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7月1日

保衛共產主義:清算斯大林主義與官僚主義的責任——懷念法國一代傑出馬克思主義哲學家本薩依德(Daniel Bensäid)

卡特琳娜‧莎瑪莉(Catherine Samary) 雨木 譯    宋治德 校

校按:丹尼爾‧本薩依德(Daniel Bensaïd,1946—2010)(中國或譯為:本賽德),法國當代著名馬克思主義哲學家,1968年學運代表人物,法國重要托派組織「革命共產主義者同盟」(Ligue Communiste Révolutionnaire,LCR)領導人,在他逝世前兩年,LCR解散而成立跨激進左派的「新反資本主義黨」(Nouveau Parti Anticapitaliste)。本文原為作者在某個紀念本蕯依德研討會上的報告,後來收錄在紀念本薩依德的文集《不是時候》(l’intempestif),原文連結可見《本薩依德文庫網址》(Le Site Daniel Bensäid)。本譯文來自一位中國朋友,要求代為校閱,譯文副標題為校者所加。


丹尼爾‧本薩依德(Daniel Bensaïd,1946—2010)

丹尼爾(校按:作者對本薩依德的暱稱)在他生前最後作品之一〈共產主義的力量〉(Puissances du communisme)中,強調:「爭取解放的話語從上世紀的折磨裡無可避免受到損害」。「然而」,他補充道:「在昨日所有背負偉大承諾和理想的話語中(社會主義、革命、無政府主義……),唯有共產主義承受了最大的傷害,因為它被困於官僚國家之中並受其極權方式的奴役。」[1]

丹尼爾處理這份遺產,概述了方法論的(這也是我首先要強調的)兩個面向:第一,把共產主義視為一個平等主義的運動,而並非對一個社會性質的界定;第二,承擔歷史的「清算責任」。然後我們將會看到,以這兩個面向的相互作用的取徑而針對歷史中共產主義出現的斯大林主義和官僚主義的兩種型態,我們便將它們一併扣連起來而作出解釋。[2]

兩種取徑在方法論上的張力

共產主義,並不是一種對社會性質的界定,而是一種追求平等的起義。丹尼爾面對共產主義在歷史經驗中失去了信譽這種時代氛圍下而作出抵抗,他在《幽靈的微笑》(Le Sourire du spectre )一書中斷言:「即使這些話語多麼糟糕而令我們必須創造新的說法,但我們由始至終都是共產主義者……這一切一切,簡單來說,因為共產主義仍舊是抵抗與起義的『隱語』,作為對這樣一個社會的替代出路:處在頑固的物化力量與不能倒退的平等主義原則兩者之間的角力而所撕裂的狀態。」[3]

而這就是用以闡釋他保衛共產主義方法的第一點:共產主義「既不是純粹的理念,也非教條主義的社會模式……它是一場運動的名稱,其對社會固有秩序的持久性超越與摒棄」 [4],這場運動在《共產黨宣言》中所指稱的那個「聯合體」得到啟發,「在那裡,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

我們要注意丹尼爾完全拒斥「教條主義模式」的社會,因此他不可能囿於所謂「經典」的課本教材中那種對共產主義的「定義」。這些定義所表述的共產主義,假設一個在資源極大豐富的條件下,依據一種分配「原則」——各盡所能、各取所需——來調節社會;它亦被假定為超越「社會主義」的階段:即是「向共產主義過渡」的、遵從「按勞分配」原則的後資本主義階段。恩格斯在他那個時代,已開始竭力反對這種公式的教條主義傾向的濫用。然而,有三個因素令到這種階段劃分顯得過時:第一,生態環保意識的覺醒而認為資源是有限的。第二,在滿足下層民眾需要的要求下,階級鬥爭不會順從「階段論」的約束。最後,是來自20世紀的革命經驗的教訓:在1920年代蘇聯的大辯論中,有關蘇聯在緊接資本主義之後「向社會主義過渡」的社會,它是否已經「過了頭」或「尚未」階段的爭論;除此之外,還要歸功於斯大林主義,它將共產主義從歷史起初到終極的發展都是不可避免的這個看法,定於一尊。[5]

從研究的取徑來看,丹尼爾在任何情況下都要遠離「階段論」的解釋。共產主義作為一場反對所有壓制「平等原則」的運動,或者也能同時成為現實和沒有終止的,更重要的是成為了一個社會要達致的目標……然而,正是這樣一種方法包含了反歷史的抽象危險,它繞過了對共產主義運動的倒退和失敗的批判分析。

