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治德
英國《新左評論》(New Left Review) 2008年第49期，選載了法國當代最具影響力及多產的著名左翼哲學家阿蘭‧巴迪烏(Alain Badiou)的一篇文章，題為〈共產主義的構想〉(“The Communist Hypothesis”)(下簡稱〈共〉文)。這篇文章出自Verso出版社最近出版他的英譯新著《薩爾科齊的意義》(”The Meaning of Sarkozy”)。這書主要探討薩爾科齊上台的原因，以及對法國當今的政治生態所代表的意義，這書在法國甫出版即成為暢銷書。《新左評論》選取其中的這篇文章，有關巴迪烏探討有關1968五月風暴的問題以及批判薩爾科齊的現象，還有對左翼反資本主義運動的企盼。
巴迪烏簡介
在討論巴迪烏的這篇文章之先，或者先簡單介紹巴迪烏的思想背景。正當法國當代著名的哲學大師先後一一離世，較遠的包括有福柯(Michel Foucault)、阿爾都塞(Louis Althusser)、利奧塔爾(Jean-Francois Lyotard)及德勒茲(Gilles Deleuze)，至到較近的包括布爾迪厄(Pierre Bourdieu)、德里達(Jacques Derrida)、鮑德里亞(Jean Baudillard)、利科(Paul Ricoeur)以及高茲(Andre Gorz)等。法國理論界似乎隨之花果飄零，但幸好旋即有一個巴迪烏橫空出世，近年非常多產以及同時推出相關英譯著作，所以在英語世界的影響也越來越大。如果將以上的理論大師以政治立場的光譜來定位，他應該算是屬於最左邊(即使相比阿爾都塞、布爾迪厄、高茲或晚期的德里達)，而且近年更趨激進。
巴迪烏本身亦是來自專出重磅法國哲學家的巴黎高等師範學院，他青年時代已經積極投身政治運動。50年代末參加阿爾及利亞反抗法國殖民統治的獨立運動；1968年的「五月風暴」，他當時更是毛派組織成員。
巴迪烏早年思想深受薩特(Jean-Paul Satre)的影響，其後轉向阿爾都塞及拉康(Jacques Lacan)。而他的知識層面比起上述哲學家為更廣泛及全面，他除了對歐洲近代哲學思想的闡釋嫻熟自如外，他本身是讀數學出身，還會創作劇本及小說。研究旨趣主要尋求將哲學及數學建立一種關聯，而哲學在巴迪烏的思想脈絡裡某程度的使用等同政治(下文詳述)，也可以說是尋求在以數學的集合論(Set Theory)與政治之間建立一種關聯，以解決當下政治實踐上遇到的新問題(詳見網站﹕www.16beavergroup.org在2006年11月內的一篇巴迪烏訪問)。
薩爾科齊的現象
薩爾科齊上台前後，不斷強調要終結「1968遺產」。這個在1968當年還只得13歲的小孩子，為什麼會對「1968」這樣心惡痛絕呢？在〈共〉文內，巴迪烏嘗試回答這個問題，探討1968「五月風暴」的幽靈為何仍然纏繞當今的法國政治論述，以及它所具備的歷史意義。
巴迪烏認為要瞭解仍然纏繞當今法國政治生態的1968問題(連帶說明薩爾科齊現象)，要追溯到1789年的法國大革命開始，而其後的法國歷史(至到今天)都處於革命與反動的鬥爭之中。巴迪烏舉出兩個反動的歷史轉捩時期，一個是在大革命後由1815年開始的復辟時期，另一個是在1940年代納粹德軍佔領下而成立的傀儡政權時期---維希政府(Vichy)總理貝當(Philippe Pétain)。而當今的薩爾科齊則代表一種新貝當主義(neo-Pétainism)的反動時期。
相對反動時期，代表革命的象徵時期由法國大革命到1871年的巴黎公社，以及1968年。薩爾科齊口裡不斷提出所謂終結「1968遺產」，其實是懼怕在這背後一直纏繞統治階級(包括現今)的「共產主義的幽靈」(spectre of communism)，而1968則是它最後具體的歷史展現形式。統治階級宣示拒絕再受這股「共產主義幽靈」的纏繞，即使她在可見的一段時期內它已不具備現實的威脅，但這還不夠，甚至連提也不能提，這就是薩爾科齊的潛台詞。
巴迪烏以薩爾科齊比喻在二戰時期由納粹德國扶植的貝當傀儡政權，當時貝當以蘇聯及英國被戰火嚴重破壞為例，恐嚇國民寧願不戰而敗好過被戰爭嚴重摧毀的歪論。同時，之前由社會黨布魯姆(Léon Blum)領導的執政聯盟「人民陣線」時期，國內出現罷工及佔領工廠浪潮，威脅到資產階級的利益，所以不少資產階級害怕發生工人階級的革命更甚於納粹德國的統治。這種種因素令到貝當得以受到一些逃圖安逸以及既得利益階級支持的原因。
