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本不存在日本馬克思主義——柄谷行人訪談

宋治德 譯

【譯按】這是譯者近年所看過的有關知名日本當代思想家柄谷行人的英文文章中，最為清楚和整全的一篇。這篇個人訪談，可以讓讀者較為連貫地瞭解，柄谷行人從學運分子到思想家的心路歷程和人文關懷，以及日本二戰後的左翼思想（包括新左派）的發展。不過，譯者對其中不能認同的是，柄谷行人對俄國革命偏頗的甚至背離史實的說法以及對馬克思《資本論》和歷史唯物主義的誤讀之處（已有學者指出，例如齊澤克），讀者需要留意。

 譯自《鴨嘴獸評論》（Platypus Review）網上文章，第71期，2014年11號。

 原文

 柄谷行人是日本戰後最重要的哲學家和文學評論家之一，著有《跨批判：論康德與馬克思》（Transcritique: On Kant and Marx）、《日本文學的起源》（The Origins of Japanese Literature）和《世界史的結構》（The Structure of World History）等著作。他曾擔任大阪近畿大學的人文科學國際中心的主席、《批判空間》（Critical Spaces）雜誌的共同編輯，並在東京法政大學任教多年。2000年，他創立了旨在廢除資本主義、國族和國家的「新聯合體運動」（New Associationist Movement）。

 2014年8月9日，Brian Hioe和Houston Small在東京新宿與柄谷行人進行了訪談，由於用英語交流一些複雜想法存在困難，隨後不久再用電子郵件進行了採訪。

Brian Hioe和Houston Small（譯註：下簡稱BH和HS）：您能否形容一下，您最初政治化的經過嗎？

 柄谷行人：1960年，我進入東京大學。當時正值反對《日美安保條約》進行修訂的政治鬥爭時期。這是日本現代最大規模的群眾運動——從所及的範圍而言，可能是首次也是最後一次。運動的激進核心是由「崩得」（Bund）（「共產主義同盟」）領導的學生聯盟（譯註：指「全日連」），「崩得」是在1958年脫離日共的一個學生團體。雖然「崩得」是在新左派運動（1956年蘇共譴責斯大林後，在世界各地發生的事件）影響下成立的，但它自身有日本戰後學運的根源。在日共或傳統馬克思主義看來，學生屬於小資產階級，因此必須服從無產階級和黨的領導。但1948年的學運領導人武井昭夫（後以文學評論家的身份而聞名），將學生理解為一個相對獨立於階級關係的階層，並強調學運的自主性。日本的新左派正是產生在這種學運之中，而屬於這一路線的「崩得」其本質上屬於學運性質。

 我參加了1960年的鬥爭，很快就成為「崩得」的一員。後來，因為鬥爭遇到挫折而產生內部爭論時，我才開始思考學運的意義。當時主導的觀點是，「崩得」只不過是由學運和小資產階級的激進分子組成的，所以應該建立一個真正的無產階級先鋒黨。結果，「崩得」被解散，成立了一個新的政黨。我拒絕參與。我不認為我們的挫敗，只是因為我們的學運與工運沒有真正的連結。我寧願認為1960年的鬥爭，是包括工人階級在內的首次大規模基層運動，並且藉由脫離了先鋒黨的學運而使這成為可能。

 

圖：1960年6年18日，抗議民眾包圍東京國會，反對翌日通過《日美安保條約》的修訂版本。

 

然後，我在1961年寫了一份宣言，呼籲將「社會主義學生聯盟」（譯註：「社會主義青年同盟解放派」）重組為活躍分子的自由聯合。「學生」不止是字面上的學生，如果一個人思考是普遍性的問題，那麼這個人就是一個「學生」，無論他或她的社會地位如何。這個聯盟不受一個中央集權政黨的羈絆──這是一種無政府主義。事實上，當我四十年後又從事類似的事情時，即當我為「新聯合體運動」撰寫宣言時，我才意識到了這一點。但1961年那時我對無政府主義理論並不熟悉。而我所瞭解和喜歡的那種無政府主義，是存在於自發性擴散的群眾運動——它不能由任何形式的領導去創造。在這方面，我是一個無政府主義者，但我不喜歡波希米亞式呆板的無政府主義者，也從未稱自己為無政府主義者，儘管我也從未稱自己為馬克思主義者。

