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1月5日

訪談:馬克思主義與精神損害(Interview: Marxism and Mental Distress)

伊恩‧弗格森(Iain Ferguson          宋治德

【譯按】
伊恩‧弗格森(Iain Ferguson)目前為英國西蘇格蘭大學(University of the West of Scotland)社會工作與社會政策學榮譽教授,著作和合著有《反思福利:批判的視角》(Rethinking Welfare: A Critical Perspective, 2002)、《奪回社會工作:挑戰新自由主義與促進社會公義》(Reclaiming Social Work: Challenging Neo-Liberalism and Promoting Social Justice,2008(台灣已出版中譯本)、《激進社會工作實務》(Radical social work in practice,2009)以及2017年新作《心智的政治:馬克思主義與精神損害》(Politics of the Mind : Marxism and Mental Distress,2017),還發表了不少相關領域的學術文章。弗格森亦是英國激進左翼政黨「社會主義工人黨」(Socialist Workers Party)的資深成員。文章原載於《社會主義評論》(Socialist Review2017年十一月號 429期。

弗格森在訪談中著重提到的R.D.萊恩(Ronald David Laing1927—1989),又譯作連恩,是蘇格蘭精神病學家。他在1960年發表《分裂的自我:對健全與瘋狂的生存論研究》( The Divided Self: An Existential Study in Sanity and Madness)一書(中國已出版中譯本),引起廣泛關注。他分析思覺失調症(schizophrenia)而形成自己的學說,認為人對自己存在的不安全而促成防禦反應,在反應中自我分裂成幾個分離組分,引起一些精神病症狀。他反對當時通常對精神病症的療法,如住院、腦白質切除術(lobotomy)、電痙攣療法(electrical convulsive therapy)等。甚至反對精神疾病的概念,而把它看作是由家庭關係和社會引起的,認為要從根本上重新設想精神病醫生的作用。


作者伊恩‧弗格森(譯按:以下回答部份簡稱弗)在《社會主義評論》(Socialist Review)談到他的新書《心智的政治:馬克思主義與精神損害》(Politics of the Mind : Marxism and Mental Distress)。

問:抑鬱症(depression)和焦慮症(anxiety)令人們感到是現時的流行病。兩者正受到更多的談論,而且亦經常被連繫到人們失去工作的問題來討論。為什麼圍繞精神健康的議題近期會湧現出來?

弗:我認為唯一最重要的原因,是因為人們受到精神損害的水平全面的大幅上升,或許最明顯來自於人們受到失業、工作能力評估和無論如何要回到工作而離開救濟的壓力所致。

所以,不止是在英國,而且在其他國家例如希臘,我們看到抑鬱症和焦慮症的大大增加,還有自殺也是。其他的群體也受到影響,例如飽受高程度的焦慮和抑鬱的年輕人尤其是年輕女性的人數大幅上升——可能與社交媒體的競爭有部份關係。但在工作中的人們——窮人、低收入工人——患上焦慮症和抑鬱症亦同樣在增加,其中有些涉及負債、有些涉及工作不穩定。

這是相當普遍的。我在本書提出,關聯的因素是在新自由主義社會中的生活壓力,不論是勞動強度的增加、負債或救濟停付的懲罰(benefit sanctions)

問:你為什麼現在寫這本書?

弗: 寫這本書的主要原因,是要挑戰一個醫療模式,它認為精神損害——無論是被標籤為抑鬱症、焦慮症、思覺失調症(schizophrenia)或其他什麼的精神疾病——與人們生活中發生、社會中發生的事情無關。它的特定模式是將精神損害個人化。

本書的起點是要挑戰這一點,並且提出目前的精神損害的水平,其增加是與資本主義對人們生活造成的壓力有莫大關係。

另外兩個因素也很重要。一個是最近的辯論——尤其是在倫敦的「馬克思主義節」(Marxism Festival)和《社會主義評論》(Socialist Review)內頁——關於對精神健康和精神損害的理解的不同方式。這是對弗洛伊德、神經科學(neroscience)等等的辯論。我嘗試處理其中一些問題。

第二個令到精神健康在近年浮上檯面的因素,是「殘疾人士反對削減援助」(Disabled People Against Cuts)組織的作用。目前危機的正面影響,是動員了大量的經常飽受精神損害或相類問題的人,起來挑戰產生這類問題的種種因素。

問:你所描述的醫療模式為什麼會成為宰制性的?它存在了多久?

弗:這是一個超過150年的宰制模式。首先是意識形態的緣故:它將精神損害的原因定限於個人的內在,這顯然是一個非常省事的解釋。這表明問題出在我們的大腦或我們的道德缺失。毫不奇怪,它製造污名,令到正飽受精神損害的人們覺得在某程度上他們失敗了,或被標籤為失敗。

其次,一個主要因素是這個想法:這裡有一種疾病,這裡便有一種治療用劑,藥丸或其他便可以解決。這並不奇怪,儘管有很多證據證明治療用劑沒有真正發揮作用,但製藥業仍是全球第二獲利最多的產業。

問:那麼人們在這種醫療模式、如果在資本主義之前,如何談論精神損
        害?


弗:宰制的模式是宗教解釋。精神損害被認為是上帝的懲罰或魔鬼的附身。但除了這個宗教模式的解釋外,還有一個與它並列的、具有唯物的解釋,它從人的身體內部尋找原因。

例如,有關體液解釋(humoral explanations)的一些學說,其認為精神受損乃人身體內部的液體失去平衡所致。這個模式一直到19世紀非常具有影響力。我在本書提到的電影The Madness of King George譯按:港譯《神經大帝》,台譯《瘋狂喬治王》),對此療法描述得很好。

但是,我在本書中強調的是,尤其在大規模的社會變革時期,如從封建主義到資本主義或者法國大革命時期,我們可以看到更為進步的解釋湧現,它們從人們生活中的事件而造成的精神壓力來尋找原因。

問:你如何概括以一個馬克思主義的方法來處理這個複雜的問題?