至於薩爾科齊上台前，法國經歷不少的群眾反新自由主義的運動，2003年反對政府改革退休金制度，2005年公投否決加速資本一體化的歐盟憲法，甚至2005年底巴黎近郊的少數族裔青年的暴動浪潮，直至2006年學生及工人反對首份僱傭合約(CPE)勞動惡法的運動等等，令到不少保守民眾恐懼社會進一步動蕩，開始渴望一位強勢總統帶領回到一個有序及傳統價值的社會。
另外，薩爾科齊還用上反移民排外辭藻，不單與著名的極右排外「民族陣線」頭子勒龐(Le Pen)分別不大外，甚至可以聯想到當年與納粹德國與虎謀皮屠殺猶太人的貝當。
「共產主義的構想」
那麼，巴迪烏所說的「共產主義的幽靈」是指什麼？他認為其一般意義就是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裡所闡述的一套「共產主義的構想」。簡單而言，這是一個階級的邏輯，認為由古代開始迄今，被統治階級受統治階級的勞動剝削或其他形式的剝削，不是命定的而是可以被推翻的。而且，被統治階級只有透過集體力量是可以消除財富不均及勞動的分工，對財富的私人及世襲的佔有亦會消失，國家最終會被認為是多餘而走向消亡。
巴迪烏認為這個「共產主義的構想」不是烏托邦的構想。他認為「共產主義」是一套的知識模式，在古代時期已有人們追求平等公義來反抗國家的壓迫，這些可以算作「共產主義構想」誕生的元素，例如古代的斯巴達克奴隸起義以及德國在宗教改革運動時期的閔采爾農民起義。但直至法國大革命才開啟將「共產主義的構想」帶進現代性的政治年代。
所謂「共產主義的構想」的現代性時期，可以分為二段時期。首階段由法國大革命1792年雅各賓專政至到1871年的巴黎公社時期，就是群眾(由工人階級領導下)運動透過大大小小的起義而嘗試實現這個「共產主義的構想」，但因受到統治階級的鎮壓而以失敗告終。而第二階段時期，由1917年俄國革命至到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包括1968)為止，就是群眾經過上階段的失敗教訓後，開始探討如何去獲取權力以及保衛新生政權防止統治階級的進攻，因此發展出無產階級的先鋒黨，以及無產階級的專政。
巴迪烏認為在20世紀這段時期，各國共產黨奪取權力及維持權力儼然成為「共產主義的構想」的核心原則。雖然這階段可以避免19世紀階段失敗的命運，但是各國共產黨所實行的「無產階級專政」，或者社會民主黨的議會政治似乎帶來更大的問題。而文化大革命及1968年五月風暴就是嘗試解決共產黨或政黨政治本身不足的問題。巴迪烏對中國文革的想像或迷戀，仍不脫其毛派的思想痕跡。
巴迪烏認為兩個階段已是過去式，柏林圍牆的倒下，似乎宣告只有一個自由及民主的世界，過去被冷戰分成的東、西方，轉換成為發達的資本主義北方與貧困的南方。我們處於21世紀已經不同20世紀階段，現時反而較為接近19世紀階段，就是巴迪烏認為我們要探索將「共產主義的構想」(或這個幽靈)以不同於20世紀階段的另一種模式帶到現實世界，賦予它一種新型的政治經驗。
說到此，巴迪烏認為1968是20世紀「共產主義構想」的幽靈最後的群眾運動顯現形式。令我想起另一位著名當代法國哲學家德里達，他在晚年回歸馬克思主義，在1993年出版的《馬克思主義的幽靈》(‘Spectres de Marx”)一書裡，已用「幽靈」(複數形式)一詞譬喻馬克思主義。德里達主要是反擊極右派福山(Francis Fukuyama)之流在柏林圍牆倒下後，急不及待露骨地宣稱馬克思主義的「死亡」而自由民主的資本主義世界已成為人類「歷史終結」的謬論。德里達認為馬克思主義在福山之前已不斷被人們宣稱了多次「死亡」，荒謬的是為何還可以被宣稱「死亡」。但她確實仍然在纏繞著我們，並沒有被逐出意識型態的場所，而且仍然引向我們到未來的討論。德里達認為自己是研究一門「鬧鬼學」(Hauntology)。
哲學與政治的問題
巴迪烏提出的「共產主義的構想」論述，反映他繼續思考著哲學與激進政治的關係，當然這亦是當今歐洲左翼哲學家也不斷思考的問題。這個問題框架就是哲學如何可能介入及改變現存社會、政治及思想層面所設定的範疇或限制，甚至可以產生新的介入範疇及知識。