 1968年，歐美發生學生造反運動。日本也是如此，但其性質和背景有所不同。就在這一年，法國和義大利的共產黨，他們的權威都下降了，但這種情況在1960年的日本就已經發生了。因此，日本的1968年是1960年的重演。然而，對我們來說，1968年的事件與1960年不同的是，1968年只侷限於校園內，並且出現接連的衰落。1960年發生的同樣爭論又回來了。新左派的團體和支派重彈對學運的批評老調，譴責他們是小資產階級，並主張武裝鬥爭。結果，學運被窒息了。此後，日本不僅沒有學運，連普通示威活動都消失了，直到2011年發生的福島核災。

 

圖：2012年7月，東京代代木公園的反核抗議。2012年夏天，福島核災一年後，日本的反核運動吸引了數萬人參加，這是日本自1960年代以來最大規模的示威活動。

BH和HS：您聲稱自己並沒有受西方或俄國的馬克思主義的影響，而是強調日本馬克思主義的影響。日本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如何助您一般地理解馬克思主義和世界？

 柄谷行人：這裡根本沒有所謂的日本馬克思主義，而是我們的馬克思主義者所面對一系列日本特有的問題。也就是說，他們所面對的是無法用歷史唯物主義公式解釋的現實。然而，這種經驗並非日本獨有。例如，毛澤東在面對中國的現實，超出馬克思主義原則的適用範圍，主張農民進行社會主義革命。這場農民革命對於其他發展中的民族國家也是適用的，因此具有一定的普遍意義。但這不應該被視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問題。

 為了進一步講述我們的經驗，我以「德國馬克思主義」為例。法蘭克福學派的哲學家，必須從馬克思主義被納粹主義挫敗的面前開始。他們非常重視所謂上層建築的相對自主性，甚至引進以前被斥為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精神分析學說。德國的經驗形成了這樣的馬克思主義。日本的一些馬克思主義者也有類似的經驗。他們也被法西斯主義擊敗了。但這就是日本特有的法西斯主義，即「天皇制法西斯主義」。

 在歐洲，法西斯主義並不與君主制共存，那麼為什麼在日本可能出現天皇制法西斯主義呢？馬克思主義者必須解釋這一切。日共效法俄國馬克思主義者（共產國際），將日本的政治體制視為資本與天皇勾結、代表地主階級利益的君主專制國家。顯然，他們的觀點是建基於經濟決定論。他們主張推翻天皇的君主專制，但在這當時提出這樣的主張是荒謬的。日本在金融資本占主導地位下，從1925年開始已實行普選，日共自然沒能培養出大量的支持者。這不僅是因為他們受到政治迫害，而是因為他們失去了民眾的支持。這只會鼓舞法西斯運動，將天皇視為反資本主義和反共產主義的象徵。

 日本馬克思主義者被法西斯主義徹底地擊敗了。這促使一些馬克思主義者在戰後關注國家和民族，因為政治上層建築由經濟基礎決定的公式顯然是不夠的。他們求助於社會學、符號學、精神分析學等。其實這些人是日本馬克思主義的最優秀部分，但我對於他們過度強調上層建築自主性而輕視經濟基礎的傾向，還是逐漸地分道揚鑣。我試著回到經濟基礎，但是從交換方式取代生產方式的角度出發。

 在這方面，我想說我受到了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宇野弘蔵的影響。他是一位專門研究馬克思《資本論》的經濟學家，但他不從屬於任何類型的左派政治，無論是新的或舊的。在他看來，《資本論》是一門科學，而歷史唯物主義則是一種意識形態，為《資本論》提供了「導引線索」（guiding thread）。他也聲稱《資本論》可以證明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必然性，但無法證明社會主義革命的必然性。我認為社會主義對宇野來說首先是一個道德實踐問題。他是一位康德式馬克思主義者，即使他從未明確地說過。