弗:馬克思主義的方法有三個元素。首先是一個唯物主義的解釋。我們生活在一個不是首先基於滿足人類需要(生理或情緒)而是由利潤積累的需要所驅動的社會。這意味著人類的需要,無論是情緒上、性方面還是其他,都被壓抑、扭曲或異化。這是真正理解精神健康的起點。

第二個是歷史性的解釋,理解為何有關精神健康的特定觀念會宰制特定的年代以及人們自己的生活(在個人生平的細節上)。

有人評論說,我們真正應該要問的問題,不是「你好嗎?(How are you ?)」而是「你怎麼了?(What happened to you ?)」換句話說,這是人們生活中的事件,尤其是(雖然不是純粹的)他們早年的生活,形成他們如何體驗這個世界。

第三個是辯證的方法。這裡有兩個面向,在個人層面上,思覺失調症患者最常見的症狀之一便是對於幻聽的聲音作出反應,不管是害怕、或嘗試應付它們或其他什麼的方式。他們的反應方式往往被視為自身的症狀來看待。

所以,第一點便是人們要主動尋求理解自身的情緒和感受,以及亦要嘗試處理它們。本書的一個主要論點:我們的集體精神健康是由階級鬥爭的程度形塑的。

如果人們沒有作出集體抵抗,他們更會將一些感受到的痛苦和壓力內在化。有相當多的證據表明,人們對現行體制作出集體的抵抗和反擊,對他們的精神健康產生有益的作用。

問:本書中有一句話,「從糾察線到焦慮線」(from picket lines
         to worry lines
)。

弗:是的,這是一句極好的引述。從許多方面總結了我們現在所處的位置。我們可以做的最重大的事來改善我們的精神健康,就是集體地反擊。這與我書中所談到的整個異化問題有關,因為許多的精神損害是有關無力感的。當人們感到和理解他們自己是施動者、自己的力量時,對於他們的精神健康產生非常正面的作用。

問:而且我估計這與人們去看精神科醫生是根本不同的方法。所以,即使他們沒有服用藥物,他們或會被送進國民醫療體系(NHS)接受治療,很大可能是接受「認知行為療法」(Cognitive Behavioural Therapy),它是幫助你改變對事物的反應,很大程度上是在個人層面。

弗:絕對是的,如果這個療法是有幫助,那就好,但認知行為療法基本上是改變你看待世界的方式,而不是改變世界。另一方面,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一個特徵能夠把基本上進步的觀念吸納,並且把它們變成為自己的目的服務。所以,例如目前在精神健康範疇的復元(recovery)概念具有非常大的影響力。它積極的一面是表明,人們不要一輩子都活在精神不健康之中;消極的一面是,它將這個要「好起來」的義務(the onus)放在個人身上。

問:在你的書中,你扼要複述那些對於宰制的醫療模式的主要挑戰,但也探討這些挑戰如何推進其發展。顯然,在精神分析領域的大名是弗洛伊德,你談到他方法上的革新和長處,也有對他的批評。

弗:弗洛伊德本身不是一個革命者,但在他思想裡存在非常激進的元素,其認為社會對人的壓抑和扭曲,不止在性慾,還包括其他的基本需要,這產生了他稱之為神經官能症(neurosis)。

精神分析的傳統,其大部份為一種非常保守的傳統,具有類似將精神損害個人化。但我在書中論證的一個事實是,在馬克思主義內部一直存在著一種察見弗洛伊德思想的激進內核的傾向。

問:是不是當時的一些著名馬克思主義者也與弗洛伊德思想有所關涉?

弗:是的,尤其是在革命時期,如1920年代初的俄國。在研究寫作本書時,我發現而令我最著迷的事情之一是,在1920年代初的俄國,精神分析幾乎達到官方認可的程度。弗洛伊德的書籍是由蘇維埃政府的出版社發行的。他得到了托洛茨基、拉狄克(Karl Radek)、維果茨基(Lev Vygotsky)等人的批判性支持。

在同一時期的德國,許多參與精神分析的人,包括大量的女性精神分析學者,都被弗洛伊德思想所吸引,並視其具有激進的潛力。但隨著精神分析在19301940年代輸入美國而發生了改變,它遠遠地離開激進而成為官方的意識形態了。

問:你談論的另一個偉大的時期是1960年代。再一次一個大規模的動盪和政治鬥爭的時期。與這個時期相關的人物為R.D.萊恩(Ronald David Laing)。他最近變得更受歡迎,今年有一部關於他的電影(譯按:Mad To Be Normal)上映,由坦納特(David Tennant)飾演他。萊恩的貢獻是什麼?

R.D.萊恩(R.D.Laing)

弗:我認為萊恩是一個非常有趣、矛盾的人物。他最初的貢獻是挑戰當時正在使用的治療精神疾病更為野蠻的做法,例如腦白質切除術(lobotomy)(切開腦部)、廣泛使用的電痙攣療法(electrical convulsive therapy)等等。

我認為萊恩是被壓迫者的權利保衛者,因為他認為我們需要聆聽那些被標籤為諸如思覺失調症的人的心聲。他們的行為和反應不僅僅是生理的化學反應,而且是實際與他們的生活經歷有關。

萊恩那時指責家庭和父母造成思覺失調症而受盡批評。我認為這有點不公平,但他在這個問題上有點模稜兩可。

他是非常投入這個時期的新左派運動,和1960年代末在倫敦組織了一個大型的會議。遺憾的是,他在1970年代之後,在智識上的貢獻大大減弱了,個人酗酒問題越來越嚴重。

但在1960年代,萊恩的中心思想認為精神損害有其含義,而我們發掘該含義的方式便是聆聽精神損害病患者的心聲,這一點很重要。現時大量的由實證研究提供的證據,證實了萊恩的觀點,顯示人們的生活經歷——包括他們受虐的經歷——與精神損害具有很強的關聯。

問:在本書的最後部份,你談到過去幾年出現的有關精神健康的新運動,尤其涉及精神健康服務的使用者和像你一樣參與激進社會工作的從業人員和學者。過去的運動形塑了多少這些新運動?其方法有多少是新的?

