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anck FISCHBACH 宋治德 譯
譯按：作者菲施巴赫（Franck FISCHBACH），法國史特拉斯堡大學 （Université
de Strasbourg）哲學系教授，本文原載於法國哲學期刊《今日的馬克思》（Actuel
Marx），2010年第48期。
「是的，先生們，公社是想要消滅那種將多數人的勞動變爲少數人的財富的階級所有制。它是想要剝奪剝奪者。它是想要把現在主要用作奴役和剝削勞動的手段的生産資料、土地和資本完全變成自由的和聯合的勞動的工具，從而使個人所有制成爲現實。但這是共産主義、『不可能的』共産主義啊！」
馬克思 《法蘭西內戰》
馬克思是否一個共產主義者？這個問題乍看起來：要麼是徒勞無益的，要麼純粹是一種挑釁。然而，若從有關馬克思與共產主義的關係而言，這又是不得不提出的問題。事實上，說它是徒勞無益的理由很簡單，因為根據馬克思對共產主義的看法，他從來沒有真正回答過這個問題。他沒有明確說過共產主義是什麼，也沒有對一個會是或將會是共產主義社會有所形容，至少沒有超出籠統稱謂的「自由王國」，即：這個共產主義社會將是一個「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1]，再者「設想有一個自由人聯合體，他們用公共的生産資料進行勞動，並且自覺地把他們許多個人勞動力當作一個社會勞動力來使用。」[2]因此，我們一開始必須容忍一下問題的這樣提法︰不是根據馬克思的看法共產主義是什麼，而是根據馬克思的看法怎樣才是共產主義者。馬克思自己參照像共產主義這樣東西而所想、所行和所活意味著什麼？問題不是關於共產主義的本質，而是關於某人與共產主義關係的意義，而這人便是馬克思自己。
不過，我們不能脫離脈絡來提出這個問題。事實上，「共產主義」一詞及其概念最近又被重新使用並被拿來討論，[3]尤其是巴迪烏（Alain Badiou），為了在聲稱奉行共產主義的政權崩潰後仍然可能提出共產主義的想法，他認為它們的崩潰並不意味著馬克思這位哲學家所稱的開啟了人類解放前景的「共產主義的假設」也一併終結，所以巴迪烏企圖賦予共產主義一詞一個新的正當性用法及其所指涉的概念。正是在這個脈絡之中，問題的設定是對於馬克思來說什麼才是共產主義。我注意到這個理論的特點之一，使到共產主義的概念很快的重新被提出討論，但同時亦令社會主義的概念失去聲譽。這種傾向在內格里（Toni Negri）的書中，尤其意味深長的《再見社會主義先生》（Goodbye Mister Socialism）[4]一書中已清楚看到，以及它在齊澤克近期的一些作品中再次得到強調。例如，齊澤克指出「社會主義不能再被構想為惡名昭著的共產主義的『第一階段』，它成為共產主義真正的對手和最大的威脅」[5]，或者「共產主義必須反對社會主義，以有組織的社群取代平等主義的集體」，齊澤克給予後一個論點的「論據」就是「納粹主義就是國家社會主義而不是國家共產主義」。[6]反對齊澤克這個觀點的人，會嘗試舉出國家共產主義是確實存在的例子，就是所謂的斯大林主義；或者是當代中國提供了國家共產主義的極佳例子，當然它還伴隨著明顯的資本主義發展。然而，恰恰是齊澤克或其他人將共產主義與社會主義兩者對立的解釋，完全不會恢復共產主義的聲譽。他認為蘇聯和逝去的「人民民主」的東歐集團，都是屬於傷感的和悲劇的社會主義歷史，當代中國也是如此，而不是共產主義。他進而認為這不止證明「現實存在的社會主義」完美地相容於資本主義，甚至指出資本主義本身為了自救而未來發展的道路：「資本主義必須重新創造社會主義」。對我而言，我想這種至少可以說是矯揉造作地將「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兩者嚴格對立起來的方式，其目的是為了幫後者洗刷污名，但避開了嚴肅地反思共產主義的概念或觀念與以它之名在長達整個二十世紀裡所做的事（包括最惡劣的情況）兩者之間的關係。無論如何，我們要注意是馬克思自己從來沒有將這兩者對立起來，就像他的許多同代人一樣，馬克思是交替地使用它們和視它們為同義詞。再者，馬克思也從來沒有如一些當代人那樣表示喜好「公有」（commun）而不信任「社會的」（social）。顯然奇怪的是，對於齊澤克他們一些人來說，「公有」而因此「共產主義」是具有高度正當性的哲學概念。相反，所有屬於「社會」（société）、「社會的」和「社會主義」，似乎都是與可鄙的現實妥協有關。哲學愜意地躲在它的家園裡與「公有」和「共產主義」在一起，但它顯然容易視「社會的」和「社會」是一種「功能」，在這名目之下，相同名稱的科學，就是社會科學。我傾向認為目前有關「公有」和「共產主義」的時髦論述，可視為哲學的一個倒退標誌，其投入更多精力以尋找一個避難所，並在那個領域試圖重新聯繫一種已過時的純粹形式。
