肯．洛區（Ken Loach）：「媒體的文化控制，危害尤烈！」

宋治德 翻譯

受訪者：肯．洛區（Ken Loach）
採訪者：里古萊 （Laurent Rigoulet）

法國《電視全覽》（Télérama）（譯按：附屬法國《世界報》【Le Monde】集團的綜合文藝週刊）網址，2014年7月2日上載之文章。

     

7月2日本週三（譯按：2014年）公映的《吉米的舞廳》（Jimmy’s Hall）（譯按：台灣譯作《自由之丘》，但南韓導演洪尚秀早有同名電影，所以譯者還是用《吉米的舞廳》。香港則譯為：《翩翩愛自由》。），或會是肯．洛區（Ken Loach）的最後一部電影。一位富戰鬥性導演——他完全沒有失去對社會黑暗面的憤慨之情——的訪談。

肯．洛區用夏天時間來思考，《吉米的舞廳》或將是他最後一部電影。當拍攝工作對一個剛度過78歲生日的人似乎已是無法駕馭的考驗時，他去年便表達了退休的意願。他提及會致力製作以檔案為主要部分的紀錄片，他說：「這對退休者而言是高雅的消遣。」但之後他又改口，表示仍未作最終決定。他說：「力量終有枯竭的一天，就如足球員不再能把球在恰當時刻傳出來。電影是項集體的工作，電影製作人面對其身邊竭盡所能的合作夥伴，他負有責任。他必須能夠勝任。我們不能光說：『我要拍一部片』，結果交不出來。」肯．洛區在約定的時間，已在巴黎一間茶館裡，他看起來精神飽滿和悠閒的樣子。他對日後未有打算，但素性樂於談他的電影工作。

問：在《風吹麥動》（The Wind that Shakes the Barley）拿下金棕櫚獎的8年之後，是什麼令您又執導一部有關愛爾蘭歷史的新電影？

是我與電影編劇保羅．萊弗蒂（Paul Lavery）的討論，我與他已經合作了20多年。我們幾乎每日透過簡訊、電郵、電話交換看法。我們無止盡地在觀察人們，評論時事、和激勵我們的歷史故事（其突出社會的殘酷、當然也包括它的喜劇面）。一般而言，這些題材來自當代的敘事，但有時來自過去出現的人物，正如《吉米的舞廳》電影主角吉米．格拉頓（Jimmy Gralton）——1930年代唯一一位曾被愛爾蘭政府遞解出境的激進共產主義者。保羅從一位戲劇導演的朋友聽聞此人故事，而當他著手研究時，他發覺有關此人的所有資料已從國家檔案裡消失了。那人的歷史記載已被滅跡了。

問：他的故事是否也是一種講述今日世界的方式？

吉米．格拉頓開放一個廳室作為舞蹈晚會和政治集會的場地。他不顧教會的反對，想創造一種讓音樂、歡樂、願望和思想不受拘束的自由空間。在我來看，這在今日情況下仍是「攪擾」現狀的一種舉動。媒體已代替了昔日在講壇的神甫角色，告訴我們什麼該做和不該做。媒體的文化控制，危害尤烈，因它將另類的論述邊緣化。而使激進思想只會招致猜疑，顯得怪誕、不合時宜和全不可信。

我們時代正是1930年代的寫照。在金融災難的衝擊下，世界經歷了全面的衰退。在英國和愛爾蘭，失業是個重大的問題，但這一點也不能將責任推向保加利亞、波蘭或羅馬尼亞的移民……極右派興起，左翼力量薄弱和分裂。對我而言，拍一部歷史片是個棘手的問題。我始終須要有充分理由去冒險拍古裝片：面對鄉愁的陷阱、蹩腳的彩色畫片、歷史的傳說。尤其因為我討厭長過1小時45分鐘的電影，我認為這是觀眾所能承受的極限了。任何電影不應超過一場足球比賽的時間。

