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 宋治德
一代思想大師，哈伯瑪斯（Jürgen Habermas，1929-2026）駕鶴西去，悼念！
此際，想起多年前，看過一篇對2016年出版的《哈伯瑪斯傳》（Jürgen Habermas: A Biography）英譯本的書評，它是我看過概述有關哈伯瑪斯生平和理論的眾多介紹文章中，其中出色的一篇。文章特色之處，是結合哈伯瑪斯所處不同時代脈絡的生平軌跡，來介紹他相關的理論和思想發展（當然也是這部新傳記的特色）。正如這篇書評名 A Lion in Winter，活現出一位「雄獅暮年，壯心不已」的哲人形象。此文在中國大陸雖然已有中譯，但譯文不遵照原文段落，更有不少錯譯之處，看後有點一頭霧水。所以，特此將它重新翻成中文，以作懷念和致敬。
譯文副標題和小標題為譯者所加。文章譯自美國《國家》（The Nation）的訂閱付費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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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年，哈伯瑪斯於慕尼黑哲學學院。 （維基媒體/知識共享署3.0） |
正文
距離德國柏林的勃蘭登堡門不遠處，矗立著一座「猶太浩劫紀念碑」（Holocaust Memorial）。這座紀念碑是由高低不一的近三千塊混凝土板組成的巨大方陣，占地
書名：Jürgen Habermas: A Biography
作者：Stefan
Müller-Doohm
英譯：Daniel Steuer
出版社：Polity
年份：2016
當代的牛虻
2005年5月，在「猶太浩劫紀念碑」揭幕禮後，《時代週報》（Die Zeit）的一名記者注意到一位獨自前來的參觀者——一位站在一輛冰淇淋車旁「白髮如銀的紳士」。「他一手輕托下顎，沉思地凝視著在紀念碑塊間穿梭的人群，有追逐嬉戲的青少年、為拍照忙個不停的父親們以及疲憊的退休長者。這人卻靜靜地站在那裡。」對於這個場景，他「彷彿是在觀看一場社會學實驗。」然而，他眉宇之間卻流露不滿。「他在想些什麼？」那人低聲說道。「無可奉告。」「他不願在公開場合談論此事，至少現在還不想。」當記者離開時，「那人的白髮仍隱約可見於人群之中」。
那位銀髮蒼蒼、沉思不已的男士，正是哲學家與社會理論家尤爾根．哈伯瑪斯（Jürgen Habermas）。六十多年來，他在現代德國扮演著蘇格拉底在古雅典時期的牛虻角色。儘管年已八十有七（譯按：此篇書評發表時哈伯瑪斯的年歲），哈伯瑪斯的熱情依然絲毫未減。然而，作為一位公共知識分子，他卻似乎難以成為我們這個時代的英雄。我們時代的「公共領域」，有些人仍然一相情願地視為理性討論場所，其實際上已充斥著人們不選書寫文字和嚴謹辯論而寧取演講的TED和推文（譯按：Tweet，現為X）。對哈伯瑪斯而言，若無持續的公共辯論，民主制度將走向崩潰，這意味著公民必須願意讓自己的主張經受理性批判的拷問。在猶太浩劫紀念碑建造前的爭論，喚起了痛苦的記憶。小說家瓦爾澤（Martin Walser）曾抱怨「這是一種對我們恥辱的紀念化」，但對哈伯瑪斯而言，能積極進行自我批判，正是民主意識的先決條件。傳統意義上的民族自豪感對他來說毫無感動力，他在《時代週報》的一篇文章中回應瓦爾澤時強調：「任何將奧斯維辛視為『我們之恥』的人，只是關心他人如何看待我們，多於德國公民在文明崩潰後，如何反思自身、彼此坦誠相待和尊重。」哈伯瑪斯主張的是「憲政愛國主義」（constitutional patriotism）——一種對現代民主國家原則與程序的忠誠感。