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
我們回到馬克思與共產主義關係的問題。有兩件事隨即受到注目。首先，事實是除了在為人熟悉又相對簡短的文本的摘錄（其受到極多的閱讀和評論）之外，馬克思實際上闡述共產主義的文本很少，而從馬克思作品的龐大文集來看，「共產主義」一詞的出現數量也是很少。換句話說，被無數的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的活躍分子所聲稱追隨的、也被黨國一體的國家所聲稱奉行的「共產主義」（在二十世紀的進程之中世界有一半人口生活在這個體系之中），馬克思（被視為卓越的共產主義理論家和近代共產主義的奠基者）最終對共產主義寫得很少，而且從數量上而言，他亦沒有太多說法。其次，非常普遍的是，人們認為馬克思對共產主義的描述，就是：在革命之後，「社會主義」成為預備建立「共產主義」社會之前的一個過渡階段，但實際上這不是馬克思本身的想法。[7]這個論點確實會被所謂的「社會主義的」或「共產主義的」國家合理化他們自身，尤其是要合理化的，不止是保持他們國家的形式，甚至加強占據在社會之上很大部分的官僚和警察的作用。
但明顯的是，這個由國家社會主義的中間階段過渡到共產主義的論點，我們在馬克思那裡找不到這種說法。這種以「過渡」和「階段」為名的「理由」，是與馬克思無關的。至於這種階段和過渡的說法又被拿來重新討論——如齊澤克想像一種中國式的國家和威權的社會主義模式，它能夠構成資本主義的下一個階段[8]——的目的，事實上它不是針對馬克思，而是一種在馬克思主義中扮演重要角色的觀念。那我們在馬克思筆下的《哥達綱領批判》中，讀到了什麼？就是「在資本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之間，有一個從前者變為後者的革命轉變時期。同這個時期相適應的也有一個政治上的過渡時期，這個時期的國家只能是無產階級的革命專政。」[9]我們馬上注意到，馬克思在這裡沒有提到任何被認為是在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之間過渡階段的「社會主義」。而馬克思亦沒有將革命轉變時期確定為無產階級奪取現存國家機器，並開始轉變為社會主義的國家。這個當然是在馬克思的文本中關於「過渡」的問題，但是我們需要注意的事實是這個「過渡」是政治性的，它會被同化在從一個社會到另一個社會的「革命轉變」之中。馬克思在這個文本實際所說的與它後來被解釋的方式之間存在著巨大的差異。一方面，馬克思所說的是一個時刻（moment）而不是一個過程（processus）（理解為過渡及其不同的階段）；另一方面，他說的是一個基本上消極和甚至是打碎的時刻，遠不是一個創制的和建立的積極過程。
這個脈絡（其中著名的但又經常被抽離出來的）闡明了馬克思對此的看法：德國社會民主黨受到拉薩爾派對國家看法的影響而滋長的一些幻想，其主要是包括「靠國家便能建立一個新社會」，[10]我們注意的是，他一早批評了所有提出靠國家建立社會主義或國家社會主義的說法。馬克思這裡要求徹底改變這個觀點，並呼籲工人放棄認為國家外在於社會的現實的想法：「自由就在於把國家由一個站在社會之上的機關變成完全服從這個社會的機關」。[11]然而，正是將國家轉變為服從於社會的一個機關或工具，「政治時刻」才是構成著名的「無產階級的革命專政」。這種專政——馬克思清楚表明它是革命的，因此它本身是社會的革命轉變的一部分——並不意味著工人或無產階級占據國家及其機器並將國家機器維持在外在於社會，以及認為不同的是他們現在可以運用它們來達到自己的目的。[12]有關專政是內在於社會的革命轉變的時刻，更確切地說，這是社會的革命轉變的政治時刻，這個政治時刻將打碎作為外在於社會的國家機器，同時將它限縮為內在於社會的機關功能，完全為社會生產的集體組織服務，也就是「變革現在的生產條件」（譯註：《哥達綱領批判》，《馬恩全集》中文版，19卷，29頁）。
