski，2008，第154–5頁）。但是在德國公司法人通過銀行貸款的負債相比美國為高，證明這個過程的發展還未成熟（Lapavitsas，2009，第115頁，圖1）。一個有趣的研究範圍是探討生產性資本與貨幣資本之間的配置關係，以及不同國家對銀行與金融的一般政策。
但若由銀行的利益過於機械地推論出政治菁英的行動，則是錯誤的（如Johnson and Kwak描述華爾街成為「美國新寡頭」那樣會鼓勵這種取徑）。但是，即使銀行有多大力量，對於國家管理者來說，來自銀行方面的壓力只是在角力場上的其中一個因素，另外是他們必須要掌控著國家的運作，和確保他們的政治生存【註4】。因此，即使在英國，銀行的權力比起德國的銀行大得多，英國財政大臣奧斯本（George Osborne）從1986年倫敦金融城放鬆管制的「金融大改革」邁出重要的一步，他採納「維氏委員會」（Vickers Commission）的建議，強制主要銀行在高風險的投機買賣活動裡設立一道保護屏障的機制。
【註4】有關國家與資本之間關係的討論，可見Callinicos，2009，第二章。
5.各種新自由主義
所以，任何試圖將轉向緊縮政策簡單解釋為是銀行的經濟與政治權力的結果，必須面對以下事實：就是在新自由主義表面上一致的地方，都可看到從危機之後國家政策對銀行部門明顯而複雜的變化。面對這個困難，其中之一需要說明這些政策變化是關連主要資本主義經濟體其不同程度的金融化。考慮以上提到的意識型態的模糊性，或者，我們應該認識到在純粹的堅持不惜一切代價的貨幣穩定政策，與更為實用地在金融市場爆破後倚靠資產泡沫重新上路，其實這兩者之間是反覆無常的鐘擺多於是一種意識型態的模糊性。我們可以用英國過去財相勞森（Nigel Lawson）的個人職場演變為例，他是1980年代模仿「金本位」角色令經濟自我運行的「中期金融政策」（Medium Term Financial Strategy）的設計師，其後演變到以泡沫帶動繁榮的經濟工程師；或者以美聯儲會主席葛林斯班的個人發展為例，他是「金本位」迷與極端自由主義哲學家、作家蘭德（Ayn Rand）的信徒，而成為令市場繼續上升的守護人。
當然這種鐘擺在某段時間內並非是一種方式的運動，但會是重複一種模式。或者，轉向緊縮政策的動力，可以視為決心努力清洗過去的過度行為——就是嚴格的貨幣與財政政策所引致失敗的產物。但是，這只是在新自由主義之內的鐘擺。所以，我們看到轉向緊縮政策沒有相伴隨的要嚴肅控制或懲罰銀行的企圖。更為重要是，這些政策的苦果，不是由制定這些政策或藉泡沫資產得益者來承受，這些政策造成高失業率、減低工資與退休金以及限制公共服務。換句話說，新自由主義仍然存在，正如哈維所言，它是一項階級計畫，其代價是由工人階級與貧窮弱勢者來買單。
在空間與時間上開展對新自由主義的兩個版本作出對比。德國的經濟建設一直以來視為對美國財政政策的一種持續的批評，就是她的無節制以及救助金融機構時容易引起的道德問題。至少兩者部分的不同是關乎兩個國家在全球政治經濟體內的獨特位置。自從尼克森在1971年8月取消「金本位」制度，之後美國歷屆政府都無情地用美元作為主要儲蓄貨幣的角色，逃避她自己施加於其他國家的規例，以及當有需要時以一輪的貶值來刺激經濟（Helleiner，1994；Gowan，1999）。與此相反，德國在貨幣制度的框架內，目標以低通脹及強勢貨幣建立了非常成功的出口型經濟；保留這種制度的版本，正是體現在「歐洲聯盟經濟暨貨幣聯盟」（European Economic and Monetary Union），因此柏林對歐元區外圍的經濟危機採用鐵石心腸的方式（Carchedi，2001，第4章；Lapavitsas 及其他，2010A ）。
正如上述提及，如果金融泡沫能作為一種推動經濟增長的機制，但引起的問題是為何這副引擎現在壞掉呢？換句話說，金融泡沫能夠繼續成為維持或增長有效需求的手段嗎？如果不是，那麼緊縮政策削弱有效需求的影響，對很多正在對抗失業與生產過剩的發達經濟體將產生嚴重後果。就金融泡沫能否帶動經濟增長的作用問題，證據不能確定。誠然，自2009年春天金融市場復甦，評論員注意到有不同的泡沫，例如資訊科技公司、中國房地產、更普遍的「新興市場」商品。金融化持續發展﹕最近一項調查指出，相關商品價格的增長，這是關係到擴大投資的基金在商品價格指數的變動（Tang和Xiong，2011）。但房屋市場——它是一種重要的機制，通過股權提取與高借貸從而慢慢獲得更高的物業價格——在美國、英國及其他在2000年代中期的泡沫經濟參與者那裡，仍然極度疲弱。一般認為中國經濟的持續增長可以作為世界經濟增長的替代引擎，但這說法值得商榷。因為眾多分析已證明高投資、高出口、低工資模式是不能持續發展的，而轉向發展另一種備受吹捧的國內消費導向卻有極大的破壞性（Roubini，2011；Pettis，2010）。
這很難不得出結論就是世界經濟的困局是極其危險的。全球經濟與金融危機爆發四年多後，現時與1930年代大蕭條的比較越來越恰當，不止是因為就業與產出（某些個別情況例外）的下降處於相同水平，而是因為目前衰退的長期性質以及缺乏任何有解決方案的跡象。人們亦可從我這文章開首對目前危機所描繪特別暗淡的前景而作出相反的結論。有人或會說，1930年代見證經濟與政治菁英的學習過程，逐步採納（雖然在一個非常不平衡與局部性的）此前被拒絕的政策例如貨幣貶值、公共工程甚至經濟計畫。不過，正如我已經指出的，發達經濟體其經濟普遍放緩更突出他們依賴國家的支持（尤其是央行以量化寬鬆政策（Quantitative Easing）或其他手段來創造貨幣）。儘管我一直嘗試探討這種種變化，但是菁英們似乎否認，政策目標聚焦在削減赤字會令情況變得更糟。
這是緊縮政策最深層的矛盾。例如經濟的高增長可為銀行帶來更多生意，但為什麼他們反而推行可能會產生反效果的政策呢？這難題可採取馬克思主義對資本主義批判的其中一個主題來說明——獨立個體的資本或行業追逐它們的特定利益會產生全球性的不良效果。因此盧卡奇（Georg Lukács）認為資本主義的發展軌跡是包含社會特定層面的日益理性化與伴隨總體的更加的非理性化（Lukács，1971）。在目前情況下，銀行在現有的資本主義金融化的結構塑造下無情地追逐他們的利益。問題是這個結構至少已被這場嚴重危機削弱。而在新自由主義年代社會力量之間鬥爭的勝利者所塑造的政治制度，至今證明不能看到及回應這種變化的經濟現實。
