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英國《衛報》（The Guardian）的一篇報導，關於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出版了《愛因斯坦遊記：遠東、巴勒斯坦和西班牙，1922—1923》（The Travel Diaries of Albert
Einstein :Far East,Palestine and Spain, 1922-1923）（以下簡稱《遊記》）的英譯本，披露愛因斯坦於1920年代初遊歷中國時在日記寫下了帶有種族歧視的評論，引起中文媒體的廣泛報導。
據《衛報》報導所引述而引發爭議的一段如下：
“industrious, filthy, obtuse people...Chinese don’t sit on benches while
eating but squat like Europeans do when they relieve themselves out in the
leafy woods. All this occurs quietly and demurely. Even the children are
spiritless and look obtuse…It would be a pity if these Chinese supplant all
other races. For the likes of us the mere thought is unspeakably dreary.”
《遊記》編纂者Ze’ev Rosenkranz講述愛因斯坦用了industious、filthy和obtuse三個字來形容中國人，中譯分別為「勤勞」、「骯髒」和「昏鈍」，尤其第三個字「昏鈍」（obtuse）極具冒犯性。Rosenkranz認為日記相關的內容，不啻與這位偉大的物理學家、反種族主義者和人道主義者，存在頗大落差。由於自己從小對愛因斯坦敬仰的關係，個人習慣從不輕易採信一些二手報導（雖然這篇報導訪問了Rosenkranz），還是要找相關原文核證才甘心，以及瞭解愛因斯坦在什麼脈絡底下作出這樣的評語。
據德國《明鏡》（Spiegel）週刊的相關報導，亦是轉述《遊記》英譯本的出版消息，用字分別為emsige、schmutzige和stumpfsinnige，可能也是回譯。筆者尋遍網路世界都找不到《遊記》原文相關內容核證，大學圖書館亦沒有《遊記》德文版，實在不能確定德文原文也是否這三個字。最後唯有網購《遊記》英文版實體書，花了二十多歐元，對我來說真的不便宜。但當收到郵寄的實體書後，慶幸這筆錢還是值得花的，因為《遊記》英文版附有愛因斯坦日記手稿摹本的照片，結果有了新的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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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因斯坦遊記：遠東、巴勒斯坦和西班牙，1922—1923》 |
《遊記》的相關內文
閱讀了《遊記》相關的記載後，若以這段引文指責愛因斯坦具有種族主義的評論，個人認為有點冤枉愛因斯坦了。另外，《遊記》主要記錄的，其實是當時愛因斯坦在毗鄰中國大陸仍屬於英國殖民地的香港的見聞，他當時實際到過中國的地方只有上海，但《遊記》記敘不多。香港有些網路評論者急不可待以此《衛報》引述的《遊記》評論又再對中國人形象的成見加以「消費」一番，若然他們瞭解愛因斯坦上述段落所指的為當時的「香港人」（香港的華人）時，可能會失望了！
首先，筆者請教了精通德語的中國同學幫忙，花費了一番功夫，確定相關報導內容手稿摹本的部分，原來德文為Flessiges、dreckiges和stumpfes（128頁）。據此，英譯本的三個字分別為industious、filthy和obtuse，英譯字面意思基本是精準的。而中文意思分別為「勤勞」、「骯髒」和「昏鈍」，「骯髒」在當時的狀況而言，畢竟是個客觀事實，主要是「昏鈍」一詞引起的爭議，似乎愛因斯坦真的具有這樣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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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因斯坦遊記》手稿摹本照片，128頁。 |
但是，當查閱三個字在《遊記》出現的段落和脈絡，卻有了不同的發現。原來英譯本該段將stumpfes譯為lethargic（同一個字，英譯者在其他地方有時又用obtuse），lethargic中譯是「冷漠」的意思。其次，《衛報》引述愛因斯坦遊覽中國的該段，實際不是當時的中國大陸，而是在香港，該段出現在11月10日 條目之內，其記錄了愛因斯坦於1922年11月9月從新加坡到達香港且直到11月11日 晚離開香港坐船去上海之前，在香港的見聞。因為重要，茲引英譯本整段：
“This morning I visited the Chinese quarter of the mainland side with
Elsa. Industrious, filthy, lethargic people. Houses very formulaic, balconies
like beehive-cells, everything built close together and monotonous. Behind the
harbor, nothing but eateries[,] in front of which Chinese don’t sit on benches
while eating but squat like Europeans do when they relieve themselves out in
the leafy woods. All this occurs quietly and demurely. Even the children are
spiritless and look obtuse. It would be a pity if these Chinese supplant all