這裡不是指由國家建立社會主義國家或社會主義的階段，相反，而是顛倒過來，在令國家從屬於社會之中打碎並揚棄這個作為外在於社會的國家機器。這一行為[13]本身正是在社會的革命轉變中不折不扣的政治時刻，從代表現有產權的條件開始，對現有生產條件的清算。馬克思保留了在《哥達綱領批判》之前超過三十年的一個分析，就是他在1844年的《評「普魯士人」的〈普魯士國王和社會改革〉一文》的文章中，已提到社會革命有一個政治時刻，[14]它遠不是確定的、創制的和建設性的，而是相反，在當前的社會生產的條件下基本上是消極的和破壞性的。這就是為什麼根據馬克思的文本，對「建立社會主義」和「建立共產主義」的公式沒有任何說法。
巴黎公社
此外，將共產主義理解為社會的革命轉變的政治時刻，巴黎公社的進程已經為馬克思提供了歷史例證。這意味著，當馬克思在1875年撰寫《哥達綱領批判》時，他首先考慮了可以從公社的經驗中汲取的教訓。根據馬克思的說法，公社作為一個「全新的歷史形態」，它基本上是「摧毀現代國家政權」，「將把靠社會供養而又阻礙社會自由發展的寄生贅瘤——『國家』，迄今所吞食的一切力量歸還給社會機體」，這首先廢除了「常備軍和官吏」的「兩項最大的開支」，以及社會的壓迫。這就是國家機關——其阻礙、羈絆、壓制自身活動的贅瘤——被摧毀的基本的政治時刻，馬克思向公社致敬是因為「終於發現的、可以使勞動在經濟上獲得解放的政治形式」。[15]那裡，否定性的和摧毀性的政治時刻同時不能分開地成為一個創造的和解放的社會時刻。其實公社的組成，是在摧毀現代國家的行為的意義上而被視為社會的革命轉變的工具，當然這不是一個全新的政治現實（無論是社會主義還是共產主義）的積極創立。這是一個對阻礙社會自由發展的國家而摧毀它的政治時刻：是對一個障礙的摧毀，而不是一個新秩序的建立。
公社是作為工人階級否定和摧毀舊國家政權所採取的政治形式，他對新的政治權力的組成不具任何的意義。正如馬克思所說的那樣，它只是一種工具，「公社應當應為根除階級的存在所賴以維持、從而階級統治的存在所賴以維持的那些經濟基礎的工具」。[16]因此，根據馬克思，工人階級所做的工作並非首要是政治工作，而是一種社會工作，當然，這是經過某個時刻的政治手段，但其目的始終是社會的。這種社會目的莫過於「剝奪剝奪者」，[17]也就是說，廢除私有財產，順便說一下，這不是意味著廢除任何財產，亦不是建立集體財產，而是透過將生產條件（特別是生產資料）置於社會控制之下「實現個人所有權」，因為這些生產條件實際以占有大量勞動和剝削而損害個人所有權。然而，這項社會性的工作恰恰是公社的工作，正是這項工作馬克思稱它的名字：「這個共產主義，是『不可能』的共產主義」，卻出現相反的「是非常『可能』的共產主義」。
因此，馬克思重複他早在《德意志意識型態》時所說的話不足為奇，即共產主義既不是烏托邦，也不是理想。「（工人階級）他們並沒有想靠人民的法令來實現現成的烏托邦」，「工人階級不是要實現什麽理想，而只是要解放那些在舊的正在崩潰的資産階級社會裡孕育著的新社會因素」。[18]對於共產主義不是一個社會的和政治的國家，馬克思對此不可能再多說什麼，因為這樣便以預想的烏托邦或理想的形式及其政治行動，將它們理解為創制或建立符合這一理想的秩序；而這毋寧是一種對當前社會誕生的「更高形式」所受到的阻礙而將其根除的社會過程，[19]這是一個不經過根除這些阻礙的政治時刻（即國家作為一個獨立於社會的實體）便無法實現的過程，以及創造一種不分離於社會和政治的新的組織形式。
消滅現存狀況的現實的運動