弗:我們正處於一個非常有趣的時期,這些新運動的基礎的事實是,更多患有精神健康問題的人將不再住在醫院——他們很可能「在社區裡」得到不同程度的支援。

人們現在「在社區裡」這個事實的一個原因是,因為它相比在精神病院更容易組織起來。我認為由於精神健康問題如此普遍,並且對其污名化作出挑戰,這意味著在今日更容易進行組織工作。

毋庸置疑,緊縮政策令到精神健康運動激進化和擴大化,精神健康服務使用者現時在「殘疾人士反對削減援助」組織和其他類似組織的內部非常活躍。

這些運動的特徵是全新的,但我認為有趣的是它們正在返回自身的歷史之中。一個積極的面向是現在稱為「失常研究」(Mad Studies),人們回顧了1960年代甚至更前的早期鬥爭的例子,他們正在找尋像萊恩這類人的想法,和查看他們的思想如何用於今天的脈絡。

我認為或會有更多的辯論,有關身份政治的形式是否推進這個運動前進的最佳方式。在我看來,今日人們受到精神損害的普遍性經歷,意味著對於精神疾病的污名化的扭轉,所以有可能建立一個具廣泛基礎而強大的運動。

過去一年來,全國(譯按:英國)各地紛紛展開了反對關閉社區精神健康服務的運動,服務使用者、工會工作者和不同的活躍分子非常緊密地合作。

在「社會工作行動網絡」(Social Work Action Network)和「心理學者反對緊縮」(Psychologists Against Austerity)等組織中,我們可見服務使用者、社會工作者、心理學者和其他人非常密切地合作,挑戰緊縮政策。

問:最後,為什麼馬克思的異化概念指向一個更徹底的解決精神損害的
                方式?

弗:我想我在這本書中所指出的中心點是,精神損害的根源不在於這個或那個的特定政策或特定意識形態,而是根源於一個——資本主義——社會,它剝奪我們對生活的任何掌控,它拒絕我們要有創造性、形塑事物的最基本需要。

所以,無論從哪方面來看,不管是勞動強度的增加、學童面對的競爭加劇、老年人在日益原子化社會中的孤獨,所有這些不同方面回到了一個相同問題——我們生活在一個以利潤積累需要而不是由人們的社會和情感需要所推動的社會。

那麼,我們真正解決精神健康危機的唯一途徑,就是創造一個圍繞滿足人類需要而不是圍繞利潤積累的社會。


伊恩‧弗格森(Iain Ferguson)的《心智的政治:馬克思主義與精神損害》(Politics of the Mind:Marxism and Mental Distress),由書籤出版社(Bookmarks)出版。

2017年10月21日

列寧如何確立十月革命的路線——《四月提綱》的意義

亞倫‧吉布森(Alan Gibson) 謝凱健 譯       宋治德 校

校按:文章原載於《社會主義評論》(Socialist Review)2017年四月號第423期。副標題為校閱所加。

弗拉基米爾‧列寧(Vladimir Lenin),在俄國二月革命推翻沙皇的五星期後,於1917年4月回到俄羅斯。亞倫‧吉布森(Alan Gibson)舉出了列寧在革命後的路線爭論過程中起了關鍵作用,而他的《四月提綱》(April Theses)可以作為在創新性和領導權方面的借鑒對象。

1917年4月3日,列寧乘坐的火車抵達彼得格勒的芬蘭車站。
                                                                 
《真理報》(Pravda)刊載了列寧在1917年4月抵達彼得格勒的芬蘭車站後發表的演講——《四月提綱》。波格丹諾夫(Alexander Bogdanov)為此形容列寧「是一個語無倫次的瘋子」。


波格丹諾夫是列寧所屬的布爾什維克黨前黨員,認為列寧「語無倫次」而感到震驚的並非只有他一人。在彼得格勒,或是全國各地的城鎮,許多領導都對列寧所提出的分析和綱領感到不安和困惑。其中一位領導憶述指「列寧的提綱給人的印象是爆炸性的」。


想要知道列寧說什麼,需要先知道當時列寧要處理的是什麼問題。在二月革命推翻統治俄羅斯長達三個世紀的羅曼諾夫皇朝的五星期後,布爾什維克的領導層抵達彼得格勒,社會動盪幾乎同時出現了兩股政治力量,一股是代表資產階級的政客和有產者組成的臨時政府;另一股是在起義的五天期間、由叛變軍營和全市工作車間的選舉而產生的工兵代表所組成的蘇維埃。


對於被稱為二元權力時期的兩股政治力量,它們都遇到兩難局面。一方面,沒有蘇維埃的同意,臨時政府的所有舉動都是徒勞無功;另一方面,蘇維埃的領導人認為就算他們擁有壓倒性的力量,但像歷史的律則一樣,應該要由臨時政府作主。


這是因為大部份的布爾什維克黨人都認為,二月革命實現了自失敗的1905年革命以來所追求的目標——一個以無產階級和農民的民主專政領導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這個目標是基於一種觀念,認為俄國的資產階級力量太薄弱、太膽小,不敢以自己的名義進行革命——他們在1917年二月革命的沒有作為或缺席已經証明,布爾什維克黨人認為俄羅斯仍必需經歷資本主義的歷史階段,從而為工人階級的社會主義革命創造條件。