哈伯瑪斯最為推崇的理想，是相信存在著一種可以作為政治基礎的真正具批判性和自我反思的現代意識形式。正因如此，他是一位傾向複雜思辨而非信條的哲人，對華麗表演也毫無興趣。最近，哈伯瑪斯參加了慕尼黑的哲學研討會，給學生們留下的印象是，他「並非一位魅力型人物」，學生們「從未感到他任何富有修辭力量的精闢言論，亦沒有那種在當今人文領域十分常見的為求妥協而百般遷就、接受任何說法（即使多麼荒謬）的迷人包容性」。他們也沒有看到任何「大師風範的姿態」。然而，學生們仍能察覺他思辨中的激情：「當哈伯瑪斯思考時——有時甚至思考得如此深入，以至要為自己的『口吃』而道歉——你總會覺得，他實際上是在與某個問題進行一場智力搏鬥。」
對於一位哲學家遺產的評價，並無客觀的衡量標準。然而，幾乎無人會質疑這樣的結論：哈伯瑪斯以其哲學著作以及作為公共知識分子的角色，已達到了超越當代任何其他思想家的持久影響力。穆勒杜姆（Stefan Müller-Doohm）所著的這部全新傳記，兩年前（譯按：2014年）先以德文出版，如今由施托伊爾（Daniel Steuer）翻譯成英文，他以細緻筆法和對主人公的深切共情，為這一結論提供有力的佐證。
這種共情是合理的。自從早年哈伯瑪斯作為哲學家和公共批評者以來，他就一直扮演著道德指引者的角色，不僅在德國，也遍及西歐各地。即使對於我們這些沒有機會與他共事的人來說，他的引導也顯得不可或缺。當然，閱讀一位尚在世的著作家傳記是一種奇特的體驗（譯按：這書評寫於2016年）。但我們唯一感到欣慰的是，他仍然健在，並且沒有對他所稱的「現代性未竟之業」這一捍衛者使命有所厭倦。
走向公共知識分子之路
哈伯瑪斯出生於1929年6月，當時現代德國的民主前景尚不明朗。魏瑪共和國在1920年代初期經歷了災難性的惡性通貨膨脹之後，僅達成部分的政治生態平衡。左右兩派之間之所以還能達成妥協，主要歸功於由施特雷澤曼（Gustav Stresemann）所促成的中間「大聯盟」。施特雷澤曼是保守派政治家，曾於1923年擔任總理，後來擔任外交部長至1929年去世，他的去世差不多與股市崩盤同時發生，這標誌著德國的民主走向終結的開始。中間聯盟開始瓦解，儘管德國總統——年邁且功勳卓著的戰爭英雄——興登堡反對共和國，社會民主黨仍試圖維持政府運作。
尤爾根．哈伯瑪斯的父親恩斯特．哈伯瑪斯（Ernst Habermas）是一位新教牧師之子，政治信仰保守。1933年春，希特勒掌權不久，恩斯特便加入了納粹黨。1939年戰爭爆發後，他更自願加入德國國防軍服役。尤爾根10歲時就加入了德意志少年團（Deutsches Jungvolk）和後來的希特勒青年團，但這並非出於意識形態信念，因為當時這是強制性的，尤爾根藉著宣稱要當醫生而避開了準軍事訓練。值得一提的是，哈伯瑪斯天生唇腭裂，童年經歷多次外科手術，這使他（如他自己所言）對人類的脆弱和相互依存有著強烈感受。當時的醫學教科書將他的病症列為「遺傳疾病」，這或許增強了他對納粹洗腦的抵抗。1945年2月，15歲的他接到徵召令，須赴國防軍參與對抗盟軍入侵的最後決戰。然而，意想不到的是，當憲兵來敲家門時，哈伯瑪斯卻不在家。不久後美軍抵達，戰爭結束了。
德國政治家柯爾（Helmut Kohl）（譯按：前德國總理），比哈伯瑪斯小一歲，曾談到「晚生的福氣」。這兩位皆屬於歷史學家莫斯（Dirk Moses）所稱的「四五年一代」，這一代德國的政治人物和知識分子，年齡尚不足以在第三帝國時期服兵役，卻已足以親歷戰爭的恐怖。此世代的許多人不願面對國家責任的艱難問題。他們將1945年視為「零點時刻」（Stunde null），輕易接受席捲西歐的反共浪潮，視其為馬歇爾計畫的意識形態依據。在隨後年月中，當西德經歷了被稱為「經濟奇蹟」的三十年復甦和轉型，他們則採取冷漠的實用主義態度。