我們回到《德意志意識型態》，它將共產主義的觀念視為「消滅現存狀況的現實的運動」。[20]這裡，我們有一個反烏托邦的模式，這顯然是在歷史形勢和現存的社會下共產主義具有的內在性。然而，如果馬克思思想的某些傾向朝著這個方向發展，[21]那麼它並不一定意味著近代資本主義社會已經存在共產主義的客觀要素，而其內在發展可以使這個社會超越資本主義。毫無疑問，這一概念可以建立在馬克思思想的元素之上，並且至今仍在馬克思主義中發揮了重要作用，正如哈德（Michael Hardt）和奈格利（Antonio Negri）所採取的立場證明那樣。[22]我們知道，洪席耶（Jacques Rancière）拒絕這種「使共產主義內在於資本主義的過程而產生的後果——暫時的前景」，[23]但他認為這同樣是要反對馬克思所想的。然而，我們可以看到在馬克思那裡，作為「現實的運動」的共產主義模式，只有在與革命實踐的主旨產生關聯時才具有實際涵義，事實上，沒有這些，共產主義將變成等同為由內部發展而破壞和開始廢止當前狀態的一系列矛盾。在這種情況下，馬克思為什麼會談到「現實的運動」（wirklich）？事實上，事物現狀內部的所有矛盾不止是一種「運動」，而是一種現實的運動，或者更確切地說是一種實際的（effectif）運動。即是如果我們認為馬克思這裡用了wirklich（其在某種程度上歸功於黑格爾），這種運動不僅目前正起作用並產生當前效應，而且最重要的是，它甚至必須被認為是承載理性及對其實現的。[24]在我看來，對於現存事物狀態的內在矛盾的自動展開，並不是馬克思所認為的且在其術語意義上的（一種我們可以認為強有力的意義）「實際的運動」。我認為「實際的運動」一詞這裡只有在有意識的、自願的實踐中才具有意義，這使得「實際的」是在「理性的」意義上而言。馬克思確實在《資本論》裡寫道：「生產資料集中和勞動的社會化，達到了同它們的資本主義外殼不能相容的地步」，[25]並立即補充說「這個外殼就要炸毀了」。但是，確切地說，如果它被炸毀，這個外殼不會單獨的被炸毀。
按照這個模式，我們認為共產主義已經存在，由那些正在努力破除現存狀況和在其他基礎上徹底重組它的人所承擔的政治實踐中而體現了出來。在集體、有意識和自願的組織實踐中，共產主義將會存在於其中。在《哥達綱領批判》文件中，它告訴工人們「變革現在的生產條件」：共產主義現時在這個和其他地方的工作完全是（消極地）顛覆現有秩序的政治工作，同時（積極地）在理論上作出揭示和盡可能的實現（實踐）當今社會正在萌芽的生活形式（但它不斷受到阻撓、分化和壓迫）。這樣，所有這些共產主義或社會主義的生活的實現，只能靠自覺地、有意識地反抗目前的社會。
從這個意義上說，我認為，依據的馬克思想法，共產主義當然是現今的一股力量（從潛藏的意義上而言），如果沒有自覺的努力和有意識地反抗當前的狀況，共產主義是無法單獨成為真正的和活躍的趨勢，也就是說，不能真正反抗阻礙自身實現的現存狀況。這就是為何沒有什麼通道的或過渡的說法，更不用說從資本主義到共產主義的自動過渡了。共產主義首先是反對資本主義條件的建立和累積，如果沒有共產主義者（男和女）的思考和行動，這是不會發生的。人們確實可以是「沒有共產主義的共產主義者」（不指涉在資本主義中已經存在的客觀的和內在的共產主義這個意義而言），正如洪席耶所謂的沒有共產主義者便沒有共產主義。[26]從這個意義上說，在我看來，馬克思並不認為共產主義的實現能從資本主義（或其法則）中達成，這即意味著它是已經存在的力量，消極地消除或減弱資本主義而得到實現（在馬克思身後），同時是終點、結束和完成，而是相反：共產主義的實現或完成不是來自資本主義自身，而是它的另一面，對它的否定。這種否定實際上是共產主義者（男和女）在資本主義中有意識地和自願地作出的。共產主義生活方式的特點是聯合、生產資料公有和絕對的平等，不認同真實的或象徵的國界，抵抗生產資料私有化和生活私人化的過程。今天對我們來說，一個重大的問題是，這種對資本主義否定的承擔者和主角，似乎不再能夠獲得一種明顯與馬克思想法一致的保證。我不想說今日沒有更多的無產者或可識別為工人的群體，相反，大約從十五年前開始，整個人口層份便無產階級化，這是因為當前資本主義的階級加速分化過程的結果。一個唯一客觀的無產階級化是不足以形成「共產主義者」的，但問題不在這裡。要問的問題是在今天的無產階級和工人（實在的和非實在的）群體之中，誰和在哪裡會以行動、思考和生活實踐而符合我們試圖所提出的共產主義者的涵義。這裡，在問題未顯露出來之前，我們無法回答這個問題。
[1]↩K. Marx, Manifeste du parti communiste, Paris, Éditions Sociales, 1954, p.49.（譯註：《共產黨宣言》，《馬恩全集》中文版，第4卷，491頁。）
[2]↩K. Marx, Le Capital, livre I, trad. et dir. par J.-P. Lefebvre, Paris, PuF, « quadrige », 1993, p.90.（譯註：《資本論》卷一，《馬恩全集》中文版，第23卷，95頁。）
