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0月21日

列寧如何確立十月革命的路線——《四月提綱》的意義

亞倫‧吉布森(Alan Gibson) 謝凱健 譯       宋治德 校

校按:文章原載於《社會主義評論》(Socialist Review)2017年四月號第423期。副標題為校閱所加。

弗拉基米爾‧列寧(Vladimir Lenin),在俄國二月革命推翻沙皇的五星期後,於1917年4月回到俄羅斯。亞倫‧吉布森(Alan Gibson)舉出了列寧在革命後的路線爭論過程中起了關鍵作用,而他的《四月提綱》(April Theses)可以作為在創新性和領導權方面的借鑒對象。

1917年4月3日,列寧乘坐的火車抵達彼得格勒的芬蘭車站。
                                                                 
《真理報》(Pravda)刊載了列寧在1917年4月抵達彼得格勒的芬蘭車站後發表的演講——《四月提綱》。波格丹諾夫(Alexander Bogdanov)為此形容列寧「是一個語無倫次的瘋子」。


波格丹諾夫是列寧所屬的布爾什維克黨前黨員,認為列寧「語無倫次」而感到震驚的並非只有他一人。在彼得格勒,或是全國各地的城鎮,許多領導都對列寧所提出的分析和綱領感到不安和困惑。其中一位領導憶述指「列寧的提綱給人的印象是爆炸性的」。


想要知道列寧說什麼,需要先知道當時列寧要處理的是什麼問題。在二月革命推翻統治俄羅斯長達三個世紀的羅曼諾夫皇朝的五星期後,布爾什維克的領導層抵達彼得格勒,社會動盪幾乎同時出現了兩股政治力量,一股是代表資產階級的政客和有產者組成的臨時政府;另一股是在起義的五天期間、由叛變軍營和全市工作車間的選舉而產生的工兵代表所組成的蘇維埃。


對於被稱為二元權力時期的兩股政治力量,它們都遇到兩難局面。一方面,沒有蘇維埃的同意,臨時政府的所有舉動都是徒勞無功;另一方面,蘇維埃的領導人認為就算他們擁有壓倒性的力量,但像歷史的律則一樣,應該要由臨時政府作主。


這是因為大部份的布爾什維克黨人都認為,二月革命實現了自失敗的1905年革命以來所追求的目標——一個以無產階級和農民的民主專政領導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這個目標是基於一種觀念,認為俄國的資產階級力量太薄弱、太膽小,不敢以自己的名義進行革命——他們在1917年二月革命的沒有作為或缺席已經証明,布爾什維克黨人認為俄羅斯仍必需經歷資本主義的歷史階段,從而為工人階級的社會主義革命創造條件。


驅使這些蘇維埃領導人移交權力給臨時政府的決定不僅是基於他們對二月革命的分析。起初,大部份蘇維埃的代表是來自小資產階級,這階層的人口傾向選出具自由主義色彩的政治人物。而蘇維埃正在發揮作用。之後,蘇維埃的《一號命令》(Order No.1)文件——托洛茨基形容為二月革命中唯一一份有價值的文件——容許起義士兵自行選舉代表並接管武裝,毋須向臨時政府繳械。《一號命令》亦同時廢除士兵在非值勤時間的軍禮儀式。(校按:《一號命令》亦要求起義士兵返回所屬軍營和接受臨時政府的指揮。


這些領導人希望臨時政府能夠繼續掌權以保衛二月革命的勝利,其不止反對舊沙皇時代的反動勢力,還有抵抗德軍的入侵。這意味著俄國需要與法國、英國和美國繼續保持戰爭盟友的關係。


但這亦意味著需要繼續將數十萬名農民士兵送往前線的殺戮戰場,繼續造成全國的城市和鄉鎮出現糧食短缺及商人囤積居奇。對布爾什維克來說,這是完全背離他們自1914年戰爭爆發以來一直堅守的原則——要令沙俄帝國戰敗,將帝國主義的戰爭變為階級戰爭。然而,對大部份人來說,二月革命已經令這個原則改變了。在列寧抵達的前幾天,一位參與布爾什維克大會的代表表示:「只要和平尚未到來,我們都必須全力作戰,保衛我們在萌芽中的自由。」


正是在這種對於作出什麼決定的思想混亂情況之中,列寧搭乘的火車於4月3日抵達芬蘭車站,列寧從車廂階梯徐徐而下,受到在場數以千計士兵與工人、及不同的蘇維埃和臨時政府的政要歡迎。孟什維克、當時的彼得格勒蘇維埃執行委員會主席齊赫澤(Nikolai Chkheidze)更為他送上巨大花束以示歡迎。


齊赫澤說:「我們認為,現時民主革命的首要任務是要保衛革命,免受一切來自國內外的侵犯。我們希望你會加入我們一起達致這個目標。」一名年輕的海軍將領然後表達他希望列寧成為臨時政府的一員。