 

圖：日本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宇野弘蔵，攝於1952年。他最著名的作品是1964年出版的《政治經濟學原理：純粹資本主義社會的理論》（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Theory of a Purely Capitalist Society）一書，由關根友彥（Thomas T. Sekine）翻成英文，於1980 年出版。

對宇野來說，資本主義基本上就是商業資本主義。我認為，這就是從貨幣和商品的交換來考慮資本主義經濟——交換方式；而馬克思主義者一般是從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來考慮資本主義經濟——生產方式。你可以看到宇野是如何為我的理論鋪路的。但他確實沒有想過國家和民族。

 這一切都是為了說明，我的觀點和思想的形成，都是在我們的馬克思主義流派之中。其實，我學習宇野經濟學不是因為我是馬克思主義者，而是因為我是經濟系的學生。直到1970年代，宇野講授的《資本論》是東京大學法律系和經濟系的學生必修課。這些學生有望成為政府機關和商界的菁英。有趣的是，當日本工業正在崛起並壓倒美國工業時，從宇野那裡瞭解到資本主義不可避免的脆弱性的人們，聚集在資本國家的核心。但隨著學習美國市場經濟理論的人取代了學習宇野經濟學的前一批人，日本經濟開始走下坡了！

 

BH和HS：您描述了兩次「跨批判」的政治斷裂，蘇聯解體和九一一事件，前者導致您撰寫了《跨批判》，後者使您著手研究交換方式。 首先，是什麼使得康德對於理解馬克思和馬克思主義歷史是必需的？

 柄谷行人：對我來說，這不止是一個理論問題。我一寫完這本書，就發起了一場名為「新聯合體運動」的社會運動。這個舉動在某種程度上揭示了我寫作《跨批判》的目的和意圖，尤其是在實踐層面。詹明信（Fredric Jameson）對該書的評價是：「在康德和馬克思之間建立了新的關係，以及在馬克思主義和無政府主義之間建立了一種新的綜合。」這確實抓住了一切。

 2001年9月11日之後，我回到了康德與馬克思的關係，原因如下：1990年代末，反對全球資本主義的運動在各地發生。我懷著那段時期的樂觀情緒寫了《跨批判》，然而這種樂觀情緒被九一一事件和隨後反全球化運動所受到的打壓而中止。我覺得國際運動注定會分裂。事實上，蓋達組織似乎是哈特（Michael Hardt）和奈格里（Antonio Negri）所說的「諸眾反抗」的完美例子，但恐襲發生後，它不得不被排除在「諸眾」之外。針對打擊蓋達組織發生的事情並非孤例，其他反對資本和國家的國際運動也連帶受到某種程度的侵擾和中斷。我們有辦法避開嗎？

 回顧馬克思與巴枯寧，他們都敏銳地意識到，社會主義革命應該是進行的世界同時革命，這就是他們要成立「國際」的原因。但在1870年代之後，隨著帝國主義的出現，世界同時革命變得不可能。巴黎公社的光輝和苦難都顯示了這一點。 馬克思是首先反對巴黎的無政府主義者的起義，即使後來他寫了一篇悼念文章。因為在他看來，一個民族國家的革命必然會被鄰近的民族國家鎮壓。據此，帝國主義時期之後怎麼可能發生世界同時革命呢？世界同時革命的思想仍然存在至今，但只是一句口號。無論是馬克思主義者或無政府主義者，左派都抱持著一種毫無根據的信念，即世界各地的反抗將在自然進程中自發性地連結起來。