歷史的清算要求。丹尼爾在他與阿蘭‧巴迪歐(Alain Badiou)的辯論裡,質問道:「其中一個重要的問題,究竟官僚專制主義是十月革命的正當延續,還是官僚反革命的結果」。 [6] 他提出要抗拒「一種逃避歷史批判的清算的誘惑」。

據此,這就是方法論的第二個要求,欠缺這一要求,共產主義的理念便會被化約為「一些與時間無關的不變項」(invariants atemporels),或是「關於正義和解放的含糊不清理念的同義詞」。但他又補充到,表達了這種有趣的張力:「話語獲得在哲學或倫理學上的延伸意義,又會喪失它政治方面的精確性」。丹尼爾為解決這個難題,通過將共產主義確認為「在資本主義時代的一種特定解放形式」的要求。我會在結論裡展示,將這種論述進行擴展和加強、而不失去它的連貫性是有可能做到的。首先,讓我們看看丹尼爾回顧這些歷史經驗如何使「歷史唯物主義」脫變,接著是如何與巴迪歐對於斯大林主義和官僚主義的現象所做的評論劃清界線。

思考歷史中的共產主義:從科學社會主義到異端思想

作為現實運動的共產主義,顯然要與馬克思恩格斯作為對「空想社會主義」批判的「科學社會主義」聯繫起來:明確反對小部分人所策劃的脫離大規模群眾運動的反社會行動,而強調創造性和從無產階級大規模鬥爭的「共產主義學校」中學習,還有在資本主義經濟體系的危機中踏出與資本主義決裂的可能性的一步。但在蘇聯占據統治地位的「科學的馬克思主義」,尤其在中蘇衝突之後——毛澤東的中國聲稱以斯大林主義來反對抗赫魯曉夫——無異于為蘇聯道路作出辯護。在這種「馬克思主義」之中,為了社會進步發展而要反對的敵人無可抗拒地總是資產階級。

因此,丹尼爾‧本薩依德的哲學著作的主旋律摻合了歷史「分岔」(bifurcations)的思想,以反對視歷史為線性發展的想法——對托洛茨基主義政治分析的著作《被背叛的革命》,以一個哲學提綱的方式作出說明。這將依賴一些異端思想——從夏爾‧佩吉(Charles Péguy)(校按:法國20世紀初的左翼詩人和小說家)到本雅明(Walter Benjamin)、當中經過布洛赫(Ernst Bloch)——正如他所說的不是「不顧」、 而是「基於」馬克思主義者的信念而運用他們的思想。

佩吉和對真理的要求。丹尼爾反對一種帶有必然發展觀的現實偽社會主義的或帶有「歷史意義」的神話。丹尼爾所投身的政治參與,其在分析了托洛茨基《被背叛的革命》的基礎上,與曼德爾共同反對貝特蘭(Bettelheim)(校按:Charles Bettelheim,法國當代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的「唯生產力」的宿命論、並且結合葛蘭西的「智力的悲觀主義與意志的樂觀主義」的要求而作出鬥爭。他將另一個夥伴(但較少引述的)也加入了這個思想領域:夏爾‧佩吉。[7]夏爾‧佩吉同樣在尋找「沒有藉口」的真理:「為什麼把歷史置於錯誤的基礎之上?成為社會主義者,要說出真理。」[8]丹尼爾補充道,真理便是「應該知道如何說出沒有美化而會令人難過的話,也不會說出普遍歷史的欺人之談。我們沒有權利將獨特的和不可化約的人的責任,消解在一片歷史意識的油層之中。」相比歷史決定論和無限進步發展的線性概念,丹尼爾在佩吉的著作裡,發現佩吉對歷史的理解向我們「敝開了類同(affinités)和迴響(échos),其跨越了時間,聯繫不同世代,復現逝去的瞬間,以及讓熄滅的星辰重新閃耀。」[9]

佩吉(Charles Péguy,1873—1914
時間回溯,就在於回顧前資本主義時期以宗教啟發的「共產主義」。布洛赫就是這種思想進路。

布洛赫的希望原則。他以具體的烏托邦思想而充分地嵌入這種歷史的敞開性之中。[10]他並非拒斥那些從馬克思主義立場出發以反對脫離群眾的「烏托邦社會主義」的論戰,而是更充實它。「這或者是否定社會主義屬於 『抽象的烏托邦』的理由,但是具體烏托邦的思想流派在這一過程中已經失去了它的豐富性。」[11];