驅使這些蘇維埃領導人移交權力給臨時政府的決定不僅是基於他們對二月革命的分析。起初,大部份蘇維埃的代表是來自小資產階級,這階層的人口傾向選出具自由主義色彩的政治人物。而蘇維埃正在發揮作用。之後,蘇維埃的《一號命令》(Order No.1)文件——托洛茨基形容為二月革命中唯一一份有價值的文件——容許起義士兵自行選舉代表並接管武裝,毋須向臨時政府繳械。《一號命令》亦同時廢除士兵在非值勤時間的軍禮儀式。(校按:《一號命令》亦要求起義士兵返回所屬軍營和接受臨時政府的指揮。


這些領導人希望臨時政府能夠繼續掌權以保衛二月革命的勝利,其不止反對舊沙皇時代的反動勢力,還有抵抗德軍的入侵。這意味著俄國需要與法國、英國和美國繼續保持戰爭盟友的關係。


但這亦意味著需要繼續將數十萬名農民士兵送往前線的殺戮戰場,繼續造成全國的城市和鄉鎮出現糧食短缺及商人囤積居奇。對布爾什維克來說,這是完全背離他們自1914年戰爭爆發以來一直堅守的原則——要令沙俄帝國戰敗,將帝國主義的戰爭變為階級戰爭。然而,對大部份人來說,二月革命已經令這個原則改變了。在列寧抵達的前幾天,一位參與布爾什維克大會的代表表示:「只要和平尚未到來,我們都必須全力作戰,保衛我們在萌芽中的自由。」


正是在這種對於作出什麼決定的思想混亂情況之中,列寧搭乘的火車於4月3日抵達芬蘭車站,列寧從車廂階梯徐徐而下,受到在場數以千計士兵與工人、及不同的蘇維埃和臨時政府的政要歡迎。孟什維克、當時的彼得格勒蘇維埃執行委員會主席齊赫澤(Nikolai Chkheidze)更為他送上巨大花束以示歡迎。


齊赫澤說:「我們認為,現時民主革命的首要任務是要保衛革命,免受一切來自國內外的侵犯。我們希望你會加入我們一起達致這個目標。」一名年輕的海軍將領然後表達他希望列寧成為臨時政府的一員。


根據當時一位目擊者,彼得格勒蘇維埃領導成員蘇漢諾夫(Nikolai Sukhanov)所言,「列寧站在那裡,看來好像對這種歡迎和邀請一點也不在乎。……列寧拒絕了邀請並說:『親愛的同志們、士兵們及工人們,我很高興可以在俄國革命勝利中與大家見面,歡迎大家成為無產階級先鋒隊的一分子。不用多久,人們將會把武器轉向與剝削他們的資本家對抗。因為有你們,俄國革命將會進入一個新紀元,世界社會主義革命萬歲。』」


列寧其後在歡呼的人潮中被簇擁著離開,前往城中其中一個空置宅第,此處亦成為之後該市的布爾什維克臨時總部。據托洛茨基指,列寧緊接著的多場演講,「即使從放手大膽地鼓動聽眾的巨大熱情而言,有時聽起來就像是在斥責。……列寧這些演講就算對他身邊的親密戰友來說,基本印象是非常嚇人的。」(校按:來自托洛茨基《俄國革命史》第一卷第15章


第二天,列寧向布爾什維克大會簡述了他的《四月提綱》——托洛茨基其後稱為革命最重要的文件之一。文件中,列寧指出:

1. 對於支持繼續進行帝國主義戰爭的主張,不應有任何讓步;

2. 當國家「從革命的第一階段到第二階段……權力必須被掌握在無產階級和最貧窮農民的手中」;

3. 不應支持臨時政府——「應該清楚表明它所作的承諾是虛假的」;

4. 必須讓群眾認識到,工人代表的蘇維埃才是革命政府的唯一可能形式。


列寧繼續呼籲廢除警察、軍隊及官僚機構,以及所有民選官員的薪資不超過一般工人的工資,而且這些官員都可以被撤換的。他更呼籲沒收所有土地莊園,並交由當地的農民代表的蘇維埃管理。所有銀行機構必須國有化並由蘇維埃接管,以及由蘇維埃控制社會生產和產品分配。


列寧的想法並非突如其來。列寧從二月事件以來,當時他在蘇黎世流亡,亦一直有寫信闡述他對二月革命的看法,特別是二月革命如何徹底推翻他自己此前的觀點。


他的五封《遠方來信》(校按:列寧在瑞士流亡期間為《真理報》寫的一組文章),指責蘇維埃領導人呼籲工人支持臨時政府是背叛工人的行為。他提到需要「打碎」舊有國家機器,「以一個將警察、軍隊與官僚機構合併起來以武裝全體人民的全新組織」,用以保衛革命,向著「麵包、和平與自由」的目標進發。


但列寧的忠告並未得到注意,其《四月提綱》對蘇維埃全體代表的即時影響,更多的是製造了混亂、甚至是敵意的局面。曾擔任《真理報》編輯而剛從二月事件被釋放的加米涅夫(Lev Kamenev)和斯大林,對《四月提綱》更不贊成,加米涅夫批評《四月提綱》欠缺「具體指示」,同時堅稱二月革命是「資產階級式革命,而非社會革命」。


有很多蘇維埃代表都同意列寧沒有考量現實狀況,是因為他之前的流亡而與俄國社會缺乏實際接觸所致。但接下來的日子,列寧再提出一個尖銳的觀點:「基於我們仍然是少數,我們需要對工作提出批評和揭露錯誤,同時需要宣揚將國家權力轉移至工人代表的蘇維埃的必要性,讓人民可以通過實踐來克服錯誤。」