6.緊縮政策的替代方案
正如以上的討論已非常清楚，探討緊縮政策的根源是個複雜的問題。我已指出在一個被金融化深深滲透與重塑的社會裡，現時的替代政策就是在貨幣主義與財政緊縮之間鐘擺不定，任由（金融）市場撕裂。但這個過程被其他因素得以調和，主要是社會內具政治與經濟份量的銀行與其他金融機構，以及國家在全球政治經濟裡所佔據的特定位置。這些因素至少對由2007年經濟與金融危機開始時國家政策回應的轉向，擔負一些解釋重任。
這一切如何與制定緊縮政策的替代方案有關呢？2008-09年證明是凱恩斯主義式的一段插曲，在某種意義上富有啟發性。這證明是新自由主義的反革命，並不代表放棄在1930-40年代聯繫上凱恩斯的名字（是對或錯）所引進的宏觀經濟管理。相反，宏觀的經濟管理從維持充份就業亦可以到確保貨幣與金融穩定。此外，參與機構在從凱恩斯主義到新自由主義的轉變中亦重新洗牌。自2007年的經驗突現帶領經濟的責任倒退到在不民主及不問責的央行手上，這種發展不是從經濟理論推衍出來，而是在新自由主義的「史詩」年代機械地試圖控制貨幣供應而失敗的教訓。我已指出歐洲央行與英國央行在議題設置轉向緊縮過程中的角色。但是在危機嚴重時期的政策回應，顯示了一種被壓抑的拙劣凱恩斯主義已不再是全面的政策制度及有效運作的工具，當它們特殊的使用時刻過了便立即被拋棄（儘管要證明戒除依賴國家的支持是非常困難的）。
從某種意義上講，這判斷對於批評緊縮政策的人會帶來一些安慰。因為它意味著有時在凱恩斯時代對經濟的政治控制，在新自由主義下得以延續（Best和Connolly，1982）。這就為什麼自我調節的市場是個虛構事情的原因，雖然它是一個真實的社會力量。這種虛構會將經濟關係「自然化」，表述為不變的及超越任何集體的控制。或者，我們可以看到在緊縮政策背後的另一股推動力。在2008-09年危機最嚴重的歷史時刻，正如一句名言﹕「一切堅固的東西都煙消雲散了（All that is solid melts into air）。」不只是金融機構倒閉或在倒閉邊緣上步履蹣跚，而是當政府在極端情況下探取一切非常手段的政策，通行的經濟關係突然被「去自然化」，注定被打入冷宮的國有化與經濟刺激方案得以重新抬頭。但這裡重要的是儘快結束這種非常時期，以免會有來自於它的顛覆性教訓。
對緊縮政策的反對者而言，應該拒絕讓這種歷史時刻的記憶被壓抑，以及堅持對經濟的政治控制不等同於今天所通行的形式。目前為止，似乎一切良好。但是，如果有人接受發達國家的政治經濟已轉變成金融化（即使當中對金融化的概念與衡量它的意義如何不同），那麼對於緊縮政策的替代方案需要考慮超越不同的政策混合。最起碼是深層次的政策變革是必要的。主流討論會聚焦在對銀行要怎做法？一種更為激進的觀點，如已故的Peter Gowan主張引入一種「公用事業模式」，將銀行與信貸公有化以及在民主監督之下運作（Gowan，2009，第22-24頁）。但這種改變若孤立地進行而沒有更廣泛的經濟定位，是不會成功的。歐元區危機鼓勵形成更廣泛的綱領，包括接納信貸違約多於是想方設法避開它，在某些情況下退出歐元區（令到較弱經濟體系可採取貨幣貶值作為選項），重新引入資本管制以及集中在戰略工業的投資（如Allen，2009；Lapavitsas及其他，2010B；更多的反思，Callinicos，2010B）。
這種模式的綱領至少面對兩大困難。首先，就是如何企圖在重塑國家政治對經濟控制的制度，與普遍認同的相對高水平的跨國經濟融合，在這兩者之間的相互作用。當然，比新自由主義模式所規定的國家指導經濟模式，有其他更多模式選擇，尤其是中國模式。但這是否構成其他地方可能或應該遵循的模式，仍是一個大問題。以上段落提到的綱領，可以視為一種過渡措施、步驟，當證明自己是合理的，有助於中斷現存的新自由主義政策制度，以及邁向一個更廣泛的跨國經濟重組。第二困難，任何打算爭取贏得對這種政策的支持都會面臨巨大的政治阻力，更不要說實行它。困難毋庸置疑。轉向緊縮政策顯示新自由主義與金融化如何深深地嵌入當代的全球政治經濟。任何試圖要戳破它們，都會過到巨大阻力。
但當我們遇上極端的情況，也能促進非常規的回應。在希臘——到目為止歐元區危機的最嚴重受害者——信貸違約與退出歐元區已提上政治日程，由過往難以想像到現在已是不可避免和一個嚴肅的選項。當然，不顧一切應付危機的措施不會構成一種清晰的替代方案，但是在大崩盤及之後，就像閃電一樣照亮真正經濟與政治力量的輪廓。千真萬確的是激進的改變會是異常艱難實現。但這並不表示減少它的需要性。這使得努力去思考它的內容與範圍變得非常重要。
參考書目
Allen, K. 2009. Ireland’s Economic Crash： A Radical Agenda for Change, Dublin
Augar, P. 2009. Chasing Alpha： How Reckless Growth and Unchecked Ambition Ruined the City’sGolden Decade, London
Bellofiore, R. 2010. Marx and the Crisis, http：//www.iippe.org/wiki/images/2/24/CONF_
FINANCE_Bellofiore.pdf [date last accessed 15 September 2011]
Best, M. H. and Connolly, W. E. 1982. The Politicized Economy, Lexington, D. C. Heath & Co
Brenner, R. 2002. The Boom and the Bubble, London
Brenner, R. 2006. The Economics of Global Turbulence, London
Callinicos, A. 2004. Making History：Agency, Structure and Change in Social Theory, Leiden
Callinicos, A. 2009. Imperialism and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 Cambridge
Callinicos, A. 2010A . Bonfire of Illusions：The Twin Crises of the Liberal World, Cambridge