other races. For the likes of us the mere thought is unspeakably dreary.” 10-11-1922
（p.129）
中譯如下：
「今天早上我與埃爾莎（譯按：愛因斯坦第二任妻子）去了內陸那邊（mainland side）（譯按：應該是九龍，見下述）中國人居住的地區。人們是勤勞、骯髒和冷漠的。房子非常刻板，陽台如蜂窩，所有建築緊靠一起和單調。在海巷後面，只有小餐館，中國人吃飯時不是坐在長椅上，而是像歐洲人在綠蔭叢林中解手時蹲下的姿勢，一切都悄然而故作莊重地出現。即使孩子們都無精打采和冷漠（譯按：德文仍是stumpfes，但英譯這裡卻用了obtuse）。如果這些中國人取代所有其他的民族，將是一件遺憾的事情。對於我們這些人來說，純粹這樣想是難以形容的鬱悶。」1922年11月10日 （129頁）
從《遊記》這個引起爭議的完整段落可以看到，愛因斯坦所指的中國人就是當時香港的華人。英譯者將stumpfes譯為lethargic，實際三個字應該是industious、filthy和lethargic，即「勤勞」、「骯髒」和「冷漠」才對。這裡若以「冷漠」甚至「麻木」的意思來理解，這就說得通了。但同一個德文字，該段後來又將其譯作obtuse，反而有點不通，難道指中國（即香港）的孩子們都是「昏鈍」的嗎？！不知是否編纂者Rosenkranz對《衛報》引述錯誤（《衛報》說他也是譯者，但書內沒有標示他是譯者），還是刻意要強調「昏鈍」的意思，愛因斯坦這裡用stumpfes，他顯然並非指智力上「昏鈍」具貶低的意思。但也毋庸諱言，這段最後一句和《遊記》記敘遊覽遠東其他地區時，他當時不其然流露一種白人的優越感。
另外，原文德文festlandseite譯為英文是mainland side，或令英譯者也誤以為愛因斯坦在中國大陸對中國人的觀感。只要仔細看清楚，這是愛因斯坦到達香港翌日11月10日 條目之內的記敘，11月11日 晚愛因斯坦和妻子便乘船往上海，在逗留香港不到兩天之內，以當時交通條件，不太可能當中跨越邊境去中國內地。
至於「內陸那邊」究竟是在香港哪裡？據《遊記》記載，在同一條目內，愛因斯坦此前曾遊覽太平山頂時目睹當時英國殖民統治的種族隔離政策，華人被禁止在山頂居住（實際限制地區不止山頂）。所以，後來說去「內陸那邊」華人居住的地方，極大可能是九龍尖沙咀那一帶，也符合在「海巷後面」的描述。
愛因斯坦在《遊記》裡同情香港勞動人民的記錄
更重要的是，即使中青年的愛因斯坦在《遊記》裡流露有白人優越感的一面，不過，他也用了「樸素」（modesty）、「溫良」（gentleness）和「節儉」（frugality）來形容香港社會底層的勞動人民，並對他們的苦況表達了無限的同情。當他從上海（亦都用「骯髒」和「冷漠」形容中國人，頁193）再回到香港後，某天又遊覽完太平山頂步行下山時，沿途目睹不少苦力拖運磚塊到山上（當時主要為太平山上的殖民地高官權貴蓋房子或其他工程之用），有感而發寫道（英譯文字）：
“The entire route was taken up by Chinese men, women, and children,
groaning while hauling bricks uphill. Most pitiful of people on Earth, cruelly
oppressed and abused, treated worse than cattle; their reward for modesty,
gentleness, and frugality.” 05-01-1923
(p.195)
中譯如下：
「中國的男人、婦女和兒童占據了整條道路，把磚塊拖曳上山而呻吟。他們是塵世最可憐的人。他們的樸素、溫良和節儉，所得的回報卻是受到比牛畜更糟糕的殘酷壓迫和虐待。」1923年1月5日 （195頁）
這裡清楚反映，愛因斯坦對於底層勞動人民同情的人道主義的關懷。但《遊記》英譯本編纂者Rosenkranz，卻完全不提這些內容。
《遊記》反映早期愛因斯坦對中國人的矛盾心態
愛因斯坦《遊記》只是私人記事，他生前根本沒有打算公開發表出版，那時期也沒有公開作出這種評論。即使在《遊記》裡，私下對其他民族的觀感，用字無疑是輕率，但與種族主義的言論仍有距離。如果真的要批評，反而不是該段的「人們是勤勞、骯髒和冷漠的」，而是「取代其他民族」的說法。其實，他不止在香港，甚至在新加坡時也認為當地華人的高生育率會取代其他民族之類的說法（頁121）。無可否認，當時愛因斯坦流露白人優越的心態或對他者（the other）文化的輕蔑（還有對於中國女性的不尊重）。究其原因，這與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歐洲白人對於亞洲人一般抱有高生育率的一種偏見，或者源於「黃禍論」的一種文化恐懼表現。愛因斯坦生於那個年代，無可避免受到這種偏見的影響。
從《遊記》裡看到，當時愛因斯坦對於中國人（包括香港華人）的觀感帶有矛盾的兩面性。一方面，有「取代其他民族」的說法；另一方面又是「樸素、溫良和節儉的」，至於他在香港或上海對於中國人的觀感均用了「冷漠」來形容，倒是接近魯迅先生筆下中國人「麻木」的精神面貌。另外，他在香港認識到殖民地的種族隔離政策，目睹底層勞動人民受到的壓迫，寄予了無限的同情，同時他又暗示他們對於這種種壓迫卻又逆來順受。
所以，即使他早期的《遊記》內容曝光，不但不會否定他後期反種族主義者、人道主義者的形象，更讓我們較全面瞭解德國納粹上台前的年代他思想的矛盾之處，即對於他者文化的負面態度。不過，自從德國納粹黨於1933年攫取政權上台後，令當時身在美國的愛因斯坦無法回國，最終定居美國。愛因斯坦這段受到納粹主義迫害而成為政治難民的經歷，切身感受納粹種族主義的禍害，令他的思想有所醒悟。當他到美國時，目睹了黑人遭受嚴重的種族壓迫，深感震驚，他後來為此特地去賓夕法尼亞洲的林肯大學（Lincoln University）講演，因為該大學是美國首間向黑人頒授學位的大學。愛因斯坦中後期的人生經歷，才令他從政治上幡然成為一個反種族主義的人道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
The Travel Diaries of Albert Einstein :Far
East,Palestine and Spa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