問：當您電影《風吹麥動》剛在英格蘭公映時，受到保守派輿論的猛烈攻擊，情況改善了嗎？

有個時期，我是祖國的敵人：我用公帑為恐怖分子拍了部宣傳片。1990年的《致命檔案》（Hidden Agenda）在坎城影展裡，我被扣上「愛爾蘭共和軍代表」的帽子。今天平靜多了。我獲得非常正面的評析，但也有特別惡意的攻擊。例如一位女記者，說我憎恨女人，我完全不明所以……

繼《風吹麥動》8年之後，肯．洛區再次拍攝在1930年代初的愛爾蘭。
（譯按：《風吹麥動》背景是1920年代的愛爾蘭）

問：您最近在《衛報》，對影評（譯按：指專業影評人）開始作出責難，根據您的說法，它應該交給普通民眾……

他們胡謅的玩笑，誇張地將我形容為一位怨恨滿腔的酸腐老頭子，這是一種挑釁。對於電影界的批評，我當然非常尊重亦非常習慣，尤其是沒有他們的積極支持，我無法拍出自己的電影。然而，我所表達的失望，當中是有些許的真確。我常覺得英格蘭的影評，對我電影的實質內容不感興趣，他們只討論形式、風格和演員。即使我試圖將他們帶入這個世界及其問題之中，他們仍自我限制在某些規範和評價裡。在我與觀眾的直接討論裡，我感覺他們自己直接走入歷史的關鍵之處。例如，以《吉米的舞廳》來說，討論圍繞：當現今教會的影響力消退下，支配論述目前所表現的方式。

「在英國，

如果你聽收音機或看電視，

我們國家是沒有歷史的。」

問：您50年的電影工作，敘述了20世紀大不列顛許多方面的問題。您好像要構述您國家的一種「反面歷史」（contre-histoire）？

我從未提出這個問題，因為我是想著下一部電影。但是，我總是嘗試處理被官方歷史所消音的某些片段，讓另一種聲音可被聽到。在今天，這是重要的。如果不認識過去的危機，我們便不能處理目前的政治危機（譯按：從上下文，洛區似乎是指或至少也包括經濟危機）。危機是週期性的，然而，它時常向我們表現出像是新的。

在英國，如果你聽收音機或看電視，我們國家是沒有歷史的：經濟崩盤初次發生，極右派崛起也是首次的。小孩給二次世界大戰的課程搞得頭昏腦脹，但是沒有人會向他們說明金融家支持納粹黨，而它是維護大財團及其股東的利益。今天實在太可怕了，英國極右派頭子執意將外來移民妖魔化卻愈加受到歡迎（譯按：洛區應指近期迅速崛起的英國獨立黨【UK Independence Party】），推動去規管化、更強硬的新自由主義和取消對富人的徵稅。

問：歷史往往引發您的激情，它從何而來？

我真的不知道。有些小孩是與動物發展出一種特別的關係，而我則與歷史古蹟聯繫上的。在英格蘭，通常在12或13世紀時期的村莊，其中心都會有一個小教堂。我會用我的小相機，從各個角度來拍攝它們。我喜愛這些古老石塊，它們令我回到過去的時代。我漫步在那些中世紀或17世紀內戰的古戰場。我站在那裡，在原野上傾聽來自另外世紀的迴響。一種天真孩子氣的歡樂。青少年開始，我發現了莎士比亞的戲劇並開始有輕微著了魔，他筆下那些因權位爭奪而土崩瓦解的皇朝歷史，令我完全入迷。

「1962（1964）年工黨的背叛，

烙印在我所有的電影裡。」

問：您父母傳給您什麼的文化？

非常傳統的。我母親是裁縫之女、父親是礦工之子。父親有10兄弟姊妹，當中大多在童年已經死亡。他在工廠做電工之類的工作，每星期從收到的信封內領取工資，最終做到車間主任。他當然會有其他的憧憬，但這種生活還是合他意的。他對政治毫不熱衷，看《每日快報》（Daily Express），他其中的樂趣從這種小報裡找到。