 面對這些問題，我又開始思考康德。我注意到康德實際上早於1789年法國大革命前，就有了民族聯盟（federation of nations）（自由國家）（free states）的想法，這表明他的《論永久和平》（1795年）不止是人們普遍所認為的和平主義計劃。雖然康德熱情支持盧梭式的公民革命，但他擔心如果這種革命發生在單一的民族國家之內，它肯定會因其他國家的武裝干涉而受挫。正是出於這種考慮，他提議建立一個民族聯盟。可以說，這個聯盟被視為一場公民革命。用我的話來說，康德提出這一點不止是為了和平主義，而是為了世界的同時革命。對康德來說，永久和平意味著消除各民族之間的一切敵對狀態。這無非是廢除所有國家。由於一個國家是相對於其他國家而存在的，那麼根據廢除國家的革命的定義，如果革命是發生在單一的民族國家之內就注定失敗。

 從這個視角來看，康德不愧是提出世界同時革命的先驅者。康德和馬克思在這裡再次交織一起。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後，發生了兩個世界性歷史事件：一是建基於馬克思思想發生的俄國革命，二是建基於康德思想組成的國際聯盟。我們不應該問哪個比較重要。兩者都是必需的，不應該分開。他們因為缺少對方，都失敗了。在發生世界同時的革命中，我們將看到它們結合在一起。

 

BH和HS：正如您在《世界史的結構》引言中所解釋的那樣，您在接觸了黑格爾之後，認為創建一個完整的分析體系變得需要。是什麼促使您轉向黑格爾？您之前轉向康德又是如何影響您考慮轉向黑格爾的？

 柄谷行人：我從個性上而言，近乎不喜歡黑格爾的體系型思維。事實上，我在《跨批判》中的目標之一就是解構黑格爾邏輯。但在此書完成時，我注意到我的理論類似黑格爾體系。黑格爾在他的《法哲學原理》中也辯證地領會了三位一體的資本、民族和國家。馬克思又批評這是唯心主義，將其扳正過來，並將這個三位一體分解為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國家和民族被置於上層建築之中。國家、民族（譯註：原文是nature，應為nation的筆誤）與哲學、文學都屬於上層建築。但前者與後者不同的是，前者直接源自於經濟基礎。從交換方式的角度來看就很清楚了。

 我透過引進交換方式的概念，提出了資本–國族–國家的概念。我意識到在某種程度上，我回到了黑格爾。基於相同原因，我理解了身為黑格爾批判者的馬克思，為什麼驚人地忠實地使用黑格爾的邏輯學作為《資本論》的框架。這對於馬克思而言，揭示商品交換轉化為資本主義龐大體系的整個過程是必需的。我嘗試做的是同樣的事情，但涉及所有四種的交換方式而不僅僅是一種，還要澄清它們的關係。對於這種嘗試，體系的方法是必不可少的。我甚至想知道我的D方式（譯按：柄谷行人交換方式理論中互酬原則的強迫回歸）和黑格爾的「絕對精神」之間有什麼相似之處。當然，正如《資本論》不同於黑格爾的《邏輯學》一樣，我的這書也不同於黑格爾的《法哲學原理》。

 

BH和HS：是什麼讓您所提出的康德視差（Kantian parallax）與黑格爾辯證法有所不同？康德的視差觀，是否能為我們提供一種批判性地理解和改變當下社會、亦是我們探討資本主義的歷史辯證所失的方法？

 柄谷行人：我引用了康德早期作品《精神先知的夢》（Dreams of a Spirit-Seer）中視差觀的隱喻，以闡明他在《純粹理性批判》中的辯證法。黑格爾說，康德列舉了四組二律背反的例子，但實際上矛盾是無數的和無處不在的，只要辯證地對待，它們都是可以被揚棄的。但我認為康德所說的「二律背反」並不是那種無處不在的矛盾，而是那種無論你如何辯證地看待都永遠無法解決的矛盾。話雖如此，但第一組和第二組的二律背反其實是可以解決的。如你所知，第一組二律背反是這樣的：「正命題：宇宙（譯按：原文用world，應該是universe）在時間上有起點，在空間上也有限制。反命題：宇宙在時間和空間上都是無限的。」根據康德的觀點，這裡的正命題和反命題都是假的，因為可以證明雙方都是真的。今天，數學家和物理學家談論的是無限膨脹之類的東西，也就是說，空間實際上可以是有限的，也可以是無限的。不管怎樣，這是可以解決的。