Callinicos, A. 2010B. Austerity politics, International Socialism, vol. 2, no. 128, 3–14
Carchedi, G. 2001. For Another Europe：A Class Analysis of European Economic Integration,
Clarke, P. 2009. Keynes：The Twentieth Century’s Most Influential Economist, London , Bloomsbury
Cohan, W. D. 2011. Money and Power：How Goldman Sachs Came to Rule the World, London Allen Lane
Duménil, G. and Lévy, D. 2004A . Capitalism Resurgent：Roots of the Neoliberal Revolution,
Duménil, G. and Lévy, D. 2004B. Neoliberal income trends, New Left Review, vol. II, no. 30,
105–33
Duménil, G. and Lévy, D. 2011. The Crisis of Neoliberalism, Cambridge , MA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Fine, B. 2010. Locating financialization, Historical Materialism, vol. 18, no. 2, 97–116
Friedman, M. and Schwartz, A. J. 1963. A Monetary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Gowan, P. 1999. The Global Gamble, London
Gowan, P. 2009. Crisis in the heartland, New Left Review, vol. II, no. 55
Hall, P. A. and Soskice, D. 2001. Varieties of Capitalism：The Institutional Foundations of
Comparative Advantage, Oxford , Oxford University
Harman, C. 2007. Theorizing neoliberalism, International Socialism, vol. 2, no. 117
Harman, C. 2009. Zombie Capitalism：Global Crisis and the Relevance of Marx, London
Bookmarks
Harvey, D. 2005. A Short History of Neoliberalism, Oxford , Oxford University
Harvey, D. 2010. The Enigma of Capital and the Crises of Capitalism, London
Helleiner, E. 1994. States and the Reemergence of Global Finance, Ithaca , Cornell University
Hilferding, R. 1981. Finance Capital：A Study of the Latest Phase of Capitalist Development,
Independent Commission on Banking. 2011. Interim Report：Consultation on Reform Options,
http：//s3-eu-west-1.amazonaws.com/htcdn/Interim-Report-110411.pdf [date last accessed 15
September 2011]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2010. World Economic Outlook, October 2010：Recovery, Risk, and
Rebalancing, http：//www.imf.org/external/pubs/ft/weo/2010/02/pdf/text.pdf
Johnson, S. and Kwak, J. 2010. 13 Bankers：The Wall Street Takeover and the New Meltdown, New
Lapavitsas, C. 2008. Financialised Capitalism：Direct Exploitation and Periodic Bubbles,
http：//www.leftlibrary.com/lapavitsas1.pdf [date last accessed 31 May 2011]
Lapavitsas, C. 2009. Financialised capitalism：crisis and expropriation, Historical Materialism,
vol. 17, no. 2, 114–48
Lapavitsas, C., Kaltenbrunner, A., Lindo, D., Michell, J., Painceira, J. P., Pires, E., Powell, J.,
Stenfors, A. and Teles, N. 2010A . Eurozone Crisis：Beggar Thyself and Thy Neighbour,
Research on Money and Finance, http：//researchonmoneyandfinance.org/media/reports/