布洛赫(Ernest Bloch,1880—1959)
布洛赫區分了「冰冷的」和「熱忱的」馬克思主義兩種傾向。「熱忱的」馬克思主義傾向願意步向一種「由希望原則重構的烏托邦」,丹尼爾認為這種「熱忱的」烏托邦傾向成為將「反抗斯大林的官僚秩序與反駁『社會主義的想像力貧乏』的指控扣連起來」。透過這種連繫與結合而能夠與過去的解放運動(重新)建立關係——特別是宗教啟發的解放運動(佩吉有相近的想法)。從農民戰爭開始,經過英國平等派的革命,而到20世紀的解放神學。

米歇爾‧洛伊(Michael Löwy)讓人們認識布洛赫的異端馬克思主義而做出了貢獻。[12]布洛赫將最「熱忱」、人道主義願景的馬克思主義,比擬為那些反抗教權而具異端思想的宗教:它們不接受腐化和專制的等級制度,肯定個體的解放(包括,譬如從再洗禮派展示的,成年人在自由且自覺下選擇宗教信仰的要求);同時提出土地是集體共享……在地上建立上帝之城的烏托邦能動員廣大群眾,以反對零碎的、類資產階級或類斯大林主義等等的「烏托邦」。

但是,在布洛赫的思想中,未來是作為一個主導範疇,即「夢醒的解放力量」。丹尼爾對此敏銳覺察它有重墮「烏托邦社會主義」的風險,因為在這種抽象、邊緣的意識中繼而伴隨失望甚至放棄反對現有秩序的行動。在面對這種風險下而提出「警戒」(sentinelle)政治,作為轉向一種開啟多種可能性的歷史「分岔」說。

本雅明與或許的聚束(faisceau)……本雅明強調要「駕馭聚束(一組)的『或許』,為讓過去所掩埋的一些特質突然浮現」。這猶如一顆星辰卻從四面八方同時閃爍著,發揮一種同時「復現過去和預示未來的力量」。它「總是能重新發牌和分配角色,以忤逆征服者所書寫的歷史而改變過去的意義。『最後』一詞從未被說出來。」[13]他反對陷入困境的「當下」。

本雅明(Walter Benjamin,1892—1940)
對丹尼爾而言,同樣是這個閃爍的當下,它啟發了今日的農民和原住民在這些生態、社會、國際等等議題的十字路口上的鬥爭,而且吸取了宗教元素的另一個可能的世界運動(反全球化運動)的意識形態發展,嵌入了古老的也同時是現代的時間性。丹尼爾將19世紀的剝削與今日反對跨國企業掠奪的鬥爭聯繫起來。[14]這些鬥爭把握住「風俗習慣」抵抗資本主義的全球化,回到了「公共財產」以反對「剝削」(大衛‧哈維〔David Harvey〕特別強調了這一點)——這是一個在現今能被拉闊的概念,已經超越土地或水的問題的範圍,尤其重要的是「社會知識的生產越來越多地受制於知識產權」。

在世俗化的彌賽亞主義中,丹尼爾表明要全神貫注地處於「警戒」狀態下,時刻準備辨別爆發新的鬥爭的可能。「現在政治變得優先於歷史」,因為政治主導了意義;沒有已被命定的起源或被操盤的終結,亦沒有免受失敗或挫折的保護,而是必須能夠從分析之中看到這些目標。

清算斯大林主義與官僚主義的責任

本薩依德質問巴迪歐:「官僚專制是十月革命的正當延續嗎?」[15]本薩依德對此的進一步詰問,提出的例子為仍然聲稱是在「共產主義者」的北京政權統治下所發生的「文化大革命」(校按:巴迪歐所歌頌的)或1989年天安門的鎮壓事件。什麼是作為改變一場革命、一個社會(它們要求解放的力量遭到壓抑)發展軌跡的連續性、不連續性、斷裂和著名的「分岔」的要素?這場與巴迪歐的論戰應當予以系統化闡述。巴迪歐在「永恆的和主體造反的哲學概念」的意義上而使用「共產主義」一詞,丹尼爾援引了他的一句話:「令到共產主義的假設在奪取權力的邏輯之外」,其根據這兩個序次(séquence):首先,馬克思已經為共產主義運動「埋下了這個假設」;其次,「革命黨從軍事化到階級戰爭而建立社會主義國家,或者標誌著取得勝利的假設這個序次」。

