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1月24日

肯.洛區(Ken Loach):「媒體的文化控制,危害尤烈!」

宋治德 翻譯

受訪者:肯.洛區(Ken Loach)
採訪者:里古萊 Laurent Rigoulet
法國《電視全覽》Télérama)(譯按:附屬法國《世界報》【Le Monde】集團的綜合文藝週刊)網址,2014年7月2日上載之文章。

     

72本週三(譯按:2014)公映的《吉米的舞廳》(Jimmy’s Hall)(譯按:台灣譯作《自由之丘》,但南韓導演洪尚秀早有同名電影,所以譯者還是用吉米的舞廳》。香港則譯為:《翩翩愛自由》。),或會是肯.洛區(Ken Loach)的最後一部電影。一位富戰鬥性導演——他完全沒有失去對社會黑暗面的憤慨之情——的訪談。

肯.洛區用夏天時間來思考,《吉米的舞廳》或將是他最後一部電影。當拍攝工作對一個剛度過78歲生日的人似乎已是無法駕馭的考驗時,他去年便表達了退休的意願。他提及會致力製作以檔案為主要部分的紀錄片,他說:「這對退休者而言是高雅的消遣。」但之後他又改口,表示仍未作最終決定。他說:「力量終有枯竭的一天,就如足球員不再能把球在恰當時刻傳出來。電影是項集體的工作,電影製作人面對其身邊竭盡所能的合作夥伴,他負有責任他必須能夠勝任。我們不能光說:『我要拍一部片』,結果交不出來。」肯.洛區在約定的時間,已在巴黎一間茶館裡,他看起來精神飽滿和悠閒的樣子。他對日後未有打算,但素性樂於談他的電影工作。

問:在《風吹麥動》(The Wind that Shakes the Barley)拿下金棕櫚獎的8年之後,是什麼令您又執導一部有關愛爾蘭歷史的新電影?

是我與電影編劇保羅.萊弗蒂(Paul Lavery)的討論,我與他已經合作了20多年。我們幾乎每日透過簡訊、電郵、電話交換看法。我們無止盡地在觀察人們,評論時事、和激勵我們的歷史故事(其突出社會的殘酷、當然也包括它的喜劇面)。一般而言,這些題材來自當代的敘事,但有時來自過去出現的人物,正如《吉米的舞廳》電影主角吉米.格拉頓(Jimmy Gralton)——1930年代唯一一位曾被愛爾蘭政府遞解出境的激進共產主義者。保羅從一位戲劇導演的朋友聽聞此人故事,而當他著手研究時,他發覺有關此人的所有資料已從國家檔案裡消失了。那人的歷史記載已被滅跡了。



問:他的故事是否也是一種講述今日世界的方式?

吉米.格拉頓開放一個廳室作為舞蹈晚會和政治集會的場地。他不顧教會的反對,想創造一種讓音樂、歡樂、願望和思想不受拘束的自由空間。在我來看,這在今日情況下仍是「攪擾」現狀的一種舉動。媒體已代替了昔日在講壇的神甫角色,告訴我們什麼該做和不該做。媒體的文化控制,危害尤烈,因它將另類的論述邊緣化。而使激進思想只會招致猜疑,顯得怪誕、不合時宜和全不可信。

我們時代正是1930年代的寫照。在金融災難的衝擊下,世界經歷了全面的衰退。在英國和愛爾蘭,失業是個重大的問題,但這一點也不能將責任推向保加利亞、波蘭或羅馬尼亞的移民……極右派興起,左翼力量薄弱和分裂。對我而言,拍一部歷史片是個棘手的問題。我始終須要有充分理由去冒險拍古裝片:面對鄉愁的陷阱、蹩腳的彩色畫片、歷史的傳說。尤其因為我討厭長過1小時45分鐘的電影,我認為這是觀眾所能承受的極限了。任何電影不應超過一場足球比賽的時間。

問:當您電影《風吹麥動》剛在英格蘭公映時,受到保守派輿論的猛烈攻擊,情況改善了嗎?

有個時期,我是祖國的敵人:我用公帑為恐怖分子拍了部宣傳片。1990年的《致命檔案》(Hidden Agenda)在坎城影展裡,我被扣上「愛爾蘭共和軍代表」的帽子。今天平靜多了。我獲得非常正面的評析,但也有特別惡意的攻擊。例如一位女記者,說我憎恨女人,我完全不明所以……

繼《風吹麥動》8年之後,肯.洛區再次拍攝在1930年代初的愛爾蘭。
(譯按:《風吹麥動》背景是1920年代的愛爾蘭)


問:您最近在《衛報》,對影評(譯按:指專業影評人)開始作出責難,根據您的說法,它應該交給普通民眾……

他們胡謅的玩笑,誇張地將我形容為一位怨恨滿腔的酸腐老頭子,這是一種挑釁。對於電影界的批評,我當然非常尊重亦非常習慣,尤其是沒有他們的積極支持,我無法拍出自己的電影。然而,我所表達的失望,當中是有些許的真確。我常覺得英格蘭的影評,對我電影的實質內容不感興趣,他們只討論形式、風格和演員。即使我試圖將他們帶入這個世界及其問題之中,他們仍自我限制在某些規範和評價裡。在我與觀眾的直接討論裡,我感覺他們自己直接走入歷史的關鍵之處。例如,以《吉米的舞廳》來說,討論圍繞:當現今教會的影響力消退下,支配論述目前所表現的方式。

「在英國,
如果你聽收音機或看電視,
我們國家是沒有歷史的。」


問:您50年的電影工作,敘述了20世紀大不列顛許多方面的問題。您好像要構述您國家的一種「反面歷史」(contre-histoire)?