eurocrisis/fullreport.pdf [date last accessed 7 June 2011]
Lapavitsas, C., Kaltenbrunner, A., Lambrinidis, G., Lindo, D., Meadway, J., Michell, J.,
Painceira, J. P., Pires, E., Powell, J., Stenfors, A. and Teles, N. 2010B. The Eurozone
between Austerity and Default, Research on Money and Finance, http：//www.
researchonmoneyandfinance.org/media/reports/RMF-Eurozone-Austerity-and-Default.pdf
[date last accessed 7 June 2011]
López, I. and Rodriguez, E. 2011. The Spanish model, New Left Review, vol. II, no. 69
Luce, E. 2009. Few escape blame over subprime explosion, Financial Times, 6 May
Lukács, G. 1971. 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 London
McNally, D. 2011. Global Slump：The Economics and Politics of Crisis and Resistance, Oakland
OECD. 2010. Economic Outlook（ch.1）, May, http：//www.keepeek.com/Digital-Asset-
Management/oecd/economics/oecd-economic-outlook-volume-2010-issue-1/general-assess-
ment-of-the-macroeconomic-situation_eco_outlook-v2010-1-3 -en [date last accessed 9
November 2011]
Pettis, M. 2010. Is China
foreignpolicy.com/articles/2010/08/19 /china_s_japanese_future?page5full [date last accessed
15 September 2011]
Rattner, S. 2010. Overhaul：An Insider’s Account of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s Rescue of the Auto Industry, Boston /New York
Reinhart, C. and Rogoff, K. 2009. This Time is Different：Eight Centuries of Financial Foll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Rosen, E. A. 2005. Roosevelt, the Great Depression, and the Economics of Recovery, Charlottesville ,University of Virginia Press
Roubini, N. 2011. China’s Bad Growth Bet, http：//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
roubini37/English [date last accessed 15 September 2011]
Saad-Filho, A. and Johnston London
Sablowski, T. 2008. Towards the Americanization of European finance? The case of finance-led
accumulation in Germany 58 in Panitch, L. and Konings, M.（eds）, American Empire
and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Global Finance, Basingstoke , Palgrave Macmillan
Skidelsky, R. 1970. Politicians and the Slump, Harmondsworth, Penguin
Skidelsky, R.（ed.）, 1977. The End of the Keynesian Era：Essays on the Disintegration of
Keynesian Political Economy, London
Skidelsky, R. 2009. Keynes：The Return of the Master, London Allen Lane
Skidelsky, R. and Kennedy, M. 2010. Future generations will curse us for cutting in a slump,
Financial Times, 27 July
Tang, K. and Xiong, T. 2011. Index Investment and Financialization of Commodities, http：//
www.princeton.edu/,wxiong/papers/commodity.pdf [date last accessed 25 November 2011]
譯文完成於2013年1月1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