丹尼爾據此對巴迪歐的評論:「這個表述,儘管謹慎而細緻的用『或者』,意味著這個序次與他的共產主義假設是一致的」,「但歷史不能被化約為對於一個奠基性事件的效忠的一系列序次」,「巴迪歐沒有直面斯大林主義的問題,巴迪歐把一個假設置於另一個假設之上:這種建立在一個像幽靈般的初始爆發事件之上的效忠,極不可靠。這樣共產主義的假設,便處於一種為要確認與它概念相一致的真實性而要求實現它的政治介入、與另一種為讓思想躲避歷史更迭的唯心論前提這兩者的拉扯之間。

最後,丹尼爾指出:「在巴迪歐那裡對斯大林主義的批判被化約為只是方法上的問題」,其認為「應該批判的是如何建立黨組織的選擇和能否稱之為黨的組織形式。」

難道非政黨組織的形式可以避免官僚主義的危險嗎?斯大林主義難道只是錯誤造成的產物嗎?

敵人不僅僅是資產階級。事實上,在毛主義的理論世界裡官僚主義的概念是缺席的,那裡的敵人只有「資產階級」(或者「資本家階級」)。然而,正如丹尼爾所說,這裡存在著多重的鬥爭與威脅。他指出:「我們被外部的資產階級敵人和內部的官僚主義敵人雙重地擊敗了。」[16]

很多作家(尤其是丹尼爾引用的)會分析與階級聯繫而又有自身獨特性的「社群機體」(corps sociaux)。[17]但我們亦應該根據階級之間的力量關係,而勾勒出作為制度一部分的政黨其在社會政治劇變的階段的形態。但是工人運動自身的官僚化並非邁向共產主義道路上的意外。丹尼爾反對這樣一種「膚淺的理論」,其「認為官僚現象乃是在文化上落後的社會的特有結果」,或是特定組織形式的產物。「事實上,有更多社會的自我發展,就產生更多不同的官僚主義形式:國家官僚主義、行政官僚主義、知識與菁英官僚主義。」

然而,非政黨性質的工人和社會運動的群眾組織(如工會、非政府組織、反歧視鬥爭組織),相比政黨並不必然有更多的民主和更少受到官僚化的威脅。[18]丹尼爾堅持,從全球範圍來看我們應該「思索的方式:政治和權力去專業化、限制民選代表身兼副職、消除物質與道德的特權以及確保義務的輪替。」 正如馬克思從巴黎公社的經驗而得出的教訓[19]、這亦是列寧提倡的,要與在社會之上的資產階級國家作出決裂。

這並非特殊現象,沒有萬靈丹可以完全避免發生。「關鍵在於採取警惕的措施和抑制官僚化的趨勢。」「真正的解方,有賴於經過長期地對勞動分工作出根本轉變和勞動時間的大幅減少。」我們能夠透過來自多種流派的批判思潮——經濟學、社會學、生態學、性別研究和後殖民主義——作為重要的思想武器,而為這個更深層的「共產主義」的平等目標作出動員。

對兩種共產主義取徑之間張力的拿捏和疏理

我們認為(與丹尼爾一樣),對這個藉著與時間無關的「不變項」的共產主義取徑,其若能夠給予一個有力的概念和保持倫理學上的延伸,如要這樣做到,前提條件是不能放棄歷史的分析。可是,由誰來判斷和如何判斷?

無聲者的聲音(La voix des sans)……在由統治階級所書寫的每個階段和時期的歷史裡,我們需要訪尋那些「被遺忘者」的歷史啟示,作為反對抽象的偽普世主義。丹尼爾在就這個問題上與洛伊一樣,強調本雅明的貢獻在於轉向「無聲者」的聲音——不能發聲者、被壓迫者、被征服者,也就是被遺忘者:女性、奴隸、被殖民者、草根社區的平民以及遭受不同方面和形式的被壓迫的人。[20]為了被壓迫者對過去與現在的意義的占有,以民主的鬥爭而對歷史的多重占有,從而成為贏得「霸權」的其中一部分。在世界各地,反對統治者將一種「官方歷史」合法化的嘗試。[21]