這個《四月提綱》,在整個彼得格勒布爾什維克的不同會議、和布爾什維克黨內各個派別代表的各種形式的會議上,都產生了討論和辯論。列寧發表對大多數同志的震撼性言論的三週後,他終於在全俄第七次代表大會上贏得了大多數蘇維埃代表的支持。


臨時政府決心要「取得世界戰爭決定性的勝利」並與盟國一起研究瓜分贓物,導致爆發群眾大規模的反臨時政府的遊行和示威活動,這使到列寧主張的勝利變得更容易了。戰艦與軍營爆發了憤怒的兵變,幾天之內,大規劃的示威包圍了臨時政府會議場地馬林斯基宮(Marinsky Palace)。這些事件顯示,廣大的工人及士兵由由支持臨時政府到唾棄他們,並迅速轉向革命行動以結束危機。


列寧的主張獲勝的意義非常重大。布爾什維克此前二十年來一直是重要的左翼黨派,儘管是非法組織及面對不斷的被拘捕和拘留的打擊,布爾什維克在工人階級的鬥爭中已建立起大批熱心的追隨者。當在走向十月革命道路上遇到一個又一個的危機時,他們能夠產生重要影響。


列寧在俄國革命的關鍵時刻抵達彼得格勒,他對「重新武裝」布爾什維克的決心,以及與同志們不斷的辯論,使布爾什維克不僅在政治上獲得越來越多的支持,而且更為即將來臨的十月革命堅定了信心。


2017年10月6日

《雅各賓》雜誌紀念俄國革命一百週年系列:葛蘭西與俄國革命

比安奇(Alvaro Bianchi)穆西(Daniela Mussi    宋治德

譯按:美國左翼雜誌《雅各賓》(Jacobin)為紀念俄國革命一百週年的專案而推出一系列相關討論文章,並與「中文馬克思主義文庫」合作將它們翻譯為中文版本,而為該系列的文章之一。這裡需要說明一下,本文雖然在中國國內已有中譯版本,可惜錯譯之處不少,因此,「中文馬克思主義文庫」認為需要重譯和委託本人負責此事

作者阿爾瓦羅‧比安奇(Alvaro Bianchi)為巴西聖保羅州坎皮納斯州立大學(State University of Campinas)的政治學教授,丹妮拉‧穆西(Daniela Mussi)為巴西聖保羅大學(University of São Paulo)的博士後研究員。一直以來,西方的一些學者(當中包括有自稱左翼的)會將葛蘭西的理論(尤其是霸權理論)與俄國的布爾什維克革命,兩者對立起來,甚至硬說葛蘭西在獄中的思考最後是放棄了布爾什維克的革命模式。本文主要對這種說法提出駁斥,指出在葛蘭西的寫作裡,俄國革命或列寧的布爾什維克的革命,一直是他思考工人階級的自身解放和邁向社會主義革命的參照,這點直到他去世從沒改變。

另外,本文作者引述葛蘭西文章的一些引文,與原英譯版本有所出入,譯者參考了英譯版本而相應作出修繕。


一個年輕的安東尼奧‧葛蘭西所想的俄國革命是什麼?

80年前,1937427,安東尼奧‧葛蘭西在法西斯政權的監獄裡度過了他生命最後十年之後,撒手人寰。葛蘭西在《獄中札記》的理論工作聞名於世,但他對政治所產生的作用,早在一戰期間當他還是一個年經的都靈大學語言學的學生時,便已經開始了。甚至那時,他在社會主義刊物所發表的文章,其不僅對戰爭、還包括對意大利的自由派、民族主義者和天主教文化提出了質疑。

1917年初,葛蘭西在都靈當地的一份社會主義報紙《人民呼聲報》(Il Grido del Popolo)從事記者的工作,並且參與皮埃蒙特版(Piedmont edition)的《前進報》(Avanti!)的協作。在俄國二月革命後的最初幾個月,意大利仍然缺少這方面的消息,它們大部份局限於來自倫敦和巴黎的通訊社的文章翻炒。在《前進報》通常以筆名「小輩」(Junior)發表的一些俄國的報導,是來自一位俄國社會革命黨的流亡者蘇卓安林(Vasilij Vasilevich Suchomlin)。

為了向意大利的社會黨人提供可靠的訊息,意大利社會黨的領導向身處海牙的代表莫爾加里(Oddino Morgari)發了一封電報,要求他前去彼得格勒與革命者取得聯繫。但莫爾加里這次旅程中斷了,於7月回到意大利。420日,《前進報》發表了一份由葛蘭西撰寫的有關國會議員試圖前往彼得格勒之行的記錄報導,稱呼莫爾加里為「紅色大使」,他對俄國事態發展的熱情是顯而見的。葛蘭西在這一點上,認為正在面對戰爭的意大利工人階級的潛力,與俄國無產階級的實力具有直接關連。他認為在俄國爆發的革命,會根本扭轉一切的國際關係。

世界大戰正處於最激烈的時刻,軍事動員深深地影響了意大利人民。葛蘭西的朋友塔斯卡(Angelo Tasca)、泰拉奇尼(Umberto Terracini)和陶里阿Palmiro Togliatti)被徵召入伍往前線,葛蘭西因身體狀況不佳而得以免役。新聞事業成為了他的「前線」。在刊載於意大利《晚郵報》(Corriere Della Sera)關於莫爾加里的文章中,葛蘭西贊賞地引用一份俄國社會革命黨人的聲明,其呼籲歐洲所有政府對於德國的攻勢只採取防禦的策略,放棄對德國的進攻。這是在4月份的全俄蘇維埃代表大會上,以大多數通過的「革命護國主義」(revolutionary defensism)的立場。數日後的《前進報》,刊出了由「小輩」翻譯了這次大會的決議。

