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安奇（Alvaro Bianchi）穆西（Daniela Mussi） 宋治德 譯
譯按：美國左翼雜誌《雅各賓》（Jacobin）為紀念俄國革命一百週年的專案而推出一系列相關討論文章，並與「中文馬克思主義文庫」合作將它們翻譯為中文版本，而本文為該系列的文章之一。這裡需要說明一下，本文雖然在中國國內已有中譯版本，可惜錯譯之處不少，因此，「中文馬克思主義文庫」認為需要重譯和委託本人負責此事。
作者阿爾瓦羅‧比安奇（Alvaro Bianchi）為巴西聖保羅州坎皮納斯州立大學（State University of Campinas）的政治學教授，丹妮拉‧穆西（Daniela
Mussi）為巴西聖保羅大學（University of São Paulo）的博士後研究員。一直以來，西方的一些學者（當中包括有自稱左翼的）會將葛蘭西的理論（尤其是霸權理論）與俄國的布爾什維克革命，兩者對立起來，甚至硬說葛蘭西在獄中的思考最後是放棄了布爾什維克的革命模式。本文主要對這種說法提出駁斥，指出在葛蘭西的寫作裡，俄國革命或列寧的布爾什維克的革命，一直是他思考工人階級的自身解放和邁向社會主義革命的參照，這點直到他去世從沒改變。
另外，本文作者引述葛蘭西文章的一些引文，與原英譯版本有所出入，譯者參考了英譯版本而相應作出修繕。
一個年輕的安東尼奧‧葛蘭西所想的俄國革命是什麼？
80年前，1937年4月27日 ，安東尼奧‧葛蘭西在法西斯政權的監獄裡度過了他生命最後十年之後，撒手人寰。葛蘭西在《獄中札記》的理論工作聞名於世，但他對政治所產生的作用，早在一戰期間當他還是一個年經的都靈大學語言學的學生時，便已經開始了。甚至那時，他在社會主義刊物所發表的文章，其不僅對戰爭、還包括對意大利的自由派、民族主義者和天主教文化提出了質疑。
1917年初，葛蘭西在都靈當地的一份社會主義報紙《人民呼聲報》（Il Grido del Popolo）從事記者的工作，並且參與皮埃蒙特版（Piedmont edition）的《前進報》（Avanti!）的協作。在俄國二月革命後的最初幾個月，意大利仍然缺少這方面的消息，它們大部份局限於來自倫敦和巴黎的通訊社的文章翻炒。在《前進報》通常以筆名「小輩」（Junior）發表的一些俄國的報導，是來自一位俄國社會革命黨的流亡者蘇卓安林（Vasilij Vasilevich Suchomlin）。
為了向意大利的社會黨人提供可靠的訊息，意大利社會黨的領導向身處海牙的代表莫爾加里（Oddino Morgari）發了一封電報，要求他前去彼得格勒與革命者取得聯繫。但莫爾加里這次旅程中斷了，於7月回到意大利。4月20日，《前進報》發表了一份由葛蘭西撰寫的有關國會議員試圖前往彼得格勒之行的記錄報導，稱呼莫爾加里為「紅色大使」，他對俄國事態發展的熱情是顯而見的。葛蘭西在這一點上，認為正在面對戰爭的意大利工人階級的潛力，與俄國無產階級的實力具有直接關連。他認為在俄國爆發的革命，會根本扭轉一切的國際關係。
世界大戰正處於最激烈的時刻，軍事動員深深地影響了意大利人民。葛蘭西的朋友塔斯卡（Angelo Tasca）、泰拉奇尼（Umberto Terracini）和陶里阿蒂（Palmiro Togliatti）被徵召入伍往前線，葛蘭西因身體狀況不佳而得以免役。新聞事業成為了他的「前線」。在刊載於意大利《晚郵報》（Corriere Della Sera）關於莫爾加里的文章中，葛蘭西贊賞地引用一份俄國社會革命黨人的聲明，其呼籲歐洲所有政府對於德國的攻勢只採取防禦的策略，放棄對德國的進攻。這是在4月份的全俄蘇維埃代表大會上，以大多數通過的「革命護國主義」（revolutionary defensism）的立場。數日後的《前進報》，刊出了由「小輩」翻譯了這次大會的決議。
但是，隨著新的消息傳來，葛蘭西對於俄國正在發生的事情開始發展他自己的詮釋。1917年4月下旬，他在《人民呼聲報》發表了一篇名為《記俄國革命》（Note sulla rivoluzione
russa）的文章，與當時大多數社會黨人將俄國事件分析為一個新的法國大革命相反，葛蘭西稱它為一個會引向社會主義的「無產階級的行動」。
對於葛蘭西，俄國革命與被視為僅僅是「資產階級革命」的雅各賓模式，截然不同。在詮釋彼得格勒事件，葛蘭西揭示了一個屬於未來的政治綱領。為了繼續推進運動而邁向一個工人的革命，俄國的社會主義者應該明確地與雅各賓模式——系統地使用暴力和文化活動的薄弱——作出決裂。