究竟我們左翼應如何看待巴迪烏的這個「共產主義的構想」的論述？這需要了解巴迪烏其背後深層的哲學理路。
巴迪烏在其著名的《存在與事件》(“Being and Event”)一書裡(這本在1988年出版的著作，18年後的2005年才有英譯本，可見英語哲學世界對他哲學的滯後反應)，是從哲學本體論立場出發，重新建構及協調本體論與主體(存在)的關係。巴迪烏認為如果某些事物從舊的對照當中解釋或「命名」為新的，其實以激進的意義而言它並不算是新的，它「已經是那裡」，這樣會犧牲本體性(Subjectivity)，將主體從「存在」的本體論去掉。所以巴迪烏認為這種主體的認知世界的方式是靜態及保守的，不可避免對於現實政治產生靜態及保守的理解，簡單而言「存在便是合理」。
巴迪烏認為既然新事物不能從舊的存在當中尋求解釋的原因，是因為它是來自「烏有之地」(Out of Space)，仍處於未能分辨及命名的狀況。要對「事件」(Event)帶來的激進革新，要靠「虛空的邊陲」(From the Edge of Void)，巴迪烏用「虛空」(Void)意指存在或主體對事件的「介入解釋」的關係，才能與現存的存在秩序作決裂，才能創造真正的變革。
英國著名馬克思主義學者柯林尼克斯(Alex Callinicos)在2006年出版的《批判的資源》(“The Resources of Critiqe”)一書，批評巴迪烏這種對世界的解釋方式，簡單而言純粹追求「偶發」(Exception)事件而脫離歷史脈絡，等待「奇蹟」(Miracles)的發生，近乎宗教學的概念。
徘徊於過去與未來
無可否認，巴迪烏此文章對於薩爾科齊現象的分析，從整個法國大革命後的歷史脈絡來看待此一右翼復辟的現象，以及批評現存左翼政黨(包括社會黨及共產黨)的馴服及迷失在資本主義的議會政治，令人信服。而且，巴迪烏認為新自由主義在全球肆虐下，資本主義的發展越來越像19世紀時期的殘暴的原始積累形式，從而要求當今的左翼需要重新尋求將「共產主義的構想」實現的全新的政治形式。這種關懷值得左翼認真的思考。
另一方面，巴迪烏認為1968五月風暴是20世紀群眾運動實現「共產主義的構想」最後的表現形式，以及對傳統左翼政黨政治形式不足的補充。換句話說，所以我們要摒棄以往20世紀舊的反資本主義的形式(他表示包括毛派及托派的鬥爭形式)，這點根植於他的哲學理論，尋求在新的資本主義形勢下一種不同以往的激進革新的政治介入。
如果這同樣適用於巴迪烏本人的話(作為曾經是死忠的毛派份子)，當然同樣值得我們思考，因為畢竟現時左翼面臨資本主義全球化下，過去在左翼內部的一些意識型態爭論的歷史語境已有所轉換。關於這點，法國著名的托派組織「革命共產主義聯盟」(Ligue Communiste Révolutionnaire，以下簡稱LCR)已具備這個視野，所以在2007年總統選舉過後決定自我解散，籌組一個包括各激進左翼(Radical Left)力量在內的「新反資本主義黨」(Nouveau Parti Anticapiatliste)，能夠進一步連結各激進左翼力量，共同反抗薩爾科齊右翼的復辟勢力，而其在群眾影響力正與日俱增。所以，如果20世紀的「共產主義構想」是一個過去式幽靈的話，我們仍不能逃避它的纏繞(也包括統治階級)。這裡，反而德里達的「馬克思主義幽靈」更為直率承認這點，而且它是引向我們往未來的討論。
回到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學批判
新自由主義自80年代的興起，對於傳統工人運動團結的抗爭形式作出無情的鎮壓及摧殘，工人階級內部分工而出現重大變化。同時，新自由主義亦催生了不同於以80年代以前的工人運動形式(或傳統的工會運動及社會民主主義政治形式運動)的各種不同形式的反抗力量。面對這種處境，巴迪烏過去所發表的政治文章內，除了反對資本主義的議會民主及政黨政治外，還有不再相信工人階級可以作為一個被指稱為受壓迫的普遍群體，流露「後馬克思主義」的身份政治傾向。而在〈共〉文內只是繼續重申有關觀點。
這點正如柯林尼克斯批評巴迪烏的批判理論薄弱的環節(即使在他毛派年代)，就是他並沒有重視或評論馬克思在《資本論》裡對於資本主義的經濟形式所作出的有關政治經濟學批判的研究，這亦是馬克思畢生研究事業的主軸。正如上文提及，哲學與政治介入的關係，如果欲以哲學理論來介入現實政治卻又不研究資本主義的運作方式(包括新自由主義)，面對WTO、IMF及美國新帝國主義問題等等，不要說到要介入，連理解這些資本主義全球化底下產生的問題都成疑問。