阿登納（Konrad Adenauer）是聯邦德國的首任總理，也是保守的基督教民主聯盟（CDU）的領袖，他帶領其黨的競選號是「不要實驗！」（Keine Experimente！）。然而，對哈伯瑪斯而言，他童年目睹的暴政，不能作為對當今順從現狀的藉口，反而是促使他介入政治批判的鼓動力。他拒絕忘記自己國家曾經發生的一切，因此他是保守主義和民族主義價值觀的不懈反對者，並且是一般被稱為「面對過去」（Vergangenheitsbewältigung）——即努力正視歷史——的堅定倡導者。對希特勒時代的記憶，或許也能解釋哈伯瑪斯對魅力型權威所採取的漠然態度。即使在他哲學中最具挑戰性、最為技術性的層面，仍可感受到他對公共領域理想的熱忱，因為他認為公共領域的力量完全來自理性辯論。若說有一項原則貫穿他的整個哲學體系：那就是權力（power）本身不是正當性依據，在民主制度下，唯一正當的力量（force）是他所稱的「更優論證的非強迫之力」（the unforced force of the better argument）。堅守這項原則，正是民主與暴政的差別。
哈伯瑪斯的這個想法，是他經過了反覆嘗試，而且是在他克服了自身對德國知識傳統中那些非理性傾向的依戀後，才最終形成。他在叔父的藏書中發現康德和尼采的作品。他將地下室的廚房改成私人聖所，以便高聲吟誦《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中的詩句。然而，他後來回憶道：「最終，《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與納粹那些腐朽口號的關聯……變得令人難堪。」到了1948年，他的學習方向已從醫學轉向歷史、哲學、德國文學和經濟學，尤其被存在主義那「幽暗窸窣的低語」所吸引。
哈伯瑪斯在哥廷根和蘇黎世短暫學習後，在1950年轉至波恩大學哲學系，在那裡認識比他年長一些的阿佩爾（Karl-Otto Apel）並結為好友。阿佩爾師從哲學家羅塔克（Erich Rothacker），並且剛拿到博士學位不久。羅塔克與第三帝國的淵源甚深，他甚至曾為戈培爾的宣傳部做過廣播演講。但起初，他對年輕的哈伯瑪斯的影響甚大。二十出頭的哈伯瑪斯，專注於哲學人類學和洪堡語言哲學等論題。然而，他研究的核心是海德格。他在學術論文和報紙文章中，模仿海德格特有的風格，援引「實體的遮蔽」和「指示的湧現」之類的說法。到 1954 年初，哈伯瑪斯完成了他的博士學位，他的博士論文是關於謝林哲學中的「絕對與歷史」。謝林是 19 世紀初期的思想家，他的思想遺產匯入了現代非理性主義的幽暗支流。
然而到了1953年夏，哈伯瑪斯卻不得不面對海德格過去的政治醜聞。阿佩爾送給他一本海德格的《形上學導論》（ Introduction to Metaphysics），此書最初於1935年出版（譯按：此書到1953年才出式出版，是海德格對1935講稿的修訂而成）。在新版中，關於國家社會主義的「內在真理和偉大」的提法被保留下來，且未加說明，僅作微小修改。哈伯瑪斯對此感到憤慨，遂在《法蘭克福匯報》（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發表了一篇文章。他寫道：「1935年的講課，已冷酷地揭示了那個時代法西斯主義的本色。」最令他不安的是，海德格在18年後仍不作任何解釋。哈伯瑪斯質問道：「有計劃地屠殺數百萬人，難道只是『存在之歷史』上的一個路標嗎？」抑或，「那些富有思想之人最首要責任，不正是闡明過去要歸責的行為，並讓這份記憶長存下去嗎？」哈伯瑪斯宣稱：「是時候要『以海德格的思想反對海德格』了。」這一刻對海德格的政治清算，也為他早期的存在主義熱情畫下決定性句點。然而對哈伯瑪斯的傳記作者而言，這事件亦標誌著年輕學者生涯的一個轉折點。即使哈伯瑪斯在家中通常避免衝突（譯按：主要指與其父避免談及政治），但海德格與他的父親屬於同一代人，譴責德國最受尊崇的哲學家之一，需要極大勇氣。藉由這一舉動，年僅24歲的哈伯瑪斯已然成為一位公共批評者。
成為法蘭克福學派的第二代傳人