但是,隨著新的消息傳來,葛蘭西對於俄國正在發生的事情開始發展他自己的詮釋。19174月下旬,他在《人民呼聲報》發表了一篇名為《記俄國革命》(Note sulla rivoluzione russa)的文章,與當時大多數社會黨人將俄國事件分析為一個新的法國大革命相反,葛蘭西稱它為一個會引向社會主義的「無產階級的行動」。

對於葛蘭西,俄國革命與被視為僅僅是「資產階級革命」的雅各賓模式,截然不同。在詮釋彼得格勒事件,葛蘭西揭示了一個屬於未來的政治綱領。為了繼續推進運動而邁向一個工人的革命,俄國的社會主義者應該明確地與雅各賓模式——系統地使用暴力和文化活動的薄弱——作出決裂。

1917年俄國二月革命後接下來的幾個月裡,葛蘭西很快站到了布爾什維克的一邊,這個立場同樣表達在他認同意大利社會黨內更為激進和反戰的一些派系。在728《俄國的最高綱領派》(I massimalisti russi)的文章中,葛蘭西表示全力支持列寧和他稱之為的「最高綱領主義」政治。據他意見,最高綱領派代表「革命的延續,革命的節奏,因此是革命的自身」。他們對過去沒有任何包袱而體現了「竭盡全力實現社會主義的理想」。

葛蘭西堅持革命不能被中斷,和應該戰勝資產階級的世界。對於這個《人民呼聲報》的記者來說,所有革命面對的最大危險——尤其在俄國——就是認為這個發展的過程已經到達終點。最高綱領派是反對革命中斷的力量,因此他們與這個「革命進程成為最終的邏輯聯繫」。在葛蘭西的推論中,整個革命進程相互扣連,並在運動中——由最堅強和最具決心的人們推動最軟弱和最猶豫的人們——被推動向前。

85,一個俄國蘇維埃的代表團——其中包括格倫貝格(Josif Goldemberg)和斯米爾諾夫(Aleksandr Smirnov——抵達都靈。這次行程獲得意大利政府的允許,因為他們希望俄國新政府會參與反對德國的戰爭。意大利社會主義者與俄國代表會面後,對於在俄國蘇維埃之中仍然盛行的想法表示困惑,811《人民呼聲報》的編輯質疑道:

當我們聽到俄國蘇維埃代表團說到為了革命的名義而要繼續戰爭時,我們急切地問,這不啻意味著接受或甚至希望繼續戰爭以保障俄羅斯資本家至高無上的利益來反對無產階級的挺進嗎?

儘管如此,蘇維埃代表團的訪問是一個借助宣傳俄國革命而在意大利也進行革命鼓動的機會,意大利社會主義者抓住了這個時機。代表團到過羅馬、佛羅倫薩、博洛尼亞和米蘭後,回到了都靈。自從大戰爆發以來,這城市首次有公開遊行,有4萬多群眾參與歡迎俄國革命的誕生,他們齊集在「人民之家」Casa del Popolo譯按:當時意大利社會黨的總部)所在地。在「人民之家」大樓的陽台上,當時意大利社會黨內最高綱領一派的領導人塞拉蒂(Giacinto Menotti Serrati),是對這場戰爭的堅定反對者,他翻譯了格倫貝格的講話。當代表團發言時,塞拉蒂一邊便說俄羅斯人希望立即終止戰爭,最後高喊「意大利革命萬歲!」來總結他的「翻譯」,群眾隨即喊起「俄國革命萬歲!列寧萬歲!」作為回應。

葛蘭西在《人民呼聲報》,熱情地報導了這個歡迎俄國革命代表團的集會。他認為這場集會是一個「無產階級和社會主義力量與革命俄國團結一起的真實的壯麗場面」。數日之後,這個場面再次出現在都靈的街頭。

822早上,由於戰爭引起的長期糧食供應的危機,都靈已沒有更多的麵包供應。在這個城市的工廠,工人們開始停工。下午5點,幾乎所有的工廠都停工了,群眾開始在市內遊行,搶奪麵包店和大型零售商店。這場沒有任何人號召的自發起義,席捲整個城市。即使麵包供應恢復亦沒法停止這場運動,它很快具有政治性質(譯按:反戰的性質)。

翌日下午,城市的控制權已被轉至軍隊手上,軍隊接管了都靈市中心。搶奪和在市郊築起街壘繼續發生。在社會黨的據點波哥聖保羅(Borgo San Paolo)地區,示威者掠奪和放火燒燬聖柏納迪諾(San Bernardino)教堂(譯按:因為教堂的神甫一般囤積不少糧食)。警察向人群開槍。824衝突加劇。早上,示威者嘗試進入市中心但不成功。數小時後,他們面對軍隊的機關槍和裝甲車的開火。最後,一連串的破壞造成24人死亡和超過1500人被投進監獄。罷工在翌日早上繼續,但街壘已被清除。20多名社會黨領導被拘捕。自發性的起義結束。

《人民呼聲報》在這段日子沒有發行。91,報章在葛蘭西的領導下恢復運,他代替了被捕的社會主義者領導朱迪斯(Maria Giudice)。國家新聞審查不容許任何提及起義的報導。葛蘭西借此機會簡要提及列寧:「克倫斯基代表在歷史上的注定失敗,但列寧確實是代表社會主義的生成,我們全心全意地與他一起。」這是意有所指俄國7月份發生的事件,布爾什維克黨人被政治迫害,列寧被迫到芬蘭避難。