我們一家人每年一次去黑池（Blackpool）——英國工人階級的聖地，近利物浦北部有海濱浴場的城市——的度假，深深影響了我。那裡音樂禮堂的表演非常時髦，有我喜愛的歌手和喜劇演員的輪流演出。他們的詼諧既放肆又熱情，以充滿暗示的方式，談及貧窮及其挫折人之事、生活一般問題和愛情故事，令笑聲震動全場。它是帶有一種性壓迫、慾望壓抑的喜劇感，對我日後影響極深。

在黑池旅程的所有事都是好笑的！這些男士（像我父一樣），穿了一套三件式西裝，與他們擦亮的皮鞋、和燙出褶兒的褲子，坐在沙灘上！女士撩起裙子，將腳趾浸入水中。我尤其喜愛麥基爾（Donald McGill）所畫的葷笑話的明信片，他的漫畫活現英格蘭人過假期的滑稽，包括穿了泳衣的胖女人，朝三暮四和沾花惹草的丈夫。

在《吉米的舞廳》裡，吉米開放一個廳室，讓音樂與政治交織一起，因而觸怒了教會。

問：《吉米的舞廳》使人聯想到一個令人振奮的時代，讓創作、舞蹈和政治交織一起。人們想到您工作開始於1960年代。您曾是該時代的流行文化「搖擺倫敦」（Swinging London）的旗手之一？（譯按：指洛區1967年處女作《窮牛》【Poor Cow】亦被評為「搖擺倫敦」式的作品）

我當時已將近30歲且要養家活口，我忙於工作，放棄了這些文化的消遣娛樂。我最早為BBC拍的一些電影裡，用上很多流行曲，但我並不特別在意這些音樂。對這種流行文化所要征服的青年對象來說，我已超齡了10年。不管怎樣，我喜歡披頭四多於滾石樂團，後者令我感到有些矯情造作。披頭四音樂是兼有搖滾樂和黑池文化（孕育玩笑和歌曲）的產物。他們有自然的幽默感，和操著在媒體很少聽到的北方工人的口音。

問：您的電影裡展現工人階級的人物（他們沒被貶低也沒被抬高）成為您工作的首要動力。在您之前還有誰也曾這樣做過？

在電影方面，紀錄片的製作人有1930年代的格里爾遜（John Grierson）和勒塔（Paul Rotha）。還有「自由電影」（Free Cinema）（譯按：「自由」是區別於以票房為考慮的電影工業）的先驅者安德森（Lindsay Anderson）（《孤獨的報酬》【This Sporting Life】）或賴茲（Karel Reisz）（《年少莫輕狂》【Saturday Night and Sunday Morning】）（譯按：賴茲著名代表作就是改編自福爾斯【John Fowels】小說的《法國中尉的女人》【The French Lieutenant's Woman】），他們拍攝1960年代的敘事，開啟了紮根於北部工人階級的歷史。但他們只維持了三或四年，便回到倫敦或是經受不住炮製好萊塢式電影的誘惑。他們沒打算長期投身工人階級的電影，他們視工人地區為一種異國特色的布景，最終放棄了這個戰場。

憑恃我們青年人的精力和傲氣，我們批判他們並說要比他們走得更遠。對我們而言，讓無產階級發聲，是一種改變歷史進程的政治行動。我最初拍攝的影片所合作的編劇和製作人，他們與我有相近的想法。我們是托洛茨基主義者，依循政治教育的課程，每星期要讀一篇文章並在週五一起討論。我們為工黨派發傳單，工黨在1962年贏得大選（譯按：應為1964年）。但我們很快明白，工黨政府沒有絲毫要改變社會的意願。這種背叛烙印在我所有的電影裡：每一屆工黨政府——尤其是布萊爾——都證實了我的看法……