對於許多在1950年代成長的西德一代人，聯邦德國的保守氛圍令人窒息。對哈伯瑪斯而言，他的智識指引是從國外而來，這是當阿多諾和霍克海默（馬克思主義傾向的社會研究所兩位核心人物）結束在美國的戰時流亡生涯而重返故土之時。1955年12月，哈伯瑪斯首次與阿多諾通信，並於1956年初成為其私人助理，同時正式加入他們復辦重建的研究所。研究所座落在法蘭克福，散發出的哲學張力深深啟發了他。研究所的明確宗旨與他逐漸形成的信念不謀而合：哲學唯有與社會學結成跨學科的合作，才能達到最佳的成效。「批判理論」意指反抗法西斯主義的神話，並喚醒啟蒙運動裡被壓抑的力量。在早期的一檔廣播節目中，哈伯瑪斯讚揚「源自德意志精神的猶太遺產」，其為一種如今「對我們自身生活和生存所必需」的禮物。然而他亦覺得研究所的文化氣息頗為異域。他回憶道：「我彷彿是巴爾扎克小說中的人物——那個來自鄉村、笨拙而未受教育的少年，終被城市之光所啟蒙。」阿多諾體現了一種德裔猶太人的博學風範，這正是納粹竭盡全力要摧毀的。哈伯瑪斯指出，研究所在「時間上，具有兩個維度」，它雖然徹底是現代的，卻也殘留著過去的痕跡。
哈伯瑪斯被公認為法蘭克福學派「第二代」的代表人物，這點理所當然。然而在思想氣質上，他與師長們卻截然不同。從一開始，他與阿多諾的關係便十分親近，但與霍克海默之間卻始終存在隔閡。霍克海默對他心存戒備，擔憂這個年輕人公開批評西德重整軍備政策會令研究所的聲譽受損。在霍克海默1973年去世的多年後，哈伯瑪斯才得以讀到一封霍克海默寫給阿多諾的私人信件全文，在信中，霍克海默指責其哈伯瑪斯為一名革命分子，將助「東方的縉紳們」一臂之力。霍克海默要求阿多諾辭退哈伯瑪斯，但被阿多諾拒絕了。霍克海默與哈伯瑪斯之間的關係始終緊張。1959年，哈伯瑪斯離開研究所，對一位已婚且育有兩名子女的年輕學者，這是一項極具風險的決定。他的妻子烏特（Ute）感到驚訝。幸好，在哲學家加達默（Hans-Georg Gadamer）的幫助下，哈伯瑪斯獲得了一筆獎學金，得以完成為了獲得大學任職資格而關於「公共領域」思想的論文。1961年，他成功獲聘為海德堡大學哲學系助理教授。
一年後，《公共領域的轉型》（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一書出版（譯按：應為《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它包含了哈伯瑪斯日後學術生涯中不斷深化的許多主題。這本書常被誤解為純粹的歷史研究，因其提及報刊、咖啡館等資產階級機構。然而事實上，此書結合了歷史社會學和哲學，它既追溯了歐洲資產階級曾許諾的批判公共性理想的起源，也揭示了該理想如何在資產階級社會的權力和財產束縛下遭到背叛。若要為這項論述尋找一個核心指引，那便是康德所倡導的啟蒙精神——一個「批判之時代」的理想。但其馬克思主義的語調亦同樣深刻。那些批評哈伯瑪斯過於輕信公共理性的人，往往忽略了書末對公共領域「再封建化」的冷峻評論。隨著大眾媒體形式的興起以及金錢對溝通的扭曲影響，曾使資產階級擺脫舊制度束縛的理性批判理想，如今反而面臨破滅之危。哈伯瑪斯警告道：公共性又開始像昔日封建時代那樣，淪為一場表演。
這個論點是向阿多諾和霍克海默1944年的著作《啟蒙辯證法》（Dialectic of Enlightenment）作出致敬的。該書探討了理性在世界歷史中同時具有解放與壓迫的雙重影響。然而，阿多諾和霍克海默該早期著作運用文學典故和令人耳目一新的抽象來進行論證，哈伯瑪斯不同於他們的是更注重與社會現實保持緊密關聯。正是這種清醒且更為現實的思考方式，其特點最能體現在他作為社會理論家和公共知識分子的成熟作品之中。