全球範圍內,反動意識形態的進攻有不同的形式:由將共產主義等同為斯大林恐怖統治的古拉格這種立場出發,而對1989—1991的翻天覆地的變化解釋為擁護資本主義的「革命」和「歷史的終結」;嘗試美化(法國)過去的殖民統治,而對過去反法西斯和反帝國主義的抵抗運動進行污名化[22];藉由變化不定的國際法而對以色列新的「文明戰爭」予以合法化,從而模糊猶太復國主義的殖民主義……反動意識形態的目的要說成所有這些反動事業和統治機關的權力都是美好的。所以,我們要透過擴展公權力作為「警惕歷史的工具主義化」。[23]清算的責任,將看到的所有這些反對不正義的犬牙交錯的「社會抗議」加以吸收而使其成為共同資產。

對於優秀的共產主義者來說,只有多元的亦因此是民主的才是恰當的方式。應該消除那些使自身儼然成為最高審判官的政黨、國家、流行的意識形態或專家。但這並不表示民主共產主義不需要政黨、行政機關、專家和反菁英者。尊重共同體規則的組織自由和表達異見的自由、亦同時有助於機構以其方式判別議題,這十分重要。[24]

結論:重新構述而開啟更多的工作

羅莎‧盧森堡所看到而強調,布爾什維克限制了黨內的民主,而令到自身蒙受損失——因此,這便有利於斯大林主義化。但是,「短暫的蘇維埃世紀」不是侷限在斯大林的蘇聯。丹尼爾對巴迪歐所作的辯論裡,欠缺了充分提及同樣被各地共產黨鎮壓的許多「共產主義的」現實:1956年的匈牙利和波蘭的工人議會、布拉格之春、1968年的南斯拉夫自治運動、和1980年波蘭的大罷工和要求自治的團結工會運動……

和丹尼爾一樣,我們作時間回溯,回顧歷史過程而汲取所有鬥爭失敗的歷史,對在這個重述中對兩個面向取徑的充分假定:「一種為逃避歷史批判的清算的誘惑,其導致將共產主義理念化約為一些與時間無關的『不變項』、關於正義和解放含糊不清理念的同義詞,……而是應該對這些『不變項』採取歷史和政治形式的分析(在資本主義時期之前或由它之後、在不同的地方和脈絡之下)。」

這不止是要確定「在資本主義時代的特定解放形式」的問題,而是因為所有的社會(過去的和未來的、無論它有多麼正當的理由)都得從反對不平等和壓迫的起義怒火之中服膺這種批判。這毋須要同意這個概念才懂得這樣做。[25]

我們提出的「清算的責任」的準則,以非宗派、非規範和非教條的有關方式,但最終是忠於平等和解放之目的。

「對能力的真正考驗……是在跨越『門檻前』的駐足。在一個持續的微妙的過渡之中……沒有最終的確定性。在跨越門檻之前,這過程之中必然帶來焦慮。」[26]


註腳:


[1]. Daniel Bensaïd, 〈共產主義的力量〉(Puissances du communisme) , 2009, Article publié sur ce site.(校按:文章見《本薩依德文庫網址》

[2]. 本文來自丹尼爾過世兩年後在阿姆斯特丹舉辦紀念他的研討會上的報告《保衛共產主義》,旨在討論斯大林主義和官僚主義的問題。文章亦收錄在紀念丹尼爾‧本薩依德的文集《不是時候》(l’intempestif),《探索》(La Découverte)出版社,巴黎 2012。

[3]. Daniel Bensaïd,《幽靈的微笑》Le Sourire du spectre, éditions Michalon, Paris, 2000, p. 37.

[4]. Daniel Bensaïd, « Puissances du communisme », 2009. Article publié sur ce site.(校按:文章見《本薩依德網址》

[5]. Cf. débats « pour un socialisme du XXIe siècle » sur le site de Michel Husson : http://hussonet.free.fr校按:文章見《本薩依德文庫網址》

[6]. Daniel Bensaïd, 《一個假設的共產主義:關於巴迪歐的〈共產主義的假設〉》« Un communisme hypothétique. A propos de “l’Hypothèse communiste” d’Alain Badiou », 2009. Article publié sur ce site.(校按:文章見《本薩依德文庫網址》

[7]. Daniel Bensaïd, 《縱向的不光采》 « L’inglorieux vertical », 1992. Article publié sur ce site.(校按:文章見《本薩依德文庫網址》

[8]. Cité par Daniel Bensaïd in « L’inglorieux vertical », art. cit. : Charles Péguy, « Deuxième élégie », Œuvres en prose complètes, Paris, Gallimard, La Pléiade », tome I, p. 351. (校按:本薩依德引述佩吉的句子,出自佩吉的著作《第二哀歌》〔« Deuxième élégie »〕

[9]. Ibid.