在1917年俄國二月革命後接下來的幾個月裡，葛蘭西很快站到了布爾什維克的一邊，這個立場同樣表達在他認同意大利社會黨內更為激進和反戰的一些派系。在7月28日 《俄國的最高綱領派》（I massimalisti russi）的文章中，葛蘭西表示全力支持列寧和他稱之為的「最高綱領主義」政治。據他意見，最高綱領派代表「革命的延續，革命的節奏，因此是革命的自身」。他們對過去沒有任何包袱而體現了「竭盡全力實現社會主義的理想」。
葛蘭西堅持革命不能被中斷，和應該戰勝資產階級的世界。對於這個《人民呼聲報》的記者來說，所有革命面對的最大危險——尤其在俄國——就是認為這個發展的過程已經到達終點。最高綱領派是反對革命中斷的力量，因此他們與這個「革命進程成為最終的邏輯聯繫」。在葛蘭西的推論中，整個革命進程相互扣連，並在運動中——由最堅強和最具決心的人們推動最軟弱和最猶豫的人們——被推動向前。
當我們聽到俄國蘇維埃代表團說到為了革命的名義而要繼續戰爭時，我們急切地問，這不啻意味著接受或甚至希望繼續戰爭以保障俄羅斯資本家至高無上的利益來反對無產階級的挺進嗎？
儘管如此，蘇維埃代表團的訪問是一個借助宣傳俄國革命而在意大利也進行革命鼓動的機會，意大利社會主義者抓住了這個時機。代表團到過羅馬、佛羅倫薩、博洛尼亞和米蘭後，回到了都靈。自從大戰爆發以來，這城市首次有公開遊行，有4萬多群眾參與歡迎俄國革命的誕生，他們齊集在「人民之家」（Casa
del Popolo）（譯按：當時意大利社會黨的總部）所在地。在「人民之家」大樓的陽台上，當時意大利社會黨內最高綱領一派的領導人塞拉蒂（Giacinto Menotti Serrati），是對這場戰爭的堅定反對者，他翻譯了格倫貝格的講話。當代表團發言時，塞拉蒂一邊便說俄羅斯人希望立即終止戰爭，最後高喊「意大利革命萬歲！」來總結他的「翻譯」，群眾隨即喊起「俄國革命萬歲！列寧萬歲！」作為回應。
葛蘭西在《人民呼聲報》，熱情地報導了這個歡迎俄國革命代表團的集會。他認為這場集會是一個「無產階級和社會主義力量與革命俄國團結一起的真實的壯麗場面」。數日之後，這個場面再次出現在都靈的街頭。
翌日下午，城市的控制權已被轉至軍隊手上，軍隊接管了都靈市中心。搶奪和在市郊築起街壘繼續發生。在社會黨的據點波哥聖保羅（Borgo San Paolo）地區，示威者掠奪和放火燒燬聖柏納迪諾（San Bernardino）教堂（譯按：因為教堂的神甫一般囤積不少糧食）。警察向人群開槍。8月24日 衝突加劇。早上，示威者嘗試進入市中心但不成功。數小時後，他們面對軍隊的機關槍和裝甲車的開火。最後，一連串的破壞造成24人死亡和超過1500人被投進監獄。罷工在翌日早上繼續，但街壘已被清除。20多名社會黨領導被拘捕。自發性的起義結束。
《人民呼聲報》在這段日子沒有發行。9月1日 ，報章在葛蘭西的領導下恢復運作，他代替了被捕的社會主義者領導朱迪斯（Maria Giudice）。國家新聞審查不容許任何提及起義的報導。葛蘭西借此機會簡要提及列寧：「克倫斯基代表在歷史上的注定失敗，但列寧確實是代表社會主義的生成，我們全心全意地與他一起。」這是意有所指俄國7月份發生的事件，布爾什維克黨人被政治迫害，列寧被迫到芬蘭避難。
數日之後，9月15日 ，當科爾尼洛夫（Lavr Kornilov）將軍率領部隊前往彼得格勒鎮壓革命以恢復秩序時，葛蘭西再次提到「革命是憑著良心行事」。9月29日 ，列寧再被視為「良心的鼓動者，沈睡靈魂的警醒之鐘」。在意大利收到有關俄國的訊息仍然不可靠，且經過在《前進報》「小輩」翻譯的過濾（譯按：選取對克倫斯基臨時政府有利的報導）。雖然如此，葛蘭西還是認為社會革命黨的切爾諾夫（Viktor Chernov）（譯按：俄國社會革命黨的理論家，克倫斯基臨時政府的農業部長，最後墮落成為反布爾什維克分子，葛蘭西當時對他存有幻想）是「一個有具體行動綱領的人，其綱領是一個完全社會主義的、不承認階級合作的綱領，因為它顛覆了資產階級私有財產的原則而不為資產階級所接受，它最終是社會革命的開始。」
同時，意大利的政治危機持續。11月12日 ，意大利軍隊在卡波雷托之役（Battle of Caporetto）被擊敗後（譯按：意大利軍隊被德奧聯軍打敗），由圖拉蒂（Filippo Turati）和特雷維斯（Claudio Treves）所領導的社會黨議會內的派系，採取了公開的民族主義立場而主張保衛「國家」，遠離此前所持的「中立主義」立場。圖拉蒂和特雷維斯在《社會批判報》（Critica Sociale）（譯按：意大利親社會黨的報紙）發表文章，認為無產階級在國家處於危險的時候必須作出保衛。