 同時，第三組二律背反是不同類型。在我看來，這是唯一真正的二律背反。事情是這樣的：「正命題：除了自然法則之外，尚有自由意志。反命題：沒有自由意志，宇宙中的一切都完全按照自然法則決定。」康德的結論是兩者都是真的且相容的。由此，康德提出了一個無法解決的二律背反。

 我覺得馬克思就像康德一樣，在《資本論》中發現了一個真正的二律背反──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之間的矛盾。根據古典經濟學家的觀點，每種商品都具有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但除非商品與其他商品交換，否則它們就不可能具有交換價值或使用價值。未賣掉的商品將被完全地丟棄。交換方式C（譯按：指柄谷行人交換方式理論中通過貨幣為媒介的交換）本質上就伴隨著這樣的風險。馬克思稱之為商品的salto mortale（致命飛躍）。這種風險通常透過信貸體系來規避，但最終會以信貸緊縮的形式暴露出來。

 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比其他任何地方都更忠於黑格爾的邏輯。但不同之處在於，黑格爾的「精神」最終克服了矛盾並實現了自身，而馬克思的「資本」卻無法克服最初的矛盾（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並埋下了不可避免的危機。在這方面，馬克思在《資本論》的辯證法是類似於康德的辯證法，而不是黑格爾的辯證法。

 

BH和HS：雖然您警告不要在流通方式和生產方式之間建立輕率的對比，但您在最近的作品中強調了流通方式並透過它來閱讀歷史。我們從建基於流通方式而非生產方式的分析中得到了什麼？消費政治是否加深了我們對資本主義的理解？如果是，是如何加深的？

 柄谷行人：馬克思主義者一直優先考慮以工運來推翻資本主義。我並不反對這一點。問題是，由於諸種原因，在生產線上的工運發展變得越來越困難，它面對其中之一的挑戰的就是資本代表的反擊。以日本為例，1980年代，國營鐵路被私營化，藉此解散了可以隨意發動總罷工的強大工會。

 另一個原因是生產流程的改變和IT的引入等等，導致工作環境和條件的變化。現在很多人找不到固定工作，被迫從事各種臨時工作。工人沒有共同基礎，無法走在一起。加入工會的比率顯著下降。同時，自1960年代以來，公民、消費者和各少數群體的運動變得活躍。這些人認為工運已經過時了。但是，我不同意。在這些公民、消費者或少數群體中，有誰不是工人呢？嗯，肯定有，但沒有那麼多。那麼，這些運動是不是也可以說是不同形式的工運呢？

 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中做了重要的論述：資本積累（M-C-M'）不是透過簡單地在工作場所剝削工人來實現的，而是只有當工人在市場上購回自己的產品時才能實現。大多數消費者是工人或其家庭成員。因此，我想，消費者只不過是站在流通過程中的工人。人們在關係網絡中的位置比他們是誰更重要。據此，消費者運動也是工運的一種形式，兩者不應該分開。

 就此而言，當我在1990年代住在紐約時，我看到一群人站在我家附近的熟食店前，呼籲杯葛「血汗工場」。熟食店的員工們工作得好像什麼事都沒發生一樣。後來我才知道他們的策略。如果該店員工自己出來示威，他們就有失去工作的風險，於是其他人就來給他們示威。員工也在其他場合到其他商店進行示威。我發現這招非常聰明。此後，我在城市的不同地方多次遇到這種示威方式。杯葛運動通常被理解為消費者運動，但實際上也是工運。重點是在更容易戰鬥的地方戰鬥。 除此之外，消費者運動和工運不應該分開，它們結合起來會更強大。

 社會民主派說，透過國家權力，他們可以控制資本主義經濟，公正地重新分配財富，提供社會福利等等。但這只能在有限的地點和時間內實現。最重要的是，這一切仍然是資本–民族–國家三位一體機制的一部分，實際上有助於資本主義的生存。為了克服資本主義，我們需要不同的策略。一方面，我們需要與資本和國家鬥爭，同時要為我們的生計創造獨立於資本主義的空間。