在整個1960年代，哈伯瑪斯的聲譽與日俱增。1961年，他參與了著名的「實證主義論爭」，公開批評波普爾所倡導的一種「二分理性主義」（bisected rationalism），這種理性主義摒棄了道德政治議題，將理性的範圍縮限於自然科學和技術領域。1964年，霍克海默退休後，哈伯瑪斯接受了法蘭克福歌德大學的聘任邀請，接任其師的哲學教席。人們對那段時期的記憶，勾勒出一位才華橫溢、兼具自嘲幽默感的教授形象。有一次，在大學最大講堂的演講中，有一個學生打斷他舉手提問：「能否把話說得更簡單一點？因為您講得太難懂了。」台下一半聽眾鼓掌贊同。哈伯瑪斯回應道：「我會盡力讓大家聽得明白。」話音剛落，另一半聽眾立刻噓聲四起。面對這群新起噓聲的人，哈伯瑪斯繼續說：「我承諾，我的良好意圖注定會落空。」
從德國的學運年代到《溝通行動理論》鉅著的誕生
在學術領域出類拔萃的哈伯瑪斯，到了1960年代末，已成為在西德政治中一位勇於發表意見、但時而引起爭議的人物。他曾簽署一份致西德總理艾哈德（Ludwig Erhard）的聯署聲明，要求停止對越南的轟炸（譯按：艾哈德政府當時支持美國發動對越南的戰爭），並批評社會民主黨的全國領導人（包括勃蘭特（Willy Brandt））輕易向保守派作出讓步。1967年夏，27歲的奧內索格（Benno Ohnesorg）被警察槍殺，激起聯邦德國各地的學生示威遊行。在那名青年的葬禮之後，哈伯瑪斯在一次會議上發表聲援學運的講話：「學生反對派的任務，過去是、現在仍然是，對這以下三個問題的糾正：理論視野缺失，對掩蓋真相和隨便將他人扣上異端帽子缺少批判醒覺，以及對我們社會民主憲法的解釋和實踐缺乏激進性。」然而，他對學生的支持並非無條件的。當學生激進領袖杜契克（Rudi Dutschke）提及「替代行動形式」和「暴力的可能使用」時，哈伯瑪斯便警告說，「唯意志意識形態」很容易從烏托邦主義滑入他所稱的「左翼法西斯主義」。這句話頗為刺耳，尤其對於那些自詡為反法西斯主義者的年輕激進分子而言。十年後，哈伯瑪斯本人也承認，他「的反應有點過於像一個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但事後看來，他的警告頗具先見之明，到了1970年代末，一群脫離原屬組織的左翼激進分子，聯合巴德爾（Andreas Baader ）和邁因霍夫（Ulrike Meinhof）組成了所謂的「紅軍派」（Red Army Faction），並犯下縱火、綁架和謀殺等罪行。這些年的道德失範愈演愈烈，德國保守派便抓住機會，對哈伯瑪斯作出荒謬指控，指他為恐怖主義提供了「左翼理論」。
1977年的「德意志之秋」（The German Autumn）（譯按：指主要由紅軍派策劃的一連串綁架活動），預示了在柯爾總理治下保守主義勢力抬頭的新十年。1985年，美國雷根總統在二戰盟軍勝利四十週年之際訪問西德，他首先參觀了貝爾根—貝爾森（Bergen-Belsen）（一處前集中營遺址），隨後又前往比特堡（Bitburg）附近的一座軍人公墓，柯爾在那裡組織了一場紀念陣亡將士的儀式。在德國士兵的墓碑中，竟包括納粹武裝黨衛隊（Waffen-SS）成員的墓碑。哈伯瑪斯對此感到震驚，並在《時代週報》上發表了一篇文章，指責柯爾「抹走過去」（譯按：即沒有正視歷史）。隔年，哈伯瑪斯指出當代史學中存在著保守主義和民族主義傾向，試圖淡化第三帝國的罪行，由此拉開「史家之爭」（Historikerstreit）的序幕。共產主義陣營崩潰後，隨著西德加速與東部鄰國統一（譯按：指前東德），哈伯瑪斯再度憂心民族主義的復返，將令到民主屈從於經濟力量。他感嘆道，「德國利益，正以德國馬克來衡量和強制執行。」