「我嘗試儘可能

不去指導演員，

而是創造一種情景，

讓他們身處其中並作出反應。」

問：您在公共電視的黃金年代成為導演，而那時的節目領導決心要辦「為人民服務的藝術」。您是怎樣來到BBC的？

純粹為了生活需要。我必須養家活口。我做過戲劇導演，從未想過要當電影導演，我會接受任何的工作。我曾上過BBC一個培訓課程，其主要內容學會物業的運作管理，包括如何弄清楚走廊位置，如何填寫表格等等。有一天早上，某位導演來向我們示範如何運用一部攝影機，然後我發現自己已經在指導一部警匪片了……

問：電視在那個年代是一個真正的實驗室嗎？

我們深受法國新浪潮電影那種自由風格的影響，那些電影工作者運用蒙太奇手法的主張，尤其是他們使電影「走上街頭」的方式。在BBC，電視影片的拍攝都是在攝影棚，我們暗中施計用這些16厘米攝影機「逃跑」去做自己的事。一切都改變了，這是一場真正的美學革命：燈光、布景、也同時包括演員，都浸淫在全新的環境裡。我們的成功是靠集體的力量，我們同時亦成功左右了非常官僚化的公共服務制度。我們進行游擊戰，我們實在覺得是在作政治的介入。我們的戲劇是在週三晚上新聞之後，9點15分播送。對我們而言，這是一種典範，一種完全是布萊希特的方法：以小說的批判距離來談論同樣的新聞。我們每部電影都是一項小小的宣言。

問：從1960年代起，您找到了一種「真實」的形式，將職業、和普通民眾（譯按：指非職業的）的演員重新結合起來，例如在《吉米的舞廳》裡飾演男主角母親的演員，她有出色的發揮……

我們就在歷史所發生的地點進行拍攝，我們亦通常會在那裡找尋演員。在1968年，我們在約克郡（Yorkshire）的一個班級裡成功找到《小孩與鷹》（Kes）的小孩。我們在愛爾蘭鄉鎮斯萊戈（Sligo），找到《吉米的舞廳》戲裡的母親。難以想像她竟然是來自都柏林。當一個人在農村地區活了一輩子，她的臉龐、所有姿態、所有用詞自然會受到薰染。然後，像我所有的電影一樣，我嘗試在鏡頭前讓她呈現出自己的某些特質。我嘗試儘可能不去指導演員，而是創造一種情景，讓他們身處其中並作出反應。

  

  問：您曾學過戲劇，您是哪類演員？

  是糟糕的，肯定的……我想過要演出大型節目，但除了自己沒有人會認為我有任何這方面的才華……

  問：您會跳舞嗎？

  英格蘭的男人不跳舞的。除了在醉酒或結婚之外，或兩者兼有……

  肯．洛區重要紀事

1936 在華威郡（Warwickshire）的納尼頓市（Nuneaton）出生

1964 為BBC拍首部作品

1969 《小孩與鷹》（Kes）公映
1985 在柴契爾年代，拍攝煤礦工人大罷工的紀錄片《你站在哪邊？》(Which side are you on?)

1995 有關西班牙內戰的電影《土地與自由》（Land and Freedom）公映（影評）

2006 《風吹麥動》（The Wind that Shakes the Barley）贏得坎城金棕櫚獎（影評）

2013 回到政治紀錄片的《1945年的精神》（The Spirit of 45）

謝謝你，洛區先生——肯．洛區導演的《土地與自由》

                          邁克爾．奧達（Michael Eaude）

   宋治德譯

【譯按】英國著名左翼導演肯．洛區（Ken Loach），他名字對中文世界的觀眾並不陌生。但評論他電影的中文文章，能從左翼角度分析及有深度的卻不多。最近洛區還吐露今年（2014年）暑假公映的Jimmy’s Hall或會是他最後的一部電影，他打算退休了！這促使譯者開始想把過去外國介紹過洛區的一些好文章，陸續翻譯成中文。以下這篇舊文，是譯者所看過的其中一篇不錯的文章。原文出處：《新政治家與社會》（New Statesman & Society）週刊，第8卷，第372期，1995年9月25日出版。