數日之後,915,當科爾尼洛夫(Lavr Kornilov)將軍率領部隊前往彼得格勒鎮壓革命以恢復秩序時,葛蘭西再次提到「革命是憑著良心行事」。929,列寧再被視為「良心的鼓動者,沈睡靈魂的警醒之鐘」。在意大利收到有關俄國的訊息仍然不可靠,且經過在《前進報》「小輩」翻譯的過濾(譯按:選取對克倫斯基臨時政府有利的報導)。雖然如此,葛蘭西還是認為社會革命黨的切爾諾夫(Viktor Chernov)(譯按:俄國社會革命黨的理論家,克倫斯基臨時政府的農業部長,最後墮落成為反布爾什維克分子,葛蘭西當時對他存有幻想)是「一個有具體行動綱領的人,其綱領是一個完全社會主義的、不承認階級合作的綱領,因為它顛覆了資產階級私有財產的原則而不為資產階級所接受,它最終是社會革命的開始。」

同時,意大利的政治危機持續。1112,意大利軍隊在卡波雷托之役(Battle of Caporetto)被擊敗後(譯按:意大利軍隊被德奧聯軍打敗),由圖拉蒂(Filippo Turati)和特雷維斯(Claudio Treves)所領導的社會黨議會內的派系,採取了公開的民族主義立場而主張保衛「國家」,遠離此前所持的「中立主義」立場。圖拉蒂和特雷維斯在《社會批判報》(Critica Sociale)(譯按:意大利親社會黨的報紙)發表文章,認為無產階級在國家處於危險的時候必須作出保衛。

另一方面,在社會黨內不妥協的革命派,面對新的形勢亦自我組織起來。在11月,該派領導人在佛羅倫薩召開了一次秘密會議,討論「我們黨的未來方向」。葛蘭西在都靈的黨支部開始發揮了重要的角色,他作為代表參與了會議。在會議中,他與波爾迪加(Amadeo Bordiga)立場一致,認為需要採取更為進擊的行動,而塞拉蒂和其他人則維持既有的中立主義策略。會議結束時,重申了革命國際主義和反對戰爭的原則,但對於該怎麼辦沒有作出任何實際指導。

葛蘭西將8月都靈的事件放在俄國革命的脈絡下作出詮釋,他在會議結束後返回都靈,相信這個時刻是要採取行動了。他受到這種樂觀情緒和在俄國的布爾什維克奪得權力的鼓舞,在12寫了《反對〈資本論〉的革命》(La rivoluzione contro ‘Il Capitale’)的文章,他在其中宣告:「布爾什維克革命無疑是俄國人民的總的革命的延續。」

為了防止革命停滯不前,列寧的一派上台後建立起「他們的專政」,以闡述「革命最終須符合社會主義的形式,以便和諧地繼續發展」。在1917年,葛蘭西對俄國革命者之間的所有政治分歧欠缺一個清晰的分析。此外,他的社會主義革命的思想核心是個一般的假設:一個連續的運動,「沒有暴力的衝突」。

布爾什維克的革命以其深刻的和難以抗拒的文化力量,「包含意識形態的意義多於事件的意義」。據此原因,革命不能被解讀為就「在馬克思的文本中」。葛蘭西繼續說,在俄國的情況,《資本論》是「資產階級而不是工人階級的書」。葛蘭西這個說法從《資本論》1867年第一版序言作出引申,馬克思認為在資本主義發展更大的國家,顯示出不發達的國家不能跳過「自然階段」的發展。

孟什維克正是在這個文本的基礎上,構述了對俄國社會發展的解讀,斷定需要一個資產階級的形成,和在社會主義成為可能之前構築一個充分發展的工業社會。但根據葛蘭西,在列寧領導下的革命者,嚴格來說「不是馬克思主義者」,他們沒有拒絕馬克思的「內在思想」,但他們「放棄《資本論》的某些說法」,拒絕視它為「一個外在的充滿教條和不容爭議的說法的學說」。

根據葛蘭西,馬克思在《資本論》裡所揭示的對資本主義發展的預測會是正確的——即在正常發展的情況下,通過「漫長的一系列階級經驗」而形成了「人民的集體意志」。但是,戰爭以難以預計的方式加速了這種時間性,俄國工人在三年內經歷了這種激烈的衝擊,「饑荒迫在眉睫、饑餓和由饑餓造成的死亡可能降臨每一個人身上。可以一舉毀滅數千萬人。人民的意志開始的一致是機械的,但在第一次革命以後,便主動地和自覺地一致起來」。

這個人民的集體意志要由社會主義宣傳推動的。在一個特殊情況下,容許俄國工人在一瞬之間活在無產階級的全部歷史之中。工人認識到先輩們的努力,從「奴役的枷鎖」之中解放自己,迅速發展出「新意識」,成為「見證未來世界的現在」。此外,這種意識是在國際資本主義如英國等國家充分發展之基礎上而來的,但俄國無產階級可以迅速達到一個集體主義必要條件的經濟成熟水平。

1917年,儘管對於布爾什維克思想的了解仍然甚差,但《人民呼聲報》的年輕編輯自然地傾向接近托洛茨基的不斷革命論的範式。葛蘭西看到列寧和布爾什維克黨人體現了一個恢復不間斷革命的綱領。一個他同樣想在意大利實現的革命。

20年後,葛蘭西作為一名囚徒死於意大利的法西斯主義之手。這樣粗略地回顧葛蘭西的一生,他的悲劇命運或會引致我們認為這會令他質疑基於十月革命而看到的巨大希望;或甚至在他的《獄中札記》中會有找尋運用一種反對資本主義的更溫和或改變鬥爭形式的「新方式」。