 在我的《新聯合體運動的原則》的宣言中，我確認了兩種類型的鬥爭：內部的和外部的。前者是對抗資本及其內部的國家，以工會和政治鬥爭為例。後者是創造非資本主義經濟，以合作社和在地貨幣為例。兩者本質上不同，但可以相輔相成。 我們應該同時使用它們。

 

BH和HS：我想問您關於歷史重演的概念，即歷史的某個階段可能與前一個階段相似，這是因為三位一體的資本–民族–國家的持續存在，處於新的格局之中。例如，您認為波拿巴主義現在又回來了。但是，在馬克思的時代所需要波拿巴主義的政治問題，它是否已經從根本上改變了呢？階段論的歷史觀，是否釐清了對資本再生產這一更基本現象的認識以及我們必須掌握這一現象的任務？

 柄谷行人：我過去在著作中廣泛地論述了波拿巴主義。但我已有點離開了這個題目。儘管如此，我對馬克思在《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中討論的歷史重演的問題很感興趣。這裡有兩個面向：國家和資本的重演。歷史的重演就像佛洛伊德所說的「被壓抑的回歸」一樣。

 在古羅馬，凱撒被暗殺，但是，這導致了皇帝的產生，將警察制度推向了一個帝國。可以說，這個過程在近代法國又重演了一次。國王被革命者送上斷頭台，但以不同的形式回來了，成為拿破崙皇帝。這個過程在1848年第二次法國大革命期間再次重演。馬克思注意到了這種重演。在這裡，我們不應該忽視馬克思指出的另一個重演——1851年發生的經濟危機，這是波拿巴從總統攀升為皇帝的另一個因素。

 簡而言之，國家和資本都包含著一些重演的元素，它們共同創造了歷史的重演。 今天，我強烈感覺到東亞正在發生歷史重演。東亞當前的地緣政治結構是由1894年的中日戰爭所塑造的，而這場戰爭恰好發生在一百二十年前。以我所知，這是一個週期的大致長度。這裡涉及的參與者包括中國、台灣、北韓和南韓、日本、沖繩（琉球），以及非常重要的美國和俄羅斯。

 現在看來我們正處於戰爭的邊緣。我覺得有必要從資本和國家的重演性所造成的歷史重演的角度來理解這種情況。但我對那些說現在正重演1930年代的人持批評態度。1930年代，中國正處於分裂狀態，韓國和台灣完全是淪為殖民地。然而，在1890年代，中國是一個龐大的帝國，日本和美國作為帝國主義國家相互勾結。1890年代相比1930年代與今天更為相似，這不是很明顯嗎？不用說，類似的危機正在世界其他地方發生。在我看來，這種情況本質上是舊帝國與近代帝國主義的問題。我試圖在《世界史的結構》和最近出版的《帝國的結構》一書中闡明這一點。

 

BH和HS：在《世界史的結構》中，您同意革命如果要成功就必須在全世界擴展。許多人認為，托洛茨基和列寧在俄國發動了革命，以便革命擴展到德國並在全世界繼續下去。這就是他們的目的嗎？他們是否錯誤地認為革命可能會擴展到俄羅斯以外？如果我們將其視為世界革命的一次真正的嘗試，儘管失敗了，那麼這次失敗是否使世界革命在當下變得幾乎是必需的呢？

 柄谷行人：我懷疑托洛茨基和列寧是否認真考慮過世界同時革命的可能性。1917年二月革命後，俄國出現了兩種議會：議會杜馬和蘇維埃，可以說分別代表資產階級民主和無產階級民主。布爾什維克在這兩者中都是少數派。隨後，托洛茨基和列寧即使遭到除斯大林之外的所有布爾什維克幹部的反對下，策劃了所謂的十月革命——實際上是一場軍事政變。這次政變不僅解散了議會，也使蘇維埃民主逐步轉變為布爾什維克獨裁。