另一方面，在社會黨內不妥協的革命派，面對新的形勢亦自我組織起來。在11月，該派領導人在佛羅倫薩召開了一次秘密會議，討論「我們黨的未來方向」。葛蘭西在都靈的黨支部開始發揮了重要的角色，他作為代表參與了會議。在會議中，他與波爾迪加（Amadeo Bordiga）立場一致，認為需要採取更為進擊的行動，而塞拉蒂和其他人則維持既有的中立主義策略。會議結束時，重申了革命國際主義和反對戰爭的原則，但對於該怎麼辦沒有作出任何實際指導。
葛蘭西將8月都靈的事件放在俄國革命的脈絡下作出詮釋，他在會議結束後返回都靈，相信這個時刻是要採取行動了。他受到這種樂觀情緒和在俄國的布爾什維克奪得權力的鼓舞，在12月寫了《反對〈資本論〉的革命》（La rivoluzione contro ‘Il Capitale’）的文章，他在其中宣告：「布爾什維克革命無疑是俄國人民的總的革命的延續。」
為了防止革命停滯不前，列寧的一派上台後建立起「他們的專政」，以闡述「革命最終須符合社會主義的形式，以便和諧地繼續發展」。在1917年，葛蘭西對俄國革命者之間的所有政治分歧欠缺一個清晰的分析。此外，他的社會主義革命的思想核心是個一般的假設：一個連續的運動，「沒有暴力的衝突」。
布爾什維克的革命以其深刻的和難以抗拒的文化力量，「包含意識形態的意義多於事件的意義」。據此原因，革命不能被解讀為就「在馬克思的文本中」。葛蘭西繼續說，在俄國的情況，《資本論》是「資產階級而不是工人階級的書」。葛蘭西這個說法從《資本論》1867年第一版序言作出引申，馬克思認為在資本主義發展更大的國家，顯示出不發達的國家不能跳過「自然階段」的發展。
孟什維克正是在這個文本的基礎上，構述了對俄國社會發展的解讀，斷定需要一個資產階級的形成，和在社會主義成為可能之前構築一個充分發展的工業社會。但根據葛蘭西，在列寧領導下的革命者，嚴格來說「不是馬克思主義者」，他們沒有拒絕馬克思的「內在思想」，但他們「放棄《資本論》的某些說法」，拒絕視它為「一個外在的充滿教條和不容爭議的說法的學說」。
根據葛蘭西，馬克思在《資本論》裡所揭示的對資本主義發展的預測會是正確的——即在正常發展的情況下，通過「漫長的一系列階級經驗」而形成了「人民的集體意志」。但是，戰爭以難以預計的方式加速了這種時間性，俄國工人在三年內經歷了這種激烈的衝擊，「饑荒迫在眉睫、饑餓和由饑餓造成的死亡可能降臨每一個人身上。可以一舉毀滅數千萬人。人民的意志開始的一致是機械的，但在第一次革命以後，便主動地和自覺地一致起來」。
這個人民的集體意志要由社會主義宣傳推動的。在一個特殊情況下，容許俄國工人在一瞬之間活在無產階級的全部歷史之中。工人認識到先輩們的努力，從「奴役的枷鎖」之中解放自己，迅速發展出「新意識」，成為「見證未來世界的現在」。此外，這種意識是在國際資本主義如英國等國家充分發展之基礎上而來的，但俄國無產階級可以迅速達到一個集體主義必要條件的經濟成熟水平。
在1917年，儘管對於布爾什維克思想的了解仍然甚差，但《人民呼聲報》的年輕編輯自然地傾向接近托洛茨基的不斷革命論的範式。葛蘭西看到列寧和布爾什維克黨人體現了一個恢復不間斷革命的綱領。一個他同樣想在意大利實現的革命。
20年後，葛蘭西作為一名囚徒死於意大利的法西斯主義之手。這樣粗略地回顧葛蘭西的一生，他的悲劇命運或會引致我們認為這會令他質疑基於十月革命而看到的巨大希望；或甚至在他的《獄中札記》中會有找尋運用一種反對資本主義的更溫和或改變鬥爭形式的「新方式」。
葛蘭西從沒有放棄俄國革命的理想。他在監獄所寫的著作中，提出了強制力量和共識並不是各自獨立分離的，而國家被構想為是各種強制力量交織的過程的歷史結果，這種過程很少為受宰制的群體創造條件。他寫道需要在生活各個層面進行鬥爭，以及會遇到與霸權妥協和墮入政治「演化論」（譯按：即改良主義）的風險。他強調知識分子（幾乎總是有害的）對普羅民眾生活中的作用，和提出了作為一個整全世界觀的馬克思主義的重要性——一種實踐的哲學。
葛蘭西在被囚歲月直到1937年4月逝世，他從未表示會放棄將俄國革命作為工人階級解放自身的綱領性和歷史性的參照，而他對俄國革命的理想常存於心，至死不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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