至於工人階級是否可以被稱為「普遍群體」的問題，柯林尼克斯認為，無可否認現時資本主義的發展不同於工業革命後至20世紀80年代前時期的工人階級在勞動密集及大規模生產方式的工作形式，而在新自由主義及資本重組的年代，大大改變過去工人階級作為集體性的生產方式。不過，柯氏認為這並沒有改變工人階級作為社會存在的普遍階級，因為當代資本主義將社會─經濟範疇下的薪酬勞動(Wage-Labour)更推向普遍化，而不是將它消滅。
其次，柯氏認為工人階級集中在另一個場域，他舉例在中國沿海的珠三角地帶，大型超市以及電話服務中心等等，甚至工人階級部份已經不再生產實物的情況。但這只表示過去傳統的北方的工會運動或社會民主主義形式的運動已不再能適應資本主義全球化的新形勢。柯氏亦承認目前似乎還未有一種工人階級新的團結形式出現，不過在跨國資本無處不在的情況下，亦提供世界各地的工人階級尋求另一種跨地域的團結形式。
在美國的9.11事件及入侵伊拉克後，美國帝國主義進入另一新的階段。柯林尼克斯在《批判的資源》裡，提出馬克思在《資本論》裡對資本主義的政治經濟學批判，仍然可以為我們提供對資本發展邏輯的分析及啟示，不過這種研讀的方法是不斷需要以批判式的詰問(Critical Interrogation) 進行。柯氏舉出這方面的優秀例子便是馬克思主義地理學家大衛‧哈維(David Harvey)的《資本的限制》(“The Limit to Capital”) 一書，裡面從對《資本論》的研究裡發展出資本如何可以進行自我修復的一套理論，所謂「時空修補」(“Spatial Fix”)理論；以及「資本的邏輯」及「領土權力的邏輯」這對矛盾的關係，幫我們了解美國新帝國主義的發展趨向。順帶補充，哈維在2003年出版的《新帝國主義》(“The New Imperialism”)一書，對以上的概念有更為淋漓盡致的發揮。
結語
這篇文章，基本上已超出純粹評論巴迪烏有關對薩爾科齊及1968的問題。但本文仍是探討左翼理論(哲學)與反資本主義政治的關係。巴迪烏的「共產主義構想」，無疑正確指出我們這世紀更為接近馬克思所處的19世紀年代。不過，他的理論弱點(當然他本人不會承認)，就是缺乏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分析，對於我們左翼了解當前資本主義全球化的發展似乎沒有幫助。而且，巴迪烏在〈共〉文裡對於現時在法國蓬勃發展反新自由主義的「追求另一個世界」(Altermondialisme)運動似乎視若無睹，這個運動便是重回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的批判，抵抗全球資本主義及帝國主義的戰爭，這才是薩爾科齊的心腹大患。
馬克思在1845年的哲學手稿《有關費爾巴哈的提綱》第11條﹕「哲學家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而問題在於改變世界。」這句著名的論斷，除了說明實踐的重要性外，我們亦不能忽略理解這個世界。但要強調的是，馬克思主義的這種理解只能在當下的社會、經濟及歷史條件的脈絡下來尋求出路。
完稿於2009年2月
參考書本及文章﹕
Alain Badiou 巴迪歐 “Being and Event” , Continuum Press , 2005.
“The Communist Hypothesis” , New Left Review, 2008 issue 49.
Jacques Derrida德里達《馬克思主義的幽靈》(‘Spectres de Marx”) 譯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6。
Alex Callinicos, The Resources of Critique, Polity Press, 2006.
David Harvey, The New Imperialism, 譯本, 台北群學出版社, 20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