 更重要的是，十月革命對德國來說是個好消息，德國軍隊因此可從東線調動出來。 毫無疑問，它推遲了德國的革命。事實上，德國一開始就是為了這個目的而幫助列寧從瑞士返回俄國的。所以我認為托洛茨基和列寧並沒有認真期待德國接下來的革命。他們可能預料到了這一點，但出於不同的考慮。一旦德國戰敗，革命肯定會在那裡發生。但這種前景讓他們想到提前在俄國掌權。他們優先考慮在國際革命運動中的領導權和霸權，而不是世界同時革命。以列寧或托洛茨基為基礎的世界革命的想像是徒勞無功的。儘管如此，我認為世界同時革命的想法不該被拋棄。

 黑格爾在《法哲學原理》中批評了康德的民族聯盟觀念，認為它只有在強大國家的支持下才能發揮作用，即有能力懲罰違反國際法的行為。對黑格爾來說，沒有霸權（或世界歷史的國家），就沒有和平。這樣的觀點至今仍很流行。當聯合國反對美國在伊拉克戰爭上的單邊主義政策時，一位美國新保守主義理論家批評聯合國及其支持者，認為他們只是在表達「康德式唯心主義」。

 康德的民族聯盟真的是一種唯心主義嗎？它是否缺乏軍事或金融方面的實際力量的基礎？當然，它不是基於這樣的權力，但它也不是簡單地是唯心主義。它是基於一種不同的權力，儘管康德本人沒有具體說明它是什麼。交換方式的概念對於解釋這一點是必不可少的。我根據權力屬於哪種交換方式來區分各種權力。例如，政治或軍事力量與交換方式B有關，金錢的力量來自方式C。還有一種力量，來自方式A，那就是互酬力量。

 舉個例子，在部落社會，如果有人沒有回饋酬禮，那麼這個人就會被詛咒。他或她被社會排擠或驅逐，這對他們來說等同死亡。出於對這類情況的恐懼，人們從不違反規則。在這樣的社會裡，國家不需要作出懲罰。可以說，互酬的力量與社群或輿論的力量是一樣的。從這個意義上說，互酬的力量並不是原始社會所獨有的。交換方式D，是方式A在更高維度上的回歸，它也具有這種充沛的互酬力量，但僅限在更高階的形式。如果你願意的話，你可以稱之為愛的力量。永久和平或世界共和國，將建立在這個比其他力量更強大得多的真正實力之上。

 讓我們假設，一個民族國家公開表示放棄發動戰爭的權利，那麼，任何國家都不能入侵它，因為如果這樣做，肯定會受到國際社會的譴責或驅逐。放棄軍事力量會為民族國家帶來真正的力量，即互酬或愛的力量。我想，將世界共和國變成現實的力量，一定是這樣子的。以軍事和金融的力量對抗國家和資本，在邏輯上是錯誤的。

 墨西哥恰帕斯州的薩帕塔遊擊隊（譯按：全名「薩帕塔民族解放軍」），透過網路廣泛傳播自己的觀點和處境，並得到了包括聯合國在內的世界各地個人和團體的支持，這使得墨西哥政府無法干涉。薩帕塔當地原住民的反抗，通常被稱為資訊科技時代的一場新革命，但在我看來，它的力量在於確立已久的互酬或社群的力量。

 另一個例子，就是1950和1960年代的所謂第三世界運動，它們沒有武器和金錢就能對抗第一世界和第二世界。正如維賈．普拉沙德（Vijay Prashad）在他的《黑暗國度：第三世界人民的歷史》（Darker Nations: A People's History of the Third World）（2007）中生動描述的那樣，他們求助於聯合國。他們一定已經意識到聯合國固有的權力。這就是互酬的力量，也是國際社會的力量。

 確實，今天的聯合國可以說已經陷入了金錢和軍火的統治之下。即使如此，它仍然具有轉變為康德式民族聯盟的良好潛力。為此，在每個民族國家針對資本和國家的反制運動也是必需的。如果聯合國能斡旋這些造反，他們就不會分化。那麼，各個民族國家的革命將會統一起來，創造世界同時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