去年（譯按：1994年）在西班牙取景和這週（譯按：1995年9月底）在英國公映的《土地與自由》（Land and Freedom），是肯．洛區過去20年來最具雄心和直接以政治掛帥的電影。他重新帶出他在1973年（譯按：1975年）《希望的年代》（Days of Hope）——有關1926年總罷工的著名史詩式電視作品——裡的爭論，處理改良抑或革命的棘手問題。左派曾一致地陶醉於過去洛區式反保守黨的嘲諷抨擊，但直至這部影片4月開始在西班牙公映後而出現了分化。

但是西班牙的媒體對這電影卻充滿贊美之辭。西班牙馬德里《世界報》（El Mundo）的熱情評論，其不含諷刺意味的標題寫道：「謝謝你所做的一切，洛區先生。」《國家報》（El País）的影評熱烈贊揚：「這親切而又令人憤慨的畫面……無與倫比的……是對一個自由西班牙的回憶所作的最美麗致敬的電影。」《土地與自由》不但獲得重要的成就；還成為流行熱門的電影（譯按：這裡指西班牙），長據十大電影排行榜達3個月之久——在由好萊塢主導電影市場的國家（像英國一樣），這完全是一項了不起的成績。

  由詹．阿倫（Jim Allen）編劇和視差（Parallax）機構製作，《土地與自由》處理如何與法西斯主義作鬥爭的問題。電影以1937年巴塞隆納的五月事件（譯按：反佛朗哥法西斯陣營內部，共和派、西班牙共產黨、蘇聯斯大林的軍隊的一方與另一方的無政府主義工團組織CNT、傾向托洛茨基主義的馬克思主義統一工人黨POUM所爆發的戰鬥。）發生前後作為故事背景，五月事件的挫折（譯按：指對反法西斯和反斯大林主義的革命力量），成為西班牙內戰的重要轉捩點，洛區帶出在革命政治和跨階級聯盟的人民陣線（它標誌回到森嚴等級制度的軍隊和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之間的衝突。

  影片故事講述一位英國失業的青年共產主義者大衛，受到感召而遠赴西班牙參與反法西斯的鬥爭。一次偶然機會，他在阿拉貢（Aragon）前線遇到幾位屬於托洛茨基主義POUM武裝組織的成員——這是實際發生在幾位共產黨員身上的事情，包括英國詩人康福德（John Cornford）（譯按：康福德是著名生物學家達爾文的曾孫）。大衛認為（像喬治．奧威爾）須要一支更有紀律的軍隊，但他在五月事件中捲入了街頭戰事而改變了他的想法（譯按：大衛當時是屬於共和派、蘇聯陣營），令他確立了這種看法：西班牙共產黨要建立一支集權的軍隊，意味著1936年革命的終結。他將共產黨黨員證撕毀後回到了POUM的武裝組織，故事結局是革命被背叛和遭到挫敗。

  在西班牙，《土地與自由》不僅引起參加過內戰的老兵和歷史學家的共鳴，而且激發大批年輕人的熱情並擠滿了電影院。電影散場後，青年們走出了電影院說道：「我從來不知道這事。」這有力駁斥了一種偏狹的評論，認為當今青年只是熱衷於消費商品的隨波逐流的一代。這確實是首次在學術和左翼刊物的圈子以外，討論西班牙內戰的問題。

  但是已60年了，這還重要嗎？在這新的後蘇聯時代（譯按：當時蘇聯解體後還不久），一部關於革命的電影不是有點過時了嗎？現今，當幾乎所有形形色色的左派都全速向右轉和各共產黨自動地自我解散，斯大林主義是個容易的攻擊目標。但是洛區強調：「斯大林主義的政治——階級合作，仍然纏擾著我們。」