[4].↩T. Negri, Goodbye Mister Socialism, Paris, Le Seuil, 2007.
[5]↩S. Žižek, Après la tragédie, la farce ! Ou comment l’histoire se répète, trad. D. Bismuth, Paris, Flammarion, 2010, notamment p.151.
[6]↩Ibid.,p.149.
[7]↩列寧在《國家與革命》（L’État et la révolution）（1917）一書中，將馬克思的優點歸功為樹立了「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在科學上明顯的差別」（譯註：《國家與革命》，《列寧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1卷，94頁。作者引文與列寧譯文有所出入），在兩個連續的階段（「第一」階段之後到「高級」階段）之間通往「完全共產主義」。通過這種方式，列寧將打碎舊有國家機器和令它屈服於社會的消極時刻，轉變為一個「工農兵代表蘇維埃國家」實行掌控社會的一個積極進程。
[8]↩A. Badiou, S. Žižek, L’idée du communisme, op.cit., pp.148-149.
[9]↩K. Marx, Critique du programme de Gotha, trad. Sonia Dayan-Herzbrun, Paris, Éditions Sociales, « La GEME », 2008, p.73.（譯註：《哥達綱領批判》，《馬恩全集》中文第一版，第19卷，31頁。）
[10]↩Ibid.,p.70. （譯註：同上，29頁。）
[11]↩Ibid.,p.72. （譯註：同上，30頁。）
[12]↩馬克思明確地排除了這個假設，就是：「『公社已經證明』：工人階級不能簡單地掌握現成的國家機器，並運用它來達到自己的目的」。這個《法蘭西內戰》的引文（譯註：《馬恩全集》中文版，17卷，355頁），馬克思和恩格斯在1972年重新發行的《共產黨宣言》中又引用了（op.cit.,p.18）（譯註：《共產黨宣言》1872年德文版序言，《馬恩全集》，18卷，105頁）。
[13]↩無可否認，這是一種暴力行為，所以暴力與政治在馬克思本身（在列寧之前）有一種連繫，巴里巴（Étienne Balibar）看到這個重大問題是正確的（見Étienne Balibar, « Violence et politique. Quelques questions », Violence et civilité, Paris, Galilée, 2010.）。
[14]↩K. Marx, « Gloses critiques en marge de l’article ‘Le roi de Prusse et la réforme sociale. Par un Prussien’», Œuvres iii, Paris, Gallimard, « La Pléiade », 1982, p.417 :「每一次革命都是破壞舊社會，所以它是社會的。每一次革命都推翻舊政權，所以它具有政治性。」（譯註：《評「普魯士人」的〈普魯士國王和社會改革〉一文》，《馬恩全集》中文版，第1卷，488頁。）
[15]↩K. Marx, La Guerre civile en France, Paris, Éditions Sociales, 1952, pp.50-51.（譯註：《法蘭西內戰》，《馬恩全集》中文版，17卷，361頁。）
[16]↩ibid., p.52.（譯註：同上，362頁。）
[17]↩Id. 在《資本論》卷一最後倒數第二章，亦可以找到相同的方式 (op.cit., p.876). （譯註：《資本論》卷一，《馬恩全集》中文版，23卷，831頁。）
[18]↩ibid., p.53. （譯註：《法蘭西內戰》，《馬恩全集》中文版，17卷，362—363頁。）
[19]↩Id.（譯註：同上，363頁。）