在大眾媒體時代，那些自詡為公共知識分子的人，似乎更熱衷於表演而非真正對話。然而，哈伯瑪斯認為，真正的批判只有在主體間論證交鋒的活潑交流中才有可能實現。他對理性溝通（不受不對等權力扭曲）理想的堅持，在他1981年出版的兩卷本巨著《溝通行動理論》（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中獲得最為詳盡的闡述。這部耗時十年研究、逾千頁的著作，標誌著一些人所稱的批判理論的「語言學轉向」。但此一說法易生誤解。哈伯瑪斯廣泛閱讀了美國實用主義的著作（尤其是皮爾斯（Charles Sanders Peirce）的符號學）而受到啟發，他與同事阿佩爾共同對語言作出探索的是他們所稱的「形式語用學」（formal pragmatics），但這並不意味著他的關注從社會移離。哈伯瑪斯所探求的理性，是一個內在的理想國度：我們與他人共同構築的細緻卻又不穩固的理性溝通，它正正依仗於我們所追求的相互理解。這是一種社會創造──主體間的，而非僅僅是工具性的──而其終極目的是非強迫的共識理想。持懷疑態度的人，或許會反駁說，哈伯瑪斯對人類理性期望過高，但是，若不想陷入自相矛盾，他的關鍵洞見著實難以繞過。因為一旦選擇真誠的溝通，就意味著已經接受了可理解性的期望。然而，每一次溝通都具潛在風險，同時使其自身也暴露於批評之下。但這正是賦與了語言的民主特質。對海德格而言，語言是「存在之居所」，這是一種保守的觀念，它將語言割讓給一種超出人類的修正或訴求範圍的隱匿力量。然而，對哈伯瑪斯來說，語言是一項脆弱而需要協作的工程，它只有在主體間的互動空間中才能鮮活起來。它開放且具普世潛力，是世俗理性的居所。
與後結構主義的相遇
批評者有時將哈伯瑪斯誤視為是一位冷靜的邏輯學家，但事實上，他的理性主義包含著一套豐富而細膩的現代社會理論。哈伯瑪斯借鑒了韋伯和馬克思的思想，並結合了人類學的洞見，提出我們應該將社會視為「生活世界」（我們持續進行的溝通工程，透過它我們再生產文化意義）與「系統」（經濟和行政的基礎設施，為社會秩序提供穩定性）之間的動態結合。理想情況下，系統服務於生活世界：透過理性的商議過程，我們對如何重構社會提出建議和反建議，並在實踐中不斷調整系統，同時期望所有政策對於批評和修正，都保持開放性。生活世界既是傳承意義的所在，也是舊意義被審視和解構的場所。傅柯等後結構主義者將語言視為制約一切可能性的權力網絡，哈伯瑪斯與他們不同的是，將語言視為對抗傳統僵化結構的解方。他解釋道，言說「不是一種制度，它是一種絕妙的反制度」。
但哈伯瑪斯對系統的社會效用，持現實主義態度。儘管他仍然大量借鑒馬克思主義對資本主義的批判，但他本質上是一位改良主義的社會民主主義者，他已經接受了私有財產和現代福利國家官僚結構會長期存在。在他看來，問題在於，脆弱的溝通途徑常常被經濟利益扭曲甚至破壞。一旦如此，系統就會變得不透明，如同獨立的純粹技術指令，難以被我們掌控。系統的指令隨後便會「殖民」生活世界，導致馬克思所說的「物化」：社會像一個冰冷而怪異的東西那樣面對著我們，不再反映我們的集體目標。
哈伯瑪斯在研究溝通行動理論期間，擔任施塔恩貝格（Starnberg）的馬克斯．普朗克（Max Planck Institute）研究所所長。施塔恩貝格是離慕尼黑約
在過去35年間，哈伯瑪斯的研究興趣，範圍不斷擴展。他1985年出版的《現代性的哲學言說》（The Philosophical Discourse of Modernity）一書，令後結構主義的讀者（特別是在北美）產生抵觸情緒，他們並不歡迎哈伯瑪斯對德里達和傅柯等大師的批評。然而，兩年前（譯按：指1983年），哈伯瑪斯曾在巴黎私下多次與傅柯會面，在此期間，他對這位法國同行的某些哲學疑慮至少有所消除。1984年6月傅柯去世後，哈伯瑪斯發表了一篇悼文，視他為共同思考啟蒙運動遺產的夥伴，這也正是他們此前共同籌劃的研討會主題。
知識分子與冷嘲世情