我從未提出這個問題,因為我是想著下一部電影。但是,我總是嘗試處理被官方歷史所消音的某些片段,讓另一種聲音可被聽到。在今天,這是重要的。如果不認識過去的危機,我們便不能處理目前的政治危機(譯按:從上下文,洛區似乎是指或至少也包括經濟危機)。危機是週期性的,然而,它時常向我們表現出像是新的。

在英國,如果你聽收音機或看電視,我們國家是沒有歷史的:經濟崩盤初次發生,極右派崛起也是首次的。小孩給二次世界大戰的課程搞得頭昏腦脹,但是沒有人會向他們說明金融家支持納粹黨,而它是維護大財團及其股東的利益。今天實在太可怕了,英國極右派頭子執意將外來移民妖魔化卻愈加受到歡迎(譯按:洛區應指近期迅速崛起的英國獨立黨【UK Independence Party),推動去規管化、更強硬的新自由主義和取消對富人的徵稅。

問:歷史往往引發您的激情,它從何而來?

我真的不知道。有些小孩是與動物發展出一種特別的關係,而我則與歷史古蹟聯繫上的。在英格蘭,通常在1213世紀時期的村莊,其中心都會有一個小教堂。我會用我的小相機,從各個角度來拍攝它們。我喜愛這些古老石塊,它們令我回到過去的時代。我漫步在那些中世紀或17世紀內戰的古戰場。我站在那裡,在原野上傾聽來自另外世紀的迴響。一種天真孩子氣的歡樂。青少年開始,我發現了莎士比亞的戲劇並開始有輕微著了魔,他筆下那些因權位爭奪而土崩瓦解的皇朝歷史,令我完全入迷。

19621964)年工黨的背叛,
烙印在我所有的電影裡。」

問:您父母傳給您什麼的文化?

非常傳統的。我母親是裁縫之女、父親是礦工之子。父親有10兄弟姊妹,當中大多在童年已經死亡。他在工廠做電工之類的工作,每星期從收到的信封內領取工資,最終做到車間主任。他當然會有其他的憧憬,但這種生活還是合他意的。他對政治毫不熱衷,看《每日快報》(Daily Express),他其中的樂趣從這種小報裡找到。

我們一家人每年一次去黑池(Blackpool)——英國工人階級的聖地,近利物浦北部有海濱浴場的城市——的度假,深深影響了我。那裡音樂禮堂的表演非常時髦,有我喜愛的歌手和喜劇演員的輪流演出。他們的詼諧既放肆又熱情,以充滿暗示的方式,談及貧窮及其挫折人之事、生活一般問題和愛情故事,令笑聲震動全場。它是帶有一種性壓迫、慾望壓抑的喜劇感,對我日後影響極深。

在黑池旅程的所有事都是好笑的!這些男士(像我父一樣),穿了一套三件式西裝,與他們擦亮的皮鞋、和燙出褶兒的褲子,坐在沙灘上!女士撩起裙子,將腳趾浸入水中。我尤其喜愛麥基爾(Donald McGill)所畫的葷笑話的明信片,他的漫畫活現英格蘭人過假期的滑稽,包括穿了泳衣的胖女人,朝三暮四和沾花惹草的丈夫。

在《吉米的舞廳》裡,吉米開放一個廳室,讓音樂與政治交織一起,因而觸怒了教會。

問:《吉米的舞廳》使人聯想到一個令人振奮的時代,讓創作、舞蹈和政治交織一起。人們想到您工作開始於1960年代。您曾是該時代的流行文化「搖擺倫敦」(Swinging London)的旗手之一?(譯按:指洛區1967年處女作《窮牛》【Poor Cow】亦被評為「搖擺倫敦」式的作品

我當時已將近30歲且要養家活口,我忙於工作,放棄了這些文化的消遣娛樂。我最早為BBC拍的一些電影裡,用上很多流行曲,但我並不特別在意這些音樂。對這種流行文化所要征服的青年對象來說,我已超齡了10年。不管怎樣,我喜歡披頭四多於滾石樂團,後者令我感到有些矯情造作。披頭四音樂是兼有搖滾樂和黑池文化(孕育玩笑和歌曲)的產物。他們有自然的幽默感,和操著在媒體很少聽到的北方工人的口音。

問:您的電影裡展現工人階級的人物(他們沒被貶低也沒被抬高)成為您工作的首要動力。在您之前還有誰也曾這樣做過?