[20]↩K. Marx, F. Engels, L’idéologie allemande, trad. et dir. par G. Badia, Paris, Éditions Sociales, 1968, p.64：「共産主義對我們說來不是應當確立的狀况，不是現實應當與之相適應的理想。我們所稱為共産主義的是那種消滅現存狀况的現實的運動。」（譯註：《德意志意識型態》，《馬恩全集》中文版，3卷，40頁。）
[21]↩尤其是《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Grundrisse）（我們知道它在奈格利（Antonio Negri）的思想中扮演決定性的角色，見下文），馬克思以這種方式解釋說，大工業資本主義允許發展「生產力和社會關係——這二者是社會的個人發展的不同方面——對於資本來說僅僅表現為手段，僅僅是資本從它有限的基礎上出發進行生產的手段，但是，實際上它們是炸毀這個基礎的物質條件」。(K. Marx, Manuscrits de 1857-1858, « Grundrisse », trad. et dir. par J.-P. Lefebvre, Paris, Éditions Sociales, 1980, tome II, p.194).（譯註：《馬恩全集》中文版，第46卷下（補卷馬克思經濟手稿），219頁。）
[22]↩這裡同樣是奈格利的文章，另見Michael Hardt, Antonio Negri, Empire, trad. D.-A. Canal, Paris, Exils, 2000, notamment p. 73：「我們繼續申明，帝國的建設是向前邁進了一步，以擺脫任何對舊的權力結構的依戀……；新形勢增加了解放的潛力……：帝國增加了解放的可能性」。哈德和奈格利這裡寫的，基本上是他們對於生產轉型的理解，由於非物質工作的霸權越來越大，因為它允許不斷增長的公有生產：「經濟產品的生產往往與社會關係的生產和最終是社會本身相混淆」（Michael Hardt, Antonio Negri, Multitude, trad. n. Guilhot, Paris, La Découverte, 2004, p.396）。因此，非物質的工作過渡到生產的表象為「生產的諸眾螺旋式的展開，啟動公有的美德的循環」（同上），其內在於一個螺旋資本主義的當前階段，必須結合這個運動和擴大它。
[23]↩Jacques Rancière « Communistes sans communisme », in A. Badiou/S. Žižek, L’idée du communisme, op.cit., p.231 et suiv.
[24]↩我們知道，根據黑格爾的說法，現實的（die Wirklichkeit，本質邏輯的範疇）不同於簡單的「現實」（die Realität，存在邏輯的範疇），後者被認為是在思想和理性之外的事物。相反，前者只能被認為是現實的，因為它從外部表現出來的理性，實為棲息在內部的。這就是為何黑格爾寫道：「與單純的外表形成對比的現實性，首先是內在和外在的統一，它遠不是理性的對立面，而是更加理性，因此，不是理性的東西不應該被認爲是現實的。」(G. W. F. Hegel, Encyclopédie i : La Science de la logique, Additif au § 142, trad. B. Bourgeois, Paris, Vrin, 1986, p.575).
[25]↩K. Marx, Le Capital, op. cit., p.856.（譯註：《資本論》卷一，《馬恩全集》中文版，23卷，831頁。）
[26]↩J. Rancière, « Communistes sans communisme », op. cit., pp. 231 et suiv. 洪席耶「沒有共產主義」的表達，指拒絕任何將共產主義想像為「歷史必然性的表達」或是「英雄式推翻這種必然性」（p.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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