自德國重新統一以來，哈伯瑪斯逐漸將關注轉向政治理論、法律和宗教問題。在《在事實與規範之間》（Between Facts and Norms）（1992）一書中，他試圖透過重新思考合法性與民主之間的關係，來補充其「言說倫理學」（discourse ethics）的制度基礎。儘管他於1994年正式從教職退休，但至今（譯按：直至2016年），他作為學者和公共領域批評家，仍然保持著驚人的活力。新千禧年的最初幾年，他重新關注歐盟的未來，使他參與了因美國入侵伊拉克而引發國際爭議。2003年2月，歐洲各大城市爆發了大規模反戰示威遊行，抗議布希政府的入侵伊拉克計畫。同年5月，就在布希策劃了一場公關秀——降陸在掛著「任務完成」橫幅的航空母艦——之後不久（譯按：布希特地乘坐戰機降陸），哈伯瑪斯和德里達共同發表了一份聲明，該聲明分別以德語和法語同時刊在德國的《法蘭克福匯報》和法國的《解放報》（Libération）上。聲明中，他們將2月的反戰示威遊行稱為「歐洲公眾誕生」的標誌。他們寫道，歐洲「必須在國際層面和聯合國框架內發揮自身影響力，以制衡美國的霸權單邊主義。在全球經濟高峰會、世界貿易組織、世界銀行以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機構中，歐洲應該運用自身的影響力來塑造未來全球性的國內政治格局。」
歐盟近期所面對的金融和政治危機，並未動搖哈伯瑪斯對加強民主團結機制的信念，因為它能夠促成真正的歐洲身份認同的形成。在他看來，回應全球化的正確方式並非民族主義式的退場（如近期英國脫歐公投），而是加強監管，支持橫向決策程序，以對抗德法兩國政策領導人自上而下強加的「行政聯邦主義」。時至今日，哈伯瑪斯依然堅持康德關於真正世界主義公共領域的理想，在此領域中，以理性作為紐帶跨越舊的民族歸屬界限。
在這部新傳記的倒數第二章中，穆勒杜姆將哈伯瑪斯和康德進行了清晰的比較。他根據康德在《邏輯學講義》（Lectures on Logic）中界定「在世界主義意義上的哲學」所包含的「四大問題」，就是「我能知道什麼？我應該做什麼？我可以希望什麼？人是什麼？」，以此作為框架來對哈伯瑪斯著作中的四大主題進行有用的剖析。毫不誇大地說，哈伯瑪斯成功證明了這四個問題實則為一：只有當我們不斷堅持那些能夠使全人類實現其最高抱負的道德和政治理想的許諾時，我們才能認識人性的本質。哈伯瑪斯不同於康德之處，他是晚期現代性的思想家，不再認同康德所主張的哲學作為「科學之女皇」的崇高信念。相反，作為繼承其師們傳統的批判理論家，他採納一種「後形上學思考」（post-metaphysical thinking）的理解，哲學與其他人文科學保持結盟關係，並始終回應自身所處的社會歷史脈絡。儘管真正的形上學知識已不再屬於哲學思辨的正當領域，但哈伯瑪斯仍按自己對它的理解，在阿多諾所稱的「形上學衰微之時」，在思想道路上砥礪前行。在我們理性溝通的能力和不遺落任何人的道德訴求中，存在著（用哈伯瑪斯的話來說）「一種無條件性的時刻」。儘管它作為形上學的絕對已沒了威望，卻仍帶有舊唯心論的痕跡。哈伯瑪斯稱「這種絕對，已轉化為流動無形（fluid）的批判程序」。換言之，世俗（Mundane）理性並非完全凡俗（mundane）：它對理性論證的謹慎許諾，使其在努力掙脫自身限制、超越「一切特定生活形式」的過程中，保存了像一神論宗教所具有的普世化驅動力。
我們生活在一個期盼被大幅看扁的時代，以至於太多人已傾向將才智（intellect）等同為冷嘲世情（cynicism），彷彿我們寄望公共知識分子所能帶來的，不過是反諷和爭辯。我們應該感謝哈伯瑪斯，他為我們樹立了忠於更高理想的長久典範。在他的學術生涯所獲得的諸多榮譽之中，2004年的京都獎（Kyoto Prize）讓他有機會重申自己對溝通理性標準的信念。他指出，「我們未能達到這些標準，實不出奇，但這絕不會貶低標準本身。如果說有一件事，是知識分子——這個群體屢屢同行互訐且宣告自身終結——絕不能允許自己的……就是墮入冷嘲憤世（cynical）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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