  在西班牙，當然斯大林主義更不是一個抽象的歷史現象。最近由加泰隆尼亞電視台製作的一部電影《尼古拉的行動》（Operació Nicolai），利用了莫斯科的檔案，指出蘇聯和西班牙共產黨參與了謀殺POUM的領導人安德魯．寧（Andreu Nin）。幾乎所有仍存活的西班牙共產黨和加泰隆尼亞共產黨的領導人，都譴責謀殺安德魯．寧的事件，但同意：儘管斯大林主義有令人遺憾的過火行為，其基本政治策略是正確的。《土地與自由》正是挑戰這種觀點：洛區認為，人民陣線為了貫徹其策略，而必須鎮壓革命。而「過火行為」正是這種策略的必然組成部分。1937年五月事件之後，共和派一方相比法西斯分子的最大優勢——建立一個美好世界的群眾熱情——被消滅殆盡。

  對這部電影最有名的批評，來自80多歲前西班牙共產黨和以前歐洲共產主義（Eurocommunism）的權威人物——卡里略（Santiago Carrillo）。卡里略寫道：「在左翼視野的洛區電影裡，扭曲了和貶低了西班牙人民反法西斯的鬥爭。……批判斯大林和斯大林主義的後果，令到我們看不到在現實裡的法西斯主義。……其結果表明一個不值得為之奮鬥的共和國。」

  洛區對此的回應，他提醒卡里略他在當時曾強烈指責過POUM是法西斯分子。卡里略雖然承認卻有點滿不在乎似的，他為自己開脫的理由﹕「許多普通平民也會如此」——這是一位西班牙共產黨前領導人失憶的解釋，但他曾在其出版的著作文章及公開講話告誡過「普通平民」，要視非托洛茨基主義者為托洛茨基主義者和托洛茨基主義者為法西斯分子。

  洛區一直忠於他的電影創作風格來呈現這種歷史的複雜性——儘管有語言差異、和在國外地方存在的困難，他仍起用非職業演員和即興的拍攝。他找到無政府主義者和共產主義者扮演在POUM武裝組織內的法國、意大利、德國、英國、愛爾蘭和美國的志願者的角色，就像在他《頂硬上》（Raining Stones）裡用真實的建築工人、和在《希望的年代》裡用真實的工會會員。他老是說：「階級，你不能裝扮的。」

意大利導演彭特克沃（Gilles Pontecorvo）和希臘裔法籍導演加拉夫斯（Costa-Gavras），兩人過去30年製作了優秀的政治驚悚片。洛區顯示出他同樣能做到：1990年發行的《致命檔案》（Hidden Agenda），就這樣一舉令他在歐洲成名。但是洛區選擇了不同類型的電影，讓歷史透過工人階級的實在經驗而被重新詮釋。他捨棄了他早期構思將喬治．奧威爾小說《向加泰隆尼亞致敬》（Homage to Catalonia）拍成電影的想法，就是為了擺脫喬治．奧威爾的看法：過度強調知識分子在內戰中的作用。他說道：「國際工人階級的團結是西班牙人民的最好朋友。」

洛區著名的即興技巧、時間順序排列的拍攝和盡可能再現真實的情況（劇作家格里菲思【Trevor Griffiths】曾觀察道：「如果洛區能拍一部不用攝影機的電影，他會這樣做的。」），並非只是花招而已。它們都是用來表達洛區其政治目的的工具：合乎政治內容所需要的形式。從告訴人們去想什麼這意義上，革命宣傳行不通了。但是，洛區藉著展示出人們透過自身的經驗如何改變思想觀念而使觀眾參與其中。這就是他電影巨大感染力的來源。這也是為何他是個如斯具顛覆性的藝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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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閱讀：
法國《電視全覽》（Télérama）肯．洛區之訪談

《風吹麥動》（The Wind that Shakes the Barley）影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