[10]. Ibid.

[11]. Ibid.

[12]. Erwan Dianteill et Michael Löwy,《宗教與社會》Sociologies et religion, t. II, 〈異見的取徑〉Approches dissidentes, Puf, Paris, 2005.

[13]. Daniel Bensaïd, 〈烏托邦與彌賽亞主義:布洛赫、本雅明和虛擬的意義〉« Utopie et messianisme : Bloch, Benjamin et le sens du vituel », 1995. Publié sur ce site.(校按:文章見《本薩依德文庫網址》

[14]. Daniel Bensaïd,〈馬克思與林木盜竊:從窮人的日常權利到人類的幸福〉« Marx et le vol de bois : du droit coutumier des pauvres au bien commun de l’humanité », 2007. Publié sur ce site. (校按:文章見《本薩依德文庫網址》。 Daniel Bensaïd, 《被剝奪者。馬克思、林木盜竊者和窮人的權利》Les Dépossédés. Karl Marx, les voleurs de bois et le droit des pauvres. La Fabrique, Paris, 2007.

[15]. Cf. note 5.

[16]. Daniel Bensaïd, Le Sourire du spectre, op. cit., p. 36.

[17]. Ibid. p. 85.

[18]. 有關這個計畫,丹尼爾和其他人一樣,受惠於第四國際內部有關的辯論黨內的管理關係(尤其是性別)的關注、權利的成文規定、尊重群眾民主運動以及對於官僚主義的分析。Ernest Mandel, De la bureaucratie, La Brèche, « Cahiers rouges », Paris, http://ernestmandel.org

[19]. Karl Marx, Friedrich Engels, Inventer l’inconnu. Textes et correspondances autour de la Commune, précédé de « Politiques de Marx » de Daniel Bensaïd, La Fabrique, Paris, 2008. (校按:馬克思、恩格斯有關對巴黎公社的討論文件和信件,附近本薩依德的《馬克思的政治》(Politiques de Marx)著作裡前部分。

[20]. Michael Löwy., Avertissement d’incendie, une lecture des thèses « sur le concept d’histoire », Puf, « Pratiques théoriques », Paris, 2001.(校按:引自洛伊討論本雅明《歷史哲學論綱》的著作《警世鐘》(Avertissement d’incendie))Lire aussi « le point de vue des vaincus dans l’histoire de l’Amérique latine : réflexions méthodologiques à partir de Walter Benjamin », http://europe-solidaire.org.

[21]. 這種抵抗的意識形態,其引起在2007年10月20—21日於斯洛文尼亞首都盧布爾雅那所舉辦的國際會議,當中這些參與會議的年輕歷史學家對於新的官方歷史提出質疑。« Uneventment of History – The Case of Yugoslavia. » Catherine Samary, « Yugoslav History in the Cold Wars ».(校按:英文講稿見此連結

[22]. 有關的抵抗,尤其是法國的歷史學者反對2005年2月修訂的法例(校按:規定學校課程要教導學生對法國過往的殖民主義有「正面」的認識),見網頁:http://clioweb.free.fr

[23]. 基於上述提到的衝突,而成立的「關注對歷史公開運用之委員會」(Le Comité de vigilance face aux usages publics de l’histoire)(http://cvuhblogspot.fr),研究並闡明對於歷史詮釋的辯論和衝突。見網頁(校按:由於所附網址已失效,所以不予列出)。

[24]. 我們這裡不能介紹由丹尼爾(在這裡或其他地方已引述的眾名作品)所激起的對於社會主義民主的辯論。請參閱胡森(Michael Husson)的網頁:http://hussonet.free.fr

[25]. 我發展了這個論點,並且在2000年第四國際的雜誌所發表的文章,有關對「蘇聯性質」的概念上的討論,見網頁:http://csamary.free.fr

[26]. Daniel Bensaïd, « L’inglorieux vertical », 1992. Article publié sur ce site.(校按:文章見《本薩依德文庫網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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