根據當時一位目擊者,彼得格勒蘇維埃領導成員蘇漢諾夫(Nikolai Sukhanov)所言,「列寧站在那裡,看來好像對這種歡迎和邀請一點也不在乎。……列寧拒絕了邀請並說:『親愛的同志們、士兵們及工人們,我很高興可以在俄國革命勝利中與大家見面,歡迎大家成為無產階級先鋒隊的一分子。不用多久,人們將會把武器轉向與剝削他們的資本家對抗。因為有你們,俄國革命將會進入一個新紀元,世界社會主義革命萬歲。』」


列寧其後在歡呼的人潮中被簇擁著離開,前往城中其中一個空置宅第,此處亦成為之後該市的布爾什維克臨時總部。據托洛茨基指,列寧緊接著的多場演講,「即使從放手大膽地鼓動聽眾的巨大熱情而言,有時聽起來就像是在斥責。……列寧這些演講就算對他身邊的親密戰友來說,基本印象是非常嚇人的。」(校按:來自托洛茨基《俄國革命史》第一卷第15章


第二天,列寧向布爾什維克大會簡述了他的《四月提綱》——托洛茨基其後稱為革命最重要的文件之一。文件中,列寧指出:

1. 對於支持繼續進行帝國主義戰爭的主張,不應有任何讓步;

2. 當國家「從革命的第一階段到第二階段……權力必須被掌握在無產階級和最貧窮農民的手中」;

3. 不應支持臨時政府——「應該清楚表明它所作的承諾是虛假的」;

4. 必須讓群眾認識到,工人代表的蘇維埃才是革命政府的唯一可能形式。


列寧繼續呼籲廢除警察、軍隊及官僚機構,以及所有民選官員的薪資不超過一般工人的工資,而且這些官員都可以被撤換的。他更呼籲沒收所有土地莊園,並交由當地的農民代表的蘇維埃管理。所有銀行機構必須國有化並由蘇維埃接管,以及由蘇維埃控制社會生產和產品分配。


列寧的想法並非突如其來。列寧從二月事件以來,當時他在蘇黎世流亡,亦一直有寫信闡述他對二月革命的看法,特別是二月革命如何徹底推翻他自己此前的觀點。


他的五封《遠方來信》(校按:列寧在瑞士流亡期間為《真理報》寫的一組文章),指責蘇維埃領導人呼籲工人支持臨時政府是背叛工人的行為。他提到需要「打碎」舊有國家機器,「以一個將警察、軍隊與官僚機構合併起來以武裝全體人民的全新組織」,用以保衛革命,向著「麵包、和平與自由」的目標進發。


但列寧的忠告並未得到注意,其《四月提綱》對蘇維埃全體代表的即時影響,更多的是製造了混亂、甚至是敵意的局面。曾擔任《真理報》編輯而剛從二月事件被釋放的加米涅夫(Lev Kamenev)和斯大林,對《四月提綱》更不贊成,加米涅夫批評《四月提綱》欠缺「具體指示」,同時堅稱二月革命是「資產階級式革命,而非社會革命」。


有很多蘇維埃代表都同意列寧沒有考量現實狀況,是因為他之前的流亡而與俄國社會缺乏實際接觸所致。但接下來的日子,列寧再提出一個尖銳的觀點:「基於我們仍然是少數,我們需要對工作提出批評和揭露錯誤,同時需要宣揚將國家權力轉移至工人代表的蘇維埃的必要性,讓人民可以通過實踐來克服錯誤。」


這個《四月提綱》,在整個彼得格勒布爾什維克的不同會議、和布爾什維克黨內各個派別代表的各種形式的會議上,都產生了討論和辯論。列寧發表對大多數同志的震撼性言論的三週後,他終於在全俄第七次代表大會上贏得了大多數蘇維埃代表的支持。


臨時政府決心要「取得世界戰爭決定性的勝利」並與盟國一起研究瓜分贓物,導致爆發群眾大規模的反臨時政府的遊行和示威活動,這使到列寧主張的勝利變得更容易了。戰艦與軍營爆發了憤怒的兵變,幾天之內,大規劃的示威包圍了臨時政府會議場地馬林斯基宮(Marinsky Palace)。這些事件顯示,廣大的工人及士兵由由支持臨時政府到唾棄他們,並迅速轉向革命行動以結束危機。


列寧的主張獲勝的意義非常重大。布爾什維克此前二十年來一直是重要的左翼黨派,儘管是非法組織及面對不斷的被拘捕和拘留的打擊,布爾什維克在工人階級的鬥爭中已建立起大批熱心的追隨者。當在走向十月革命道路上遇到一個又一個的危機時,他們能夠產生重要影響。


列寧在俄國革命的關鍵時刻抵達彼得格勒,他對「重新武裝」布爾什維克的決心,以及與同志們不斷的辯論,使布爾什維克不僅在政治上獲得越來越多的支持,而且更為即將來臨的十月革命堅定了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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