蘭西從沒有放棄俄國革命的理想。他在監獄所寫的著作中,提出了強制力量和共識並不是各自獨立分離的,而國家被構想為是各種強制力量交織的過程的歷史結果,這種過程很少為受宰制的群體創造條件。他寫道需要在生活各個層面進行鬥爭,以及會遇到與霸權妥協和墮入政治「演化論」(譯按:即改良主義)的風險。他強調知識分子(幾乎總是有害的)對普羅民眾生活中的作用,和提出了作為一個整全世界觀的馬克思主義的重要性——一種實踐的哲學。

葛蘭西在被囚歲月直到19374月逝世,他從未表示會放棄將俄國革命作為工人階級解放自身的綱領性和歷史性的參照,而他對俄國革命的理想常存於心,至死不渝。

2017年9月22日

馬克思的傑作一如既往具有現實意義

柯林尼可斯(Alex Callinicos 宋治德

譯按:出處為英國社會主義工人黨(Socialist Workers Party)報章《社會主義工人》(Socialist Workers)網頁,於2017919上載之文章



1867914,馬克思的《資本論》第一卷在德國漢堡出版。馬克思在親自向出版商交付手稿後告訴友人:「這無疑是向資產者(包括土地所有者在內)腦袋發射的最厲害的炮彈。」(譯按:〈馬克思致約翰‧菲力浦‧貝克爾1867417),中文《馬恩全集》第一版,31卷下,第542543頁,人民出版社。

主流意見——例如在斯伯柏(Jonathan Sperber)和琼斯(Gareth Stedman Jones)近期出版的有關馬克思的傳記中——一以貫之地將《資本論》說成完全失敗的作品。他們描述《資本論》為一個當它出版時已是過時的著作,對身處21世紀的我們確實沒有什麼有意義的內容。

這無法解釋為何人們今天對《資本論》的興趣日益增加。世界各地都有紀念《資本論》出版150週年的會議。我上個月在巴西出席了一個會議,本週還參加了由倫敦國王學院主辦的另一個會議。另一位參與者(譯按:指倫敦國王學院的會議)哈維(David Harvey)在Youtube視頻上的《資本論》講演的成功,正好顯示當代對了解馬克思的資本主義批判的興趣。

崩盤

竟,914不僅僅是《資本論》第一卷首次出版的日子,也是北岩銀行(Northern Rock)擠兌事件十週年的日子,當時存款人在北岩的各分行外排隊等候提走存款。這是自馬克思時代1866年奧偉蘭德格尼公司(Overend, Gurney & Co)銀行的崩盤以來,英國的銀行首次出現擠兌事件。

北岩銀行的擠兌,發生在全球的經濟和金融危機爆發的時刻,是明擺著的事實。我們仍然生活在這場危機的餘波之中。在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和英國央行等的中央銀行之中,資本主義的週期危機所產生的混亂,顯而易見。他們對於是否要冒險將利率從在危機時期下跌到的最低水平向上調升,猶豫不決。

《資本論》——不只是第一卷,包括在馬克思去世後由恩格斯所編輯的第二卷和第三卷——使人們能夠克服這種混亂。第一卷尤其是馬克思的傑作,但他是在恩格斯的不斷催促下,艱難地——正如他告訴恩格斯——完成了「一個藝術的整體」。(譯按:〈馬克思致恩格斯1865731),中文《馬恩全集》第一版,31卷上,第135頁,人民出版社。

《資本論》部份章節是難讀的,尤其是第章,恩格斯曾敦勸馬克思重寫以讓人們更易明白。但在優秀的評論員——不只是哈維,還有庫納拉(Joseph Choonara)卓越的《馬克思〈資本論〉的讀本指南》(A Reader's Guide to Marx's Capital——幫助下,你會找到自己進入《資本論》體系的方式。

獨創性

英國早期評論家道森(W.H. Dawson所寫的——正如霍布斯鮑姆(或譯霍布斯邦)(Eric Hobsbawm)指出,他在當代擁護資本主義的評論家之中有著非常不同的口吻——仍然是真確的,「不管如何看待這個學說,沒有人會膽敢質疑大師的獨創性、難得的頭腦、精密的論證和再加上在(《資本論》)書頁中所展示的銳利論辯。」

而且,馬克思並不是在一個舒服的學術研究環境和坐在教授椅子上寫成此書。在整個18501860年代,當他進行他主要的經濟學研究時,馬克思的家庭——有時不顧一切和絕望地——要與貧窮作鬥爭。

此外,馬克思寫作《資本論》第一卷時,他正從事發揮他最有影響力的政治工作。在18641872年期間,他是國際工人協會(或稱第一國際)主要領導人之一。他引領第一國際在美國南北戰爭中支持反對蓄奴的北方、支持愛爾蘭獨立的運動和1871年的巴黎公社。

這本書本身就是反映了工人的鬥爭。馬克思在一封給恩格斯的信中解釋說,他寫了《資本論》現在的第十章「工作日」(譯按:中譯本編為第八章),但感到身體抱恙和「真正理論部分的無法推進」(譯按:〈馬克思致恩格斯1866210日),中文《馬恩全集》第一版,31卷上,第177頁,人民出版社。)。這是一幅對維多利亞時代資本家無情的剝削方法的令人吃驚和仍然觸動人心的描繪;還有工人的集體抵抗,以迫使資本家讓步和贏得對工作日作出限制的立法保障。

你不必捨近求遠地找尋為什麼《資本論》仍然是一本有生命力的著作的答案。它所說的就是針對我們身處的世界,那裡有麥當勞工人反對剝削的抗爭(譯按:最近英國麥當勞工人要求增加工資和改善勞動條件,發起首次的罷工),有工人反對薪資限制和一幫老闆的抗爭。只要資本主義存活下去,《資本論》亦將會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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