在電影方面,紀錄片的製作人有1930年代的格里爾遜(John Grierson)和勒塔(Paul Rotha)。還有「自由電影」(Free Cinema)(譯按:「自由」是區別於以票房為考慮的電影工業)的先驅者安德森(Lindsay Anderson)(《孤獨的報酬》【This Sporting Life】)或賴茲(Karel Reisz)(《年少莫輕狂》【Saturday Night and Sunday Morning】)(譯按:賴茲著名代表作就是改編自福爾斯【John Fowels】小說的《法國中尉的女人》【The French Lieutenant's Woman),他們拍攝1960年代的敘事,開啟了紮根於北部工人階級的歷史。但他們只維持了三或四年,便回到倫敦或是經受不住炮製好萊塢式電影的誘惑。他們沒打算長期投身工人階級的電影,他們視工人地區為一種異國特色的布景,最終放棄了這個戰場。

憑恃我們青年人的精力和傲氣,我們批判他們並說要比他們走得更遠。對我們而言,讓無產階級發聲,是一種改變歷史進程的政治行動。我最初拍攝的影片所合作的編劇和製作人,他們與我有相近的想法。我們是托洛茨基主義者,依循政治教育的課程,每星期要讀一篇文章並在週五一起討論。我們為工黨派發傳單,工黨在1962年贏得大選(譯按:應為1964)。但我們很快明白,工黨政府沒有絲毫要改變社會的意願。這種背叛烙印在我所有的電影裡:每一屆工黨政府——尤其是布萊爾——都證實了我的看法……

「我嘗試儘可能
不去指導演員,
而是創造一種情景,
讓他們身處其中並作出反應。」


問:您在公共電視的黃金年代成為導演,而那時的節目領導決心要辦「為人民服務的藝術」。您是怎樣來到BBC的?

純粹為了生活需要。我必須養家活口。我做過戲劇導演,從未想過要當電影導演,我會接受任何的工作。我曾上過BBC一個培訓課程,其主要內容學會物業的運作管理,包括如何弄清楚走廊位置,如何填寫表格等等。有一天早上,某位導演來向我們示範如何運用一部攝影機,然後我發現自己已經在指導一部警匪片了……

問:電視在那個年代是一個真正的實驗室嗎?

我們深受法國新浪潮電影那種自由風格的影響,那些電影工作者運用蒙太奇手法的主張,尤其是他們使電影「走上街頭」的方式。在BBC,電視影片的拍攝都是在攝影棚,我們暗中施計用這些16厘米攝影機「逃跑」去做自己的事。一切都改變了,這是一場真正的美學革命:燈光、布景、也同時包括演員,都浸淫在全新的環境裡。我們的成功是靠集體的力量,我們同時亦成功左右了非常官僚化的公共服務制度。我們進行游擊戰,我們實在覺得是在作政治的介入。我們的戲劇是在週三晚上新聞之後,915分播送。對我們而言,這是一種典範,一種完全是布萊希特的方法:以小說的批判距離來談論同樣的新聞。我們每部電影都是一項小小的宣言。

問:從1960年代起,您找到了一種「真實」的形式,將職業、和普通民眾(譯按:指非職業的)的演員重新結合起來,例如在《吉米的舞廳》裡飾演男主角母親的演員,她有出色的發揮……

我們就在歷史所發生的地點進行拍攝,我們亦通常會在那裡找尋演員。在1968年,我們在約克郡(Yorkshire)的一個班級裡成功找到《小孩與鷹》(Kes)的小孩。我們在愛爾蘭鄉鎮斯萊戈(Sligo),找到《吉米的舞廳》戲裡的母親。難以想像她竟然是來自都柏林。當一個人在農村地區活了一輩子,她的臉龐、所有姿態、所有用詞自然會受到薰染。然後,像我所有的電影一樣,我嘗試在鏡頭前讓她呈現出自己的某些特質。我嘗試儘可能不去指導演員,而是創造一種情景,讓他們身處其中並作出反應。

  
  問:您曾學過戲劇,您是哪類演員?

  糟糕的,肯定的……我想過要演出大型節目,但除了自己沒有人會認為我有任何這方面的才華……

  問:您會跳舞嗎?

  英格蘭的男人不跳舞的。除了在醉酒或結婚之外,或兩者兼有……

  肯.洛區重要紀事

1936 在華威郡(Warwickshire)的納尼頓市(Nuneaton)出生
1964 BBC拍首部作品
1969 《小孩與鷹》Kes)公映
1985 在柴契爾年代,拍攝煤礦工人大罷工的紀錄片《你站在哪邊?》(Which side are you on?)
1995 有關西班牙內戰的電影《土地與自由》(Land and Freedom)公映(影評
2006 《風吹麥動》(The Wind that Shakes the Barley)贏得坎城金棕櫚獎(影評
2013 回到政治紀錄片的《1945年的精